阿霉素是一种有效的蒽环类化疗药物，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恶性肿瘤的单独或联合化疗。但阿霉素所造成的心脏毒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尽管有大量的研究投入，目前仍未找到合适的靶点能够在保障化疗效果的同时降低阿霉素所致心肌损伤。近年来研究发现非编码RNA与阿霉素心脏毒性有关，进一步阐释两者的相互关系或将为阿霉素所致心脏毒性的诊断、预防及治疗提供新思路。

目的:探索真实世界中应用蒽环类药物（AC）的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选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所有应用过AC的淋巴瘤、白血病患者共408例。依据患者是否发生心血管事件将其分为心血管事件组（74例）和非心血管事件组（334例）。主要终点事件是患者在应用AC后出现的心血管事件（包括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等）；次要终点事件是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因心血管事件停止化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时间。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08例患者，年龄（55.6±14.9）岁，其中男性227例（55.6%）。中位随访时间为45个月，随访期间74例（18.1%）出现了心血管事件，为心血管事件组，余334例为非心血管事件组。心血管事件组中心力衰竭45例（38例为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30例、急性心肌梗死4例、心肌炎/心包炎2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程≥10年（ OR=2.328，95% CI 1.055~5.134， P=0.036）、年龄（ OR=1.024，95% CI 1.003~1.045， P=0.027）是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心血管事件组的全因死亡率高于非心血管事件组（47.3%比26.6%， P=0.001）。心血管事件组中有9例（12.2%）因心血管事件停止化疗，7例（9.5%）因心血管事件死亡。 结论:尽管淋巴瘤、白血病患者应用AC后发生的心血管事件以心力衰竭为主，但心律失常等事件亦不少见；出现心血管事件可增加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年龄、长期高血压是淋巴瘤、白血病患者应用AC后出现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吉西他滨联合奈达铂(GN方案)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择既往接受过蒽环类和(或)紫杉类药物辅助或新辅助治疗的HER-2阴性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45例，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GN方案治疗。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进行疗效评价，根据通用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进行不良反应的评估和监测。随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45例患者接受中位4个周期的治疗，其中1例完全缓解，21例部分缓解，客观缓解率为48.9%(95% CI: 33.7%～64.1%)。10例(22.2%)患者出现3～4级白细胞减少，13例(28.9%)出现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8例(17.8%)出现3～4级血小板减少。3～4级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发生率为4.4%(2/45)。45例患者中，34例死亡，中位PFS为5.1个月(95% CI: 3.9～6.1个月)，中位OS为17.6个月(95% CI: 13.1～20.9个月)。 结论:对于既往接受过蒽环类和(或)紫杉类药物治疗的HER-2阴性复发转移性晚期乳腺癌患者，GN方案是一种有效且耐受性较好的化疗方案。

目的:探讨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ΔBMI）对左心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就诊的17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心脏彩色超声检查结果。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患者化疗后发生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计算ΔBM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测量ΔBMI的截断值并得出诊断精度。结果:与化疗前比较，化疗后的BMI、左室舒张末期容量（EDV）、左室收缩末期容量（ESV）、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S）的均值均升高，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降低，其中BMI化疗前后[（22.30±1.88）kg/m 2比（23.59±2.32）kg/m 2]及LVEF化疗前后[（63.69±4.69）%比（59.08±4.2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40、4.98，均 P<0.05）。ΔBMI范围为0~41.3%，LVEF的变化（ΔLVEF）范围为0~15.9%。ΔLVEF与ΔBMI存在显著相关性（ r=0.709， P<0.001）。心脏毒性发生率为21.2%（36/17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 OR=1.639，95% CI 1.263~2.127， P=0.000）与ΔBMI（ OR=1.147，95% CI 1.071~1.228， P=0.000）是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心脏毒性情况，计算ΔBMI与BMI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7和0.687。当ΔBMI值为4.28%时，Youden指数最大为0.399，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649。 结论:对于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ΔBMI可作为预测心脏毒性的有效指标，当ΔBMI超过4.28%时，患者发生心脏毒性风险高。

目的:了解中国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现状，为未来乳腺癌的诊疗规范改进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8年7月到2018年9月对110家乳腺癌年手术量超过200例的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新辅助治疗患者的肿瘤分期和分子分型、治疗方案、疗效评估及相关手术操作的开展等。结果:110家医院均已开展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2017年共行新辅助治疗14 550例，占手术治疗乳腺癌患者的17.0%。行新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中Ⅱ期患者占比<30%的医院有81家；Ⅲ期患者占比>50%的医院有84家。新辅助治疗患者中，雌激素受体(E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3 550例(24.4%)，HER-2阳性6 024例(41.4%)，三阴性4 991例(34.3%)。影响新辅助治疗开展的主要原因是"患者对延迟手术存在顾虑"和"患者通过新辅助治疗后的保乳意愿不强"。53.6%的医院最常用的新辅助治疗方案为蒽环类药物续贯紫杉类药物，42.7%的医院首选蒽环类药物联合紫杉类药物。对于HER-2阳性患者，80.9%的医院会推荐含靶向治疗的新辅助治疗方案。37.3%的医院将MRI用于新辅助治疗疗效评估的使用率在20%以下，而42.7%的医院在50%以上。将反复划线、纹身及金属夹植入分别作为新辅助治疗患者肿瘤原发灶及淋巴结首选标记方法的医院分别占60.0%、29.1%和10.9%。87.3%的医院新辅助治疗后患者保乳率低于20%。结论: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已在中国大部分医院开展，然而新辅助治疗在可手术乳腺癌中的占比仍然偏低。乳腺癌通过新辅助治疗以完成手术降阶梯的观念未得到广泛推广，新辅助治疗疗效评价手段有待进一步规范。

目的:观察白藜芦醇通过Wnt信号通路对乳腺癌他莫昔芬疗效的影响。方法:使用含有二甲基苯蒽的芝麻油成功构建60只SD乳腺癌大鼠模型(所有大鼠均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随机数字表法分为6组，每组各10只。A组为溶栓剂对照组，给予10 mg/kg二甲基亚砜；B组为白藜芦醇组，给予10 mg/kg白藜芦醇；C组为他莫昔芬组，给予0.1 ml的5 mg/ml他莫昔芬；D组为联合用药组，给予10 mg/kg白藜芦醇联合0.1 ml的5 mg/ml他莫昔芬；E组为Wn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给予10 mg/kg白藜芦醇、0.1 ml的5 mg/ml他莫昔芬联合15 mg/kg的端锚聚合酶抑制剂(IWR)腹腔注射；F组为Wnt信号通路激动剂组，给予10 mg/kg白藜芦醇、0.1 ml的5 mg/ml他莫昔芬联合2 mg/kg氯化锂。对各组大鼠进行28 d的观察，比较不同时刻各组大鼠的肿瘤体积、造模后第28天各组大鼠的肿瘤细胞凋亡率及Wnt通路相关蛋白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成功造模后对各组大鼠进行4周观察，无1例死亡。造模后第14、21、28天时各组大鼠的肿瘤体积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389、5.182、7.276， P<0.05)；E组大鼠的肿瘤体积最小，A组大鼠的肿瘤体积最大，其中D组和E组大鼠造模后第14、21、28天时的肿瘤体积均小于C组，且E组小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427、6.791、7.921， P<0.05)；且F组大鼠造模后第14、21、28天时的肿瘤体积均大于E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182、8.531、8.676， P<0.05)。各组大鼠的标本中均存在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阳性细胞，细胞核表现为深浅不同的棕黄色，且分布不均。A组[(1.32±0.16)%]和B组[(2.24±0.41)%]仅能够观察到少数散落的凋亡肿瘤细胞，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759， P>0.05)；C组[(19.09±4.53)%]和F组的肿瘤细胞凋亡率[(21.42±3.68)%]高于A组和B组( F＝7.743、5.536， 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2.987、2.051， P>0.05)；D组[(27.93±6.69)%]和E组的肿瘤细胞凋亡率[(39.69±6.89)%]明显高于其余4组，且E组高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883、7.037， P<0.05)。A组大鼠的β-连环蛋白(1.25±0.14)、Wnt2水平(1.10±0.30)均高于其他各组，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0.20±0.05)、磷酸化GSK3β(p-GSK3β，0.25±0.07)、Lef1水平(0.17±0.03)均低于其他各组；E组大鼠的β-连环蛋白(0.40±0.06)、Wnt2水平(0.30±0.11)均低于其他各组，GSK3β(0.89±0.04)、p-GSK3β(0.97±0.06)、Lef1水平(0.82±0.06)均高于其他各组；且E组大鼠的β-连环蛋白、Wnt2水平均低于D组和F组，且D组低于F组，GSK3β、p-GSK3β、Lef1水平均高于D组和F组，且D组高于F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627， P<0.05)。 结论:白藜芦醇可降低β-连环蛋白、Wnt2的表达，提升GSK3β、p-GSK3β、Lef1的表达，抑制Wnt信号通路，提高他莫昔芬的抗肿瘤效果。

目的:探索培门冬酶/左旋门冬酰胺酶治疗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L）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4年3月至2021年4月在淮海淋巴瘤协作组11所医疗中心确诊的656例ENKTL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按照7∶3随机分为训练集（460例）和验证集（196例）两个队列，分析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建立预后评分系统，比较不同模型的预测性能。结果: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6（34，57）岁，男456例（69.5%），鼻部受累561例（85.5%）。203例（30.9%）患者采用了以左旋门冬酰胺酶联合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接受P-GEMOX（培门冬酶+吉西他滨+奥沙利铂）方案治疗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优于接受SMILE（甲氨蝶呤+地塞米松+异环磷酰胺+左旋门冬酰胺酶+依托泊苷）方案的患者（85.9%对63.8%， P＝0.00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CA分期、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况（ECOG PS）评分、HGB、EB病毒DNA是ENKTL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P值均<0.05）。基于本研究筛选出的预后因素的预测性能优于国际预后指数、韩国预后指数和自然杀伤淋巴瘤预后指数。 结论:性别、CA分期、ECOG PS评分、HGB和EB病毒DNA是接受培门冬酶/左旋门冬酰胺酶治疗的ENKTL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UPLC-Q-Orbitrap HRMS)技术对防风通圣丸的主要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分析。方法:采用Agilent InfinityLab Poroshell 120 C18色谱柱(150 mm×3.0 mm，2.7 μm)，以0.1%甲酸-乙腈为流动相，梯度洗脱。质谱采用电喷雾离子源的正、负离子交替扫描模式、全扫描及自动触发二级质谱扫描功能(Full MS/dd-MS 2)，进行数据采集。通过精确相对分子质量及二级碎片离子信息，与对照品的保留时间、mzVault 2.0质谱数据库及相关文献报道进行比对，鉴定防风通圣丸的主要化学成分。 结果:共鉴定出82种化学成分，包括黄酮类33个、色原酮类13个、三萜皂苷类8个、香豆素类6个、环稀醚萜类5个、苯肽类4个、萜类4个、酚酸类3个、木脂素类3个、蒽醌类2个、生物碱类1个。结论:UPLC-Q-Orbitrap HRMS技术可快速、准确地识别防风通圣丸中主要化学成分，为其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及质量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的:观察乳腺癌患者使用蒽环类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校正QT间期（QTc）延长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乳腺科接受4个周期蒽环类药物治疗的279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治疗前心电图均为窦性心律且QTc<440 ms，收集治疗后心电图发现最常见的心电图异常为QTc的变化。将QTc≥440 ms判定为延长，其中78例QTc延长（QTc延长组），201例无QTc延长（QTc未延长组）。对两组间的临床资料，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QTc延长的影响因素，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计算QTc延长发生率。根据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心脏毒性症状和心电图结果评估心脏毒性。结果:治疗后发生常见的心电图异常为78例（28.0%）QTc延长，22例（7.9%）ST-T改变，18例（6.5%）窦性心动过缓等。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QTc延长组和QTc未延长组间使用蒽环类药物治疗（表柔比星48与73例，吡柔比星10与33例，多柔比星4与12例，多柔比星脂质体16与83例），使用右雷佐生治疗（4与31例），伴有冠心病（4与2例）、超重/肥胖（42与80例）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5.54， P<0.01；χ 2=5.43， P=0.02；χ 2=4.56， P=0.03；χ 2=4.51， P=0.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不同种类的蒽环类药物（ OR=1.42，95 %CI：1.37~1.48， P=0.02）和超重/肥胖（ OR=1.23，95 %CI：1.16~1.30， P=0.04）与QTc延长发生率呈正相关。蒽环类药物中致QTc延长发生率多柔比星脂质体治疗者最低，为16.2%（16/99），表柔比星治疗者最高，为39.7%（48/121）。预防使用右雷佐生治疗者QTc延长发生率降为11.4%（4/35）。乳腺癌伴有冠心病或超重/肥胖导致QTc延长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6和34.4%（42/122）。治疗期间均未出现胸痛、心悸、气短等心脏毒性症状，心电图未记录到室性心动过速、室性纤维颤动等致命性心律失常。 结论: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虽然QTc延长的发生率较高，但近期未出现致命性心律失常等严重心脏毒性。乳腺癌患者合并冠心病或超重/肥胖更容易出现QTc延长。预防使用右雷佐生或选择蒽环类药物中的多柔比星脂质体可降低QTc延长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