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可激活抗肿瘤相关免疫,但同时还可引起非特异性的免疫激活,导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发生.认为ICIs生理情况下可归属于中医学补益剂,发挥温阳益气之效,但免疫应答过激时,ICIs则演变成病理之壮火,对机体具有破坏性.结合免疫治疗不同时期和症状发作程度,将irAEs分为症状发作期(壮火食气耗精)和治疗间歇期(伏火散气势危)两阶段,其中阳动为实火致皮肤、口腔黏膜毒性,气郁化火致胃肠毒性,气闭生火致心脏毒性,气阴两虚致火表现为ICIs相关糖尿病.提出"气火并治"为治疗irAEs的总原则,发作期泻火降气祛药毒以除实火,升阳散火透药毒使火郁发之,通阳行气截药毒使火闭可畅,培气清火制药毒以散虚火,从而达到清壮火、解药毒、缓急症之效;间歇期力图微微生火以温阳气、阻伏火、防复燃,最终通过恢复人体生理之"气"与"阳"的平衡以防治irAEs,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

虫螨腈作为一种日益广泛应用的新合成农药,使用过程中人体暴露机会逐渐增加,中毒病例日益增多,目前虫螨腈的毒代动力学与毒理学仍未十分明确,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相关研究逐渐开展,动物实验显示了虫螨腈的吸收、分布、排泄、代谢等毒代动力学过程.毒理学研究表明,氧化磷酸化解耦联效应是虫螨腈的基本毒性,人和其他动物虫螨腈中毒可出现神经、心脏、骨骼肌、基因、生殖与发育、肾脏、脾脏、血液系统等相关毒性.现结合既往动物实验、人源细胞系实验、临床病例、人类尸检等资料,对虫螨腈的毒代动力学与毒理学相关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强化临床对虫螨腈中毒的关注,并为虫螨腈中毒的救治提供参考.

阿霉素是一种有效的蒽环类化疗药物，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恶性肿瘤的单独或联合化疗。但阿霉素所造成的心脏毒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尽管有大量的研究投入，目前仍未找到合适的靶点能够在保障化疗效果的同时降低阿霉素所致心肌损伤。近年来研究发现非编码RNA与阿霉素心脏毒性有关，进一步阐释两者的相互关系或将为阿霉素所致心脏毒性的诊断、预防及治疗提供新思路。

目的:探索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早期诊断淋巴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TACT)的价值及分析不同评估标准的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1月至20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淋巴瘤患者，患者接受淋巴瘤标准化疗方案治疗。通过视觉法及半定量法[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分析治疗前后心肌摄取 18F-FDG情况，计算治疗后与治疗前SUV max-心差值(ΔSUV max-心)、%ΔSUV max-心，以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左侧臀肌)比值。以心电图(ECG)出现异常(早期TACT)为终点，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影像不同评估标准的最佳阈值，分析诊断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及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274例入组淋巴瘤患者的男女比为1.85∶1，中位年龄36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占78.1%(214/274)。治疗后，55.1%(151/274)的患者心肌为高摄取(高于肝摄取)，20.4%(56/274)为中度摄取(介于心血池摄取与肝摄取之间)，24.5%(67/274)为等摄取(低于心血池摄取)。ECG(+)组( n＝71)与ECG(-)组( n＝203)心肌摄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UV max分别为7.77±4.06和5.91±3.04( t＝4.045， P<0.01)]。ROC曲线示，治疗后SUV max-心、ΔSUV max-心、%ΔSUV max-心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诊断早期TACT的最佳阈值为9.4、4.8、1.4、5.0、2.3及7.0，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3、0.637、0.612、0.655、0.649和0.650。其中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预测早期TACT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性分别为40.85%(29/71)、82.76%(168/203)、45.31%(29/64)、80.00%(168/210)及71.90%(197/274)。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能早期诊断淋巴瘤TACT，若以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7.0为阈值， 18F-FDG PET/CT对早期TACT预测的特异性及阴性预测值均达到80%。

目的:评价BAD(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和BDD(硼替佐米+脂质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对新诊断活动性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诱导化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于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确诊并采用BAD或BDD方案诱导化疗的80例新诊断活动性MM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为49例，女性为31例；中位年龄为57.5岁(51.2～63.8岁)。按照化疗方案不同，将其分为BAD组( n＝47)和BDD组( n＝33)。对患者的随访日期截至2020年3月31日。回顾性分析并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治疗后，2组患者的高质量缓解率和总反应率(ORR)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2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和总体生存(OS)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2组患者的PFS和OS期。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比较2组患者治疗后不同级别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经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205391)，并与所有受试者及家属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 BAD组和BDD组患者年龄，性别、MM类型、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PS)构成比，以及骨髓浆细胞比例等一般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② BAD组MM患者接受诱导化疗的中位疗程数为4个(2～7个)，BDD组为5个(2～8个)，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687， P＝0.492)；2组患者的高质量缓解率[44.7%(21/47)比54.5%(18/33)]、ORR[80.9%(38/47)比87.9%(29/33)]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755、0.704， P＝0.385、0.402)。③中位随访时间24.5个月(6.0～61.0个月)，BAD组患者的中位PFS和OS期分别为32.0个月(95% CI：29.2～34.8个月)和37.0个月(95% CI：24.4～49.6个月)，与BDD组的35.0个月(95% CI：31.2～38.8个月)和51.0个月(95% CI：32.8～69.2个月)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2.617、1.247， P＝0.106、0.264)。④血液学不良反应方面，2组患者所有级别(1～5级)和3～5级白细胞减少(70.2%比60.6%，36.2%比30.0%)，中性粒细胞减少(63.8%比57.6%，23.4%比21.2%)及血小板减少(66.0%比60.6%，40.4%比36.4%)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血液学不良反应方面，与BAD组比较，BDD组患者心脏毒性(所有级别：12.1%比31.9%， χ2＝4.194， P＝0.041；3～ 5级：3.0%比21.3%， χ2＝4.013， P＝0.045)，脱发(所有级别：21.2%比53.2%， χ2＝8.261， P＝0.004; 3～5级：9.1%比34.0%， χ2＝6.665， P＝0.010)，恶心(所有级别：33.3%比57.4%， χ2＝4.520， P＝0.033；3～5级：9.1%比27.7%， χ2＝4.178， P＝0.041)，呕吐(所有级别：18.2%比40.4%， χ2＝4.465， P＝0.035；3～5级：6.1%比23.4%， χ2＝4.285， P＝0.038)发生率均显著降低，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BDD方案诱导化疗新诊断活动性MM患者的总体疗效与BAD方案相当，但是前者非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后者显著降低，可以减轻患者心脏毒性，降低脱发和胃肠道反应的发生风险。BDD方案是BAD方案的良好替代方案，可作为临床上诱导化疗新诊断活动性MM患者的优先选择之一。

目的:探讨化疗前后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左心室标准摄取值(SUV LV)能否用于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化疗后心肌损伤。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22例确诊为NHL并接受含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男13例，女9例，年龄(58±13)岁]资料。患者化疗前后均于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门控心肌灌注显像(GMPI)及全身 18F-FDG PET/CT显像。利用化疗前后GMPI舒张功能减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化疗后心肌损伤，使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及配对 t检验分析比较心肌损伤与未损伤患者化疗前后SUV LV的变化情况，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UV LV能否用于诊断化疗后心肌损伤。 结果:相比于心肌未损伤患者(16例)，心肌损伤患者(6例)化疗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程度较大[ΔLVEF：(-5.8±7.5)%与(2.7±3.8)%； t＝2.657， P<0.05]。心肌损伤患者化疗后SUV LV较化疗前有增高趋势[最大SUV LV(SUV LVmax )：7.5±4.4与2.6±1.0， t＝2.585， P<0.05；平均SUV LV(SUV LVmean): 3.7±2.2与1.6±0.8； t＝2.119, P>0.05]，而心肌未损伤患者化疗前后SUV LV无明显差异(SUV LVmax ：5.7±4.9与5.6±4.8，SUV LVmean ：2.8±2.3与2.8±2.2； t值：0.130、0.069，均 P>0.05)。相比于心肌未损伤患者，心肌损伤患者具有更高的ΔSUV LV( t值：2.494、2.163，均 P<0.05)和更低的化疗前SUV LVmax( t＝2.436， P<0.05)。ROC曲线分析示ΔSUV LVmax及ΔSUV LVmean具有诊断化疗后心肌损伤的价值，ΔSUV LVmax的曲线下面积(AUC)更高，为0.844(95% CI：0.673～1.000)；当界值为1.1时，ΔSUV LVmax诊断心肌损伤的灵敏度为5/9，特异性为13/16。 结论:NHL患者化疗后心肌损伤与更高的ΔSUV LVmax、ΔSUV LVmean和更低的化疗前SUV LVmax相关，ΔSUV LVmax可作为诊断化疗后心肌损伤的指标。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局部麻醉（局麻）药是一类能在用药局部可逆性地阻断感觉神经冲动发生与传导的药品，临床上广泛用于皮肤黏膜麻醉、周围神经阻滞麻醉、脊髓神经麻醉和治疗慢性疼痛等。局麻药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过敏反应、心脏毒性和神经毒性。局麻药的新剂型包括经皮给药剂型和缓控释剂型。经皮给药剂型的优点是实现表面局麻，避免肝脏首过效应，减少注射麻醉对患者局部的损伤和刺激，提高患者的耐受性；缓控释剂型可维持较长效的麻醉效果，避免因局麻药吸收过快产生血药浓度过高，从而减轻药物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ΔBMI）对左心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就诊的17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心脏彩色超声检查结果。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患者化疗后发生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计算ΔBM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测量ΔBMI的截断值并得出诊断精度。结果:与化疗前比较，化疗后的BMI、左室舒张末期容量（EDV）、左室收缩末期容量（ESV）、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S）的均值均升高，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降低，其中BMI化疗前后[（22.30±1.88）kg/m 2比（23.59±2.32）kg/m 2]及LVEF化疗前后[（63.69±4.69）%比（59.08±4.2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40、4.98，均 P<0.05）。ΔBMI范围为0~41.3%，LVEF的变化（ΔLVEF）范围为0~15.9%。ΔLVEF与ΔBMI存在显著相关性（ r=0.709， P<0.001）。心脏毒性发生率为21.2%（36/17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 OR=1.639，95% CI 1.263~2.127， P=0.000）与ΔBMI（ OR=1.147，95% CI 1.071~1.228， P=0.000）是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心脏毒性情况，计算ΔBMI与BMI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7和0.687。当ΔBMI值为4.28%时，Youden指数最大为0.399，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649。 结论:对于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ΔBMI可作为预测心脏毒性的有效指标，当ΔBMI超过4.28%时，患者发生心脏毒性风险高。

不论在新药研发阶段还是药品上市后临床应用阶段，药物安全性问题始终是应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药物研发失败甚至上市后药品退市的主要原因。生理药代动力学（PBPK）模型不仅可以常规预测人体血浆药代动力学，还可以预测药物在不同组织中浓度分布，是预测新药不良反应的重要工具，已逐渐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重视。本文简述了PBPK模型用于预测药物肾脏毒性、心脏毒性、神经毒性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为新药研发中不良反应的早期预测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