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位主动脉弓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变异，通常合并弓上血管异常。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2020年12月收治1例右位主动脉弓合并左侧椎动脉V2段狭窄、右侧颈内动脉颅外段重度狭窄的患者，采用左侧椎动脉V2段支架置入术、右侧颈内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无相关并发症发生。

目的:观察小剂量艾司氯胺酮对髂动脉狭窄老年患者行外周血管介入术时呼吸、循环功能和疼痛的影响，为艾司氯胺酮更加合理安全地应用于老年患者麻醉提供参考。方法: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40例髂动脉狭窄老年患者，择期行球囊经皮血管腔内成型术(PTA)及支架置入术治疗，其中男33例、女7例，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Ⅱ~Ⅲ级，采用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20例，对照组静脉给予2 ml生理盐水，艾司氯胺酮组静脉给予艾司氯胺酮0.25 mg/kg，静脉缓慢给药(1 min内给药完毕)。患者入手术室后，动脉血压、心率趋于稳定时，收集两者的数值作为试验基础值(T0)。外科大夫扩张髂动脉狭窄前5 min，两组按试验要求给予静脉麻醉药。扩张髂动脉狭窄前5 min作为T1、前4 min为T2、前3 min为T3、第25 min为T30，以此类推一共记录25 min的血压、心率数值并分析，分别于患者入手术室后(M1)、给药后5 min(M2)、给药后10 min(M3)抽取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所有患者均在扩张髂动脉时采用口述评分法记录患者的疼痛程度，记录患者从扩张髂动脉开始到手术结束血管活性药物的用量。结果:对照组中，与M1时间点比较，M2时PaO 2升高( P＝0.003)；艾司氯胺酮组中，与M1时间点比较，M2时PaCO 2升高( P＝0.011)。在T4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艾司氯胺酮组收缩压、舒张压升高( t＝2.403、2.119，均 P<0.05)；在T3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艾司氯胺酮组心率升高( t＝0.789， P＝0.007)；与对照组比较，T6~T15时间点艾司氯胺酮组收缩压降低( t＝3.143、2.403、2.272、3.460、2.610、2.568、2.453、2.367、2.282、2.187，均 P<0.05)，T8~T16时间点艾司氯胺酮组舒张压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80、6.602、2.967、3.243、2.641、3.253、3.114、4.521、2.659，均 P<0.05)，T7~T13时间点艾司氯胺酮组心率降低( t＝2.246、3.285、3.207、2.752、2.725、2.713、2.473，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艾司氯胺酮组髂动脉狭窄患者扩张痛的发生程度降低( χ2＝6.140， P＝0.030)。艾司氯胺酮组较对照组盐酸消旋山莨菪碱、去甲肾上腺素、艾司洛尔、尼卡地平用量较低( t＝3.573、7.883、3.889、6.665， P＝0.039、0.001、0.046、0.006)。 结论:小剂量艾司氯胺酮对髂动脉狭窄行PTA老年患者的呼吸抑制轻微、对循环的兴奋作用较低，同时可以减轻老年患者扩血管的刺激痛。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AD）孕妇的治疗及母儿结局。方法:收集2011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1日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治疗方案及母儿结局。结果:（1）临床特点：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的发病年龄为（30±5）岁，发病孕周为孕（31.4±8.0）周；临床表现：主要症状为突发胸背部疼痛或腰背部疼痛；AD分型：Stanford A型8例，B型3例；主动脉宽度为（42±11）mm。诊断方法：均通过经胸壁超声心动图（TTE）、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或增强CT检查明确AD的诊断，其中4例CTA检查、4例TTE检查、3例增强CT检查确诊。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为（15.4±8.7）×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为（13.5±8.5）×10 9/L；中位D-二聚体水平为2.7 mg/L（2.1~9.2 mg/L），中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为12.0 mg/L（5.4~36.1 mg/L）。（2）治疗：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均急诊入院，术前心外科、产科、儿科、麻醉科协作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均行主动脉手术，其中6例终止妊娠与主动脉手术同期进行，且均先行剖宫产术再行主动脉手术；4例终止妊娠与主动脉手术分期进行，其中2例剖宫产术后行主动脉手术、2例主动脉手术后行剖宫产术；1例（孕12 +6周）主动脉手术后当天自然流产。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的终止妊娠孕周为孕（32.9±7.4）周。主动脉手术方式：7例行体外循环下升主动脉置换±主动脉瓣置换±冠状动脉移植（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左右冠状动脉Cabrol分流+全弓置换（或主动脉弓置换）±支架置入术，1例行体外循环下主动脉根部置换术，3例行主动脉腔内隔绝术。（3）母儿结局：11例妊娠合并AD孕妇中，9例（9/11）孕妇存活，2例（2/11）死亡，死亡的2例孕妇发病前均有双下肢缺血表现；9例孕妇分娩后共获新生儿10例（其中1例为双胎），2例分别为孕早期（孕12 +6周）主动脉手术后自然流产、孕中期（孕26 +3周）剖宫取胎术后胎儿死亡。10例新生儿中，3例为足月儿，7例为早产儿；新生儿出生体重为（2 651±784）g；其中6例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出生后随访（5.6±3.6）年，随访期内婴幼儿发育良好。 结论:妊娠合并AD发病凶险，胸背部疼痛为其主要临床表现，尽早识别并选择合适的诊断方法，多学科协作诊治，母儿可获得良好结局。

目的:评估中低温停循环(moderate hypothermia circulatory arrest，MHCA)结合双侧顺行性脑灌注(bilateral selective antegrade cerebral perfusion，bSACP)在全弓替换及支架型人工血管置入术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ype Stanford A aortic dissection，TAAD)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在MHCA(29℃)及bSACP辅助下治疗的15例急性TAAD病例(改良组)，采用同期在MHCA(25℃)及单侧选择性脑灌注(unilateral selective antegrade cerebral perfusion，uSACP)辅助下治疗的26例急性TAAD患者作为对照(传统组)。全组患者均为复杂A型主动脉夹层，平均年龄49岁，男性32例(78%)，高血压病36例(87.8%)。根部操作包括窦部成型13例(31.7%)，升主动脉替换29例(70.7%)，Bentall 12例(29.3%)。弓部操作均为全主动脉弓替换＋支架型人工血管置入术。结果:全组住院死亡2例(4.9%)，脑梗塞3例(7.3%)，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5例(12.2%)，截瘫2例(4.9%)。传统组与改良组上述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2例(7.7%)对0例， P＝0.524]、[3例(11.5%)对0例， P＝0.287]、[4例(15.4%)对1例(6.7%)， P＝0.636]、[1例(3.8%)对1例(6.7%)， P＝1.000]。改良组术后主要不良事件为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及迟发性截瘫各1例。改良组的手术、体外循环、阻断、停循环、顺行性低流量脑灌注、呼吸机辅助、ICU滞留时间及术后48 h引流量均小于传统组。组间新发急性肾衰行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和再次开胸探查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MHCA(29℃)及bSACP辅助下采用全弓替换及支架型人工血管置入术治疗急性TAAD早期结果良好。与传统组相较，改良组的呼吸机辅助、ICU滞留时间及术后48 h引流量显著减少。

目的:对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的临床特征、诊疗经过及预后进行总结分析。方法:患者男，62岁，因“咳嗽伴胸闷1年余，加重2个月”入院，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同种异体左侧单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观察其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以“肺移植”“肺动脉狭窄”“术后并发症”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以“lung transplantation”“Stenosis，Pulmonary Artery”“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为检索词检索PubMed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到2022年12月。结果:2022年1月26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同种异体左侧单肺移植术，分别于术后22 h、2 d撤离体外膜氧合和呼吸机，术后12 d转出重症监护室，脱氧后PaO 2为50 mmHg、PaCO 2为40 mmHg，肺动脉CT血管造影和通气-灌注显像均提示左肺动脉吻合口狭窄。遂行球囊扩张术并肺动脉支架置入术，脱氧查动脉血气示PaO 2为87 mmHg、PaCO 2为42 mmHg。术后122 d康复出院，随访1年，预后良好。另检索出相关文献36篇，入组病例69例，其中男性26例，女性20例，23例未标注性别，中位年龄为53岁（38.5~59.0岁），27.54%（19/69）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46.38%（32/69）进行单肺移植，71.01%（49/69）临床症状为低氧血症，43.48%（30/69）左肺动脉吻合口狭窄，65.22%（45/69）术后晚期诊断，44.93%（31/69）给予介入治疗，21.74%（15/69）死亡。 结论: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以低氧血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可通过肺动脉CT血管造影、经食管心脏超声、肺血管造影等进行诊断，早期诊断能显著降低病死率。介入治疗是肺移植术后重度肺动脉狭窄的有效方法。

目的:观察糖尿病患者膝下流出道动脉病变程度对股腘动脉支架置入术通畅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期间行单侧股腘动脉支架置入术的糖尿病患者127例(127条患肢)，记录动脉硬化危险因素，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CDU)评价股腘动脉及膝下流出道(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病变，依据北美血管外科协会(SVS)标准对膝下流出道病变评分。CDU随访并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的支架通畅率，应用Cox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随访时间1～24个月，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的总体通畅率分别为91.5%、70.9%、45.7%、31.7%。术后流出道评分及分布：1～3分45条，3.5～5分37条，5.5～7分34条，7.5～10分11条，中位数为4分。根据流出道评分将患者分为评分≤4分与>4分两组，两组间通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825， P＝0.001)。Cox回归分析发现，术后高流出道评分是支架通畅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RR＝1.155， P＝0.006，95% CI：1.042～1.281)。 结论:股腘动脉流出道条件差是影响糖尿病患者支架置入术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超声定期随访对评价及预测疗效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半导体激光原位开窗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血管外科2016年6月至2020年1月应用半导体激光原位开窗治疗的68例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男45例，女23例，年龄（52±14）岁。评估技术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68例患者技术成功率为92.6%（63/68），63例患者原位开窗成功并行支架置入，仅有5例因弓型复杂开窗失败，其中3例行烟囱支架置入，2例行人工血管转流。围手术期1例患者因严重肺部感染死亡，4例患者术后出现脑梗死等神经系统症状，其余患者无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CT血管造影随访提示夹层原发破口完全封闭，主体及分支支架通畅，8例（8.8%）出现Ⅰ型内漏，5例行弹簧圈栓塞后内漏消失，3例随访观察。结论:半导体激光原位开窗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可行的、有效的及安全的方法。

目的:对比药物球囊（DCB）与药物洗脱支架（DES）在接受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入选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急诊PCI的AMI患者380?例，其中接受DCB治疗者180?例（DCB组），置入DES者200?例（DE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主要指标包括院内及出院后3?个月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即由心原性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靶血管血运重建（TVR）及支架内血栓形成构成的复合指标。次要指标包括：（1）PCI治疗前后梗死相关血管的TIMI血流分级及其心肌灌注（TMP）分级；（2）PCI治疗后0.5~2 h内心电图ST段回落程度，即ST段回落率（取ST段抬高最显著的导联，计算在治疗后ST段下降的比率；或ST段压低最显著的导联，在治疗后ST段恢复的比率），将ST段回落率<50%定义为ST段回落不良；（3）术中冠状动脉夹层的发生情况；（4）心肌酶升高峰值；（5）院内及出院后3?个月内的出血事件发生率。基于倾向性评分逆概率加权法（IPTW），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两种介入治疗方法对MACE发生的影响。结果: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冠心病危险因素、心肌梗死类型与部位、靶血管及介入治疗手术资料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DCB组分叉病变的比率明显高于DES组（ P<0.05）；DCB组的球囊直径较DES组的支架直径小，而长度更长（ P均<0.05）。两组住院期间各死亡1?例；与DES组比较，DCB组住院期间心肌梗死发生率［2.8%（5/180）比0.5%（1/200）， P=0.10］和TVR比率［2.8%（5/180）比0.5%（1/200）， P=0.10］更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大多与迟发夹层相关；两组住院期间MACE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3%（6/180）与1.0%（2/200）， P=0.15］。出院后3?个月内，两组均未发生MACE。两组患者的术后TIMI血流分级、TMP分级、心电图ST段回落不良率及心肌酶峰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DCB组的术中冠状动脉夹层发生率高于DES组［8.3%（15/180）比3.0%（6/200）， P=0.02］，但是多为B型以下夹层，无需特殊处理。两组的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1）。采用倾向性评分控制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接受急诊PCI的AMI患者，采用DES及DCB治疗，院内发生MACE的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DCB为对照， OR=0.35，95 %CI0.08~1.43， P=0.13）。 结论:对于接受急诊PCI治疗的AMI患者，使用DCB与DES同样安全、有效。使用DCB治疗者的术中冠状动脉夹层发生率高于DES，但多为B型以下。另外，因迟发性冠状动脉夹层致使DCB的在院心肌梗死发生率偏高，须密切关注与高度警惕DCB后的迟发冠状动脉夹层问题。

目的:探讨影响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治疗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及临床效果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2月—2021年1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35例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其分为保守组( n＝24)和手术组(腔内支架组+开放手术组， n＝11)。其中保守组患者采用药物治疗，腔内支架组( n＝10)患者采用腔内支架置入治疗，开放手术组(n＝1)患者行肠系膜上动脉内膜剥脱术+成形术+回肠切除术治疗。分析保守组和手术组患者入院时的白细胞计数、腹痛时间以及YOO分型、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夹角、住院时间。所有患者随访24个月以上，随访结束时对两组间的肠系膜上动脉的血管重塑率进行分析。此外，对肠系膜上动脉腔内支架的一期通畅率及二期通畅率进行研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 M( 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手术组患者YOO分型中的IVS型显著多于保守组；而入院时白细胞计数、腹痛时间以及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夹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保守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要显著短于手术组。腔内支架组患者均无肠坏死发生。随访24个月，手术组患者的肠系膜上动脉血管重塑率高于保守组；腔内支架组患者的一期通畅率为87.5%，二期通畅率为100%。1例保守组患者随访12个月出现了肠系膜上动脉夹层动脉瘤，转行腔内治疗。 结论:临床上大部分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患者经保守治疗可以治愈，但对于腹痛持续加重同时YOO分型为IVS型患者，如果不伴有腹膜炎的严重表现，建议尽早行腔内支架置入开通血运，同时，肠系膜上动脉支架具有较理想的远期通畅率及血管重塑率。

61岁男患者，反复大咯血2周。曾行覆膜支架置入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心脏大血管CTA提示：覆膜支架近端主动脉弓周围血肿形成，气管受压，纵隔积气。超声心动图提示主动脉弓下囊实性包块大小约48 mm×52 mm；心包大量积液。通过正中切口，体外循环下行覆膜支架取出＋纵隔血肿清除＋全弓置换＋支架象鼻手术。术后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经治疗后各项指标恢复良好，康复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