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T2DR)住院患者的诊治特点.方法 使用电子病历系统检索2010年1月-2016年4月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T2DR患者相关临床信息,统计其一般人口学资料、合并症、生化指标、中西医治疗方案及专科检查情况,分析T2DR住院患者的诊治特点.结果 T2DR患者中糖尿病肾脏病(DKD)发生率最高(46.7％),合并疾病中高血压发生率最高(62.8％);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合并T2DR患者中DKD、糖尿病足、高血压及高脂血症的发生率较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显著升高(P＜0.05).PDR患者三酰甘油(TG)、血清尿酸(SUA)、尿总蛋白定量及尿白蛋白/肌酐水平均显著高于NPDR患者(P＜0.001);PDR患者胰岛素类似物、钙通道阻滞剂(CCB)、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及α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显著高于NPDR(均P＜0.005);PDR患者他汀类药物和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使用率显著高于NPDR(均P＜0.05).PDR患者益气化湿活血通络法使用率高于NPDR患者(P＜0.05),滋阴清热和滋阴活血的使用率低于NPDR患者(均P＜0.05).PDR患者的眼球超声检查率、全视网膜光凝术和玻璃体切除术的使用率均显著高于NPDR(P＜0.001).结论 PDR患者胰岛素类似物、CCB、ARB、α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和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使用率显著高于NPDR;PDR期益气化湿活血通络法的使用率明显高于NPDR.PDR患者应进一步提高眼底造影检查率,更好地评估病情.

我国2型糖尿病所致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约3 108万例，且糖尿病合并CKD已成为我国CKD患者的首位住院病因。早期预防、诊断以及延缓糖尿病肾脏病的进展，对降低心血管事件、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高血糖对肾脏受损的发生和发展较为复杂，其机制包括：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氧化应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和炎症等是重要原因。多年来，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是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重要治疗方式。近期，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SGLT2i)、新型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GLP-1RA)、胰高糖素样肽(glucagon-like peptide, GLP)/抑胃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 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内皮素拮抗剂等药物开创了糖尿病肾病管理的新时代。另外，GLP-1RA也正在继续探索2型糖尿病合并CKD治疗领域，其所进行的FLOW研究于近期由于疗效优异而提前终止。GLP-1RA在糖尿病肾脏病中具有潜在的肾脏保护作用。替西帕肽是GLP-1/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已经在美国和欧洲上市。在SURPASS-4研究的2年随访过程中，替西帕肽组患者eGFR平均降低1.4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较基线无明显改变，甘精胰岛素组患者eGFR下降3.6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持续上升。此外，无论患者是否使用SGLT-2i，替西帕肽均能减少eGFR降低幅度。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多格列艾汀、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细胞凋亡信号调节激酶-1活化剂、晚期糖基化终产物抑制剂、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激活剂等，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积极效应。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目的:探讨腹膜蛋白清除率（peritoneal protein clearance，Pcl）对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心血管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腹透中心规律随访且透析龄>3个月的患者。所有患者随访至死亡、退出腹透、转其他中心或研究终止日期（2018年10月1日）。按Pcl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Pcl组和低Pcl组，比较两组腹透患者相关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Pcl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累积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Pcl对腹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事件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预测作用。结果:本研究共入选271例患者，其中男性135例(49.8%)，年龄（56.92±0.84）岁，中位腹透龄38.77（19.00，63.10）个月，合并糖尿病70例（25.8%），有心血管疾病史81例（29.9%），中位Pcl为67.93（52.31，88.36）ml/d。与低Pcl组（Pcl<67.93 ml/d）相比，高Pcl组（Pcl≥67.93 ml/d）患者年龄、合并心血管疾病比例、体重指数、脉压差、脑钠肽和肌酐的物质转运面积系数（mass transfer area coefficient of creatinine，MTACcr）均较高，血清白蛋白较低（均 P<0.05）。两组患者性别、透析龄、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比例、持续性非卧床腹透比例、超敏C反应蛋白、24 h尿量、24 h超滤量和残余肾功能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白蛋白（ β=-0.388， P<0.001）、体重指数（ β=0.189， P<0.001）和MTACcr（ β=0.247， P<0.001）与lg（Pcl）独立相关。研究期间，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55例，心血管疾病死亡39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Pcl组患者心血管疾病病死率著高于低Pcl组（Log-rank χ2=6.902， P=0.009）。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lg（Pcl）是腹透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 HR=7.654，95% CI 1.676～34.945， P=0.009）。 结论:血清白蛋白、体重指数、MTACcr是腹透患者Pcl的独立相关因素，Pcl可预测腹透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事件。

目的:探讨卡格列净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尿蛋白及相关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使用常规降糖治疗及血管紧张素I转化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剂量稳定至少2个月以上，且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ACR）>30 mg/g；肾小球滤过率（eGFR）≥30 mL·min －1·1.73 m －2、6.5%≤糖化血红蛋白（HbA1c）≤12.0%，均予以卡格列净口服，每次100 mg，每天1次；所有患者接受卡格列净治疗24周。比较患者经卡格列净治疗24周后，ACR、24 h尿蛋白定量（24 h Up）和HbA1c等指标的变化及治疗前后血压、血尿酸、血脂等的变化。 结果:与卡格列净治疗前的24 h尿蛋白（1.01±0.56）g、ACR（667.5±157.2）mg/g、eGFR（62.9±15.0）mL·min －1·1.73 m －2、空腹血糖（10.0±2.3）mmol/L、HbA1c（9.5±1.3）%、收缩压（141.41±5.42）mmHg、尿酸（456.29±26.65）μmol/L相比，经卡格列净治疗24周后的24 h尿蛋白（0.66±0.37）g、ACR（350.3±274.7）mg/g、eGFR（75.2±19.3）mL·min －1·1.73 m －2、空腹血糖（FPG）（8.04±1.71）mmol/L、HbA1c（8.6±1.2）%、收缩压（128.38±5.20）mmHg、尿酸（367.98±46.37）μmol/L，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63、4.25、－2.80、4.10、3.60、5.90、2.70， P=0.000、0.036、0.023、0.016、0.028、0.001、0.042）。 结论:卡格列净除有良好的降血糖效果外，能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尿蛋白及肾功能，同时还具有降血压和降尿酸的作用。

目的: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研究基于"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 %，29.8 %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 %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 %），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 %），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 %）；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 结论: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

目的:探索直接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用于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治疗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3例重型及1例危重型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应用阿利吉仑降血压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4例患者，男2例，女2例，平均年龄78岁（66~87岁），均以呼吸道症状起病，3例经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或抗体检测确诊（重型），1例为临床诊断合并心功能不全（危重型）。既往高血压病诊断明确，2例服用钙离子拮抗剂（CCB），1例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1例服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治疗。入院后停用ACEI或ARB，1例患者因心力衰竭采用阿利吉仑联合利尿剂治疗；3例患者用阿利吉仑联合CCB治疗，其中2例患者治疗1~2周后因血压偏低而停用CCB。在抗病毒、改善氧合的综合治疗基础上服用阿利吉仑降压治疗3~4周，4例患者血压控制满意且无不适主诉，病情好转，均已达到出院标准并已出院。结论:初步临床结果显示阿利吉仑对重型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是有效和安全的，但应增加病例数进一步做相关的临床治疗研究。

报告1例IgA肾病合并膜性肾病。患者临床肾损害表现为蛋白尿、血尿及肾功能异常，肾组织病理诊断为IgA肾病合并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PLA2R）相关性膜性肾病。半乳糖缺乏IgA1（Gd-IgA1）特异性抗体阳性，亦排除了IgA非特异性沉积的可能。经激素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等药物治疗后病情快速缓解。提示对于膜性肾病合并肾组织有IgA沉积的患者，除了需排除继发性膜性肾病，鉴别IgA是否为特异性沉积亦具有重要意义，避免不必要的免疫抑制剂使用。

目的: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方法: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05 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 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 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 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 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 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 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 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 227/113 594）比1.54%（4 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 376/113 594）比1.13%（3 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 399/113 594）比1.94%（5 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 432/113 594）比13.54%（39 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 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 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 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 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 023例，14.11%）。 结论: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作为受体入侵细胞，导致ACE2破坏，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失衡。RAS失衡可通过诱导炎症、介导氧化应激和纤维化等过程参与到多个器官的急慢性损伤过程中。2019-nCoV并不仅仅引起肺损伤，亦引起多器官损伤。我们推测，RAS失衡在2019-nCoV引起的多器官功能不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调节RAS失衡可能成为防治2019-nCoV相关器官损伤的新手段。进一步研究明确病毒感染和多器官损伤与RAS失衡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