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治疗终末期肾病合并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PD中心接受规律治疗且随访时间≥6个月、年龄≥18岁PD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患者是否合并LC分为LC-PD组和非LC-PD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进行1∶4匹配，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透析充分性、腹膜炎发生率和临床转归等方面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生存率和技术生存率的差异。结果:共241例PD患者入选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纳入LC-PD组13例，非LC-PD组52例。与非LC-PD组比较，LC-PD组患者基线尿量较少（ Z=-3.546， P<0.001）、基线血清白蛋白较低（ Z=-2.609， P=0.009）。随访3、6、12、24个月时，LC-PD组患者血清总蛋白（ t=-3.319， P=0.002）、血清白蛋白（ t=-4.019， P<0.001）、三酰甘油（ Z=-2.263， P=0.024）和血磷（ Z=-2.173， P=0.030）水平均低于非LC-PD组。至随访第2年，LC-PD组患者血清白蛋白较基线值显著升高（ χ2=16.901， P=0.001），两组血清白蛋白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55， P=0.694）。LC-PD组患者残肾尿素清除指数（Kt/V）下降速率慢于非LC-PD组（ χ2=44.589， P<0.001）。LC-PD组患者PD相关性腹膜炎发生率显著高于非LC-PD组（0.59/患者年比0.20/患者年， Z=-2.135， P=0.033）。两组患者病原菌构成均以革兰阳性菌为主（10/25例次比11/30例次），LC-PD组链球菌占比高于非LC-PD组（4/10比0/11， P=0.035），首次腹膜炎大肠埃希菌感染比例高于非LC-PD组（4/9比1/22， P=0.017）。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生存率（Log-rank χ2=0.491， P=0.484）及技术生存率（Log-rank χ2=0.408， P=0.523）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PD治疗终末期肾病合并LC安全、有效，LC-PD患者生存率和技术生存率与非LC-PD患者相当。本透析中心LC-PD患者腹膜炎发生率较非LC-PD患者高，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提示应注意加强患者的管理与培训。

目的:探讨腹膜蛋白清除率（peritoneal protein clearance，Pcl）对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心血管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腹透中心规律随访且透析龄>3个月的患者。所有患者随访至死亡、退出腹透、转其他中心或研究终止日期（2018年10月1日）。按Pcl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Pcl组和低Pcl组，比较两组腹透患者相关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Pcl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累积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Pcl对腹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事件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预测作用。结果:本研究共入选271例患者，其中男性135例(49.8%)，年龄（56.92±0.84）岁，中位腹透龄38.77（19.00，63.10）个月，合并糖尿病70例（25.8%），有心血管疾病史81例（29.9%），中位Pcl为67.93（52.31，88.36）ml/d。与低Pcl组（Pcl<67.93 ml/d）相比，高Pcl组（Pcl≥67.93 ml/d）患者年龄、合并心血管疾病比例、体重指数、脉压差、脑钠肽和肌酐的物质转运面积系数（mass transfer area coefficient of creatinine，MTACcr）均较高，血清白蛋白较低（均 P<0.05）。两组患者性别、透析龄、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比例、持续性非卧床腹透比例、超敏C反应蛋白、24 h尿量、24 h超滤量和残余肾功能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白蛋白（ β=-0.388， P<0.001）、体重指数（ β=0.189， P<0.001）和MTACcr（ β=0.247， P<0.001）与lg（Pcl）独立相关。研究期间，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55例，心血管疾病死亡39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Pcl组患者心血管疾病病死率著高于低Pcl组（Log-rank χ2=6.902， P=0.009）。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lg（Pcl）是腹透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 HR=7.654，95% CI 1.676～34.945， P=0.009）。 结论:血清白蛋白、体重指数、MTACcr是腹透患者Pcl的独立相关因素，Pcl可预测腹透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事件。

患者　女性，33岁，停经27 +1周，因“腹部、左胸部、颈部刀刺伤7 h”于2021年2月12日17：51入院。入院前7 h患者被尖刀刺伤腹部、左胸部及颈部，受伤后感腹部及伤口疼痛，无昏迷，无胸闷气促，无血尿、血便及阴道出血，随即被送入当地医院，予以硫酸镁保护胎儿脑神经。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急诊科，超声检查结果提示宫内单活胎晚孕，胎儿大小相当于28 +周，胎盘厚度19 mm。请产科会诊，予地塞米松6 mg肌内注射，以促胎肺成熟。以“腹部外伤”收入院。既往史：2016年12月4日因“左侧骶髂关节骨母细胞瘤”行“左侧骶髂关节病灶清除术+植骨融合术”，无腹部手术史，孕5产2，末次月经2020年8月6日。入院体检：体温37.6 ℃，心率92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11/65 mmHg（1 mmHg=0.133 kPa）。神志清楚，表情痛苦。颈部左侧可见一长约2 cm伤口，周围无明显肿胀。左前下胸壁可见一长约2 cm伤口（图1），两肺呼吸音清晰，未闻及啰音。下腹隆起，宫底高度脐上二横指，可扪及不规律宫缩。左下腹壁腋中线处见一长约2 cm伤口，深度未明，未见大网膜等腹腔内容物脱出（图1）。全腹明显压痛及反跳痛，叩诊无移动性浊音，肠鸣音弱，1次/min。再次请产科会诊，阴道检查：宫口未开，宫颈管未消，先露未定，无阴道流血、流液，胎心音135次/min。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15.88×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1.4%，血红蛋白84 g/L。血生化：二氧化碳结合力18.8 mmol/L（正常值范围：22~31 mmol/L），血糖6.66 mmol/L（正常值范围：3.9~6.1 mmol/L），余无明显异常。入院诊断：（1）腹部、左胸部及颈部刀刺伤；（2）急性弥漫性腹膜炎；（3）腹部空腔脏器损伤待排；（4）妊娠27 +1周；（5）贫血。经与产科和麻醉科医师会诊讨论后，于当日21：45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探查、小肠破裂修补、腹腔清洗引流联合腹部、左胸部、颈部伤口清创缝合术。

男，61岁。因“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5 h，溶栓后确诊主动脉夹层1 h”于2021年11月15日入住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既往高血压史10年，近日未规律服用降压药及检测血压。患者于入院5 h前出现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遂就诊于当地医院卒中中心，颅脑 CT 未见出血，查体右上肢肌力5级，右下肢肌力4级，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颅脑核磁弥散加权成像（DWI）显示左侧额叶异常信号，左侧大脑前动脉远端狭窄，基底动脉重度狭窄。3 h前查体见右上肢肌力正常，右下肢肌力下降至2级，伴有疼痛不适，持续不能缓解，考虑急性脑梗死加重，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0.9 mg/kg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右下肢肌力进一步下降至1级，末梢皮温下降，足背动脉未触及，行超声心动图及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可能性大。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证实为主动脉夹层表现（Debakey I型，见图1），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右侧髂内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闭塞。为手术治疗急转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6.3 ℃，脉率6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05/52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醒、双侧瞳孔正常，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胸腹部查体无异常；右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浅感觉减退，皮温低，足背动脉未触及，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术前检查：凝血酶原时间（PT）27.7 s，国际标准化比值2.27，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1.9 s，纤维蛋白原0.32 g/L，D-二聚体17.97 mg/L。积极输注冷沉淀、血浆及人纤维蛋白原对症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PT 16.6 s，国际标准化比值1.5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3.6 s，纤维蛋白原1.72 g/L。急诊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支持下行右冠状窦成形+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治疗，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予以自体血回输并大量血制品输注，术后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脏射血分数（EF）50%左右，血压控制尚可，尿量正常，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术后右股部及小腿肿胀进行性加重，血管超声检查提示腹主动脉及右股动脉血流尚可，足背动脉血流量较前明显减弱。实验室检查肌红蛋白持续升高至3 000 μg/L，考虑再灌注损伤引起右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11月17日予外科手术切开减张治疗，术中见肌肉缺血水肿并部分坏死，术后血压80/40 mmHg，EF 40%，肌酐持续升高至497 μmol/L，并出现无尿，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合并分布性休克，予去甲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联合肾上腺素0.5 μg·kg -1·min -1抗休克、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清除肌红蛋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11月21日患者意识转清，心率90~110次/min，平均动脉压70~85 mmHg，尿量10 mL/h左右，肠鸣音未闻及，腹胀明显，左下腹压痛及反跳痛。结合术前主动脉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不除外缺血性肠病及消化道穿孔可能。复查腹腔CTA提示：肠系膜上动脉重度狭窄（见图2）、肠系膜下动脉远端闭塞、腹腔膈下游离气体（见图3）、降结肠、部分乙状结肠可见肠壁积气（见图4），考虑缺血性肠病、肠穿孔。急诊行结肠部分切除+横结肠造口术。术中见降结肠下段、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达腹膜反折上约1.5 cm处肠壁散在片状坏死灶并穿孔（见图5），左下腹及盆腔可见大量浑浊腹腔积液。予大量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并留置引流管。术后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去甲肾上腺素2.0 μg·kg -1·min -1、垂体后叶素2 U/h、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持续泵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EF28%，膀胱腹压检测35 mmHg以上，考虑脓毒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腹高压综合征。建议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及开放腹部刀口减压治疗，患者近亲属拒绝，最终循环难以维持于2021年11月25日死亡。

目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既使接受根治性手术，预后依然欠佳且易发生腹膜转移。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可有效地清除或杀灭腹腔内游离的癌细胞或微小病灶，但当前预防性HIPEC在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中仍缺乏安全性评价。故本研究旨在探讨胃癌D 2根治术联合HIPEC在预防局部进展期胃癌腹膜转移中的安全性。 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2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130例行标准胃癌D 2根治术+HIPEC治疗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后病理证实为局部进展期胃腺癌；（2）术前未发现远处转移病灶；（3）根治性切除；（4）至少接受1次HIPEC治疗。排除标准：（1）围手术期临床病理资料不全；（2）术中发现肿瘤转移；（3）伴发其他肿瘤。HIPEC治疗方法：所有患者D 2根治术后均立即行首次HIPEC治疗，麻醉清醒后返回病房；第2次及第3次HIPEC则根据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及耐受程度开展，每2次HIPEC治疗间隔为48 h。本研究观察指标：（1）患者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等；（2）治疗情况；（3）围手术期不良事件情况：采用美国卫生及公共卫生部公布的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 5.0）记录患者治疗观察期间出现的2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低白蛋白血症、骨髓细胞减少、创口并发症、腹腔感染、肺感染、胃肌软瘫、贫血、术后出血、吻合口漏、肠梗阻、胸腔积液、腹胀、肝功能受损，最终由一名高级职称主任医师对上述不良事件进行审核，并对患者做出安全性评价；（4）HIPEC治疗次数与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关系；（5）围手术期发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1）基本资料：130例患者中男性79例（60.8%），中位年龄59（54，66）岁，体质指数（23.9±7.4）kg/m 2，肿瘤大小为（5.4 ± 3.0）cm，100例（76.9%）患者神经受侵犯。（2）治疗情况：130例患者均行根治术+HIPEC治疗，125例（96.2%）患者行腹腔镜手术；全部患者手术时间为（345.6±52.3）min，术中失血量为（82.0 ± 36.5）ml。行1次HIPEC者54例（41.5%）、2次HIPEC者57例（43.8%）、3次HIPEC者19例（14.6%）。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3.1 ± 7.5）d。（3）围手术期不良事件情况：共有57例（43.8%）患者在HIPEC治疗后发生71例次不同程度的不良事件，以术后低白蛋白血症（29/130，22.3%）、中度及以上贫血（20/130，15.4%）为主，其余包括肺部感染5例（3.8%）、骨髓细胞减少4例（3.1%）、腹腔感染3例（2.3%）、肝功能受损3例（2.3%）、创口并发症2例（1.5%）、腹胀2例（1.5%）、吻合口漏1例（0.8%）、胃肌软瘫1例（0.8%）、肠道梗阻1例（0.8%），无术后出血不良事件发生；不良反应症状经保守治疗后均获得缓解。（4）HIPEC治疗次数与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关系：接受1次、2次和3次HIPEC治疗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围手术期各项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围手术期发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年龄>60岁（OR：2.346，95%CI：1.069~5.150， P=0.034）及神经侵犯（OR：2.992，95%CI：1.050~8.523， P=0.040）是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行根治术+HIPEC治疗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D 2根治术+HIPEC的治疗策略并不会显著增加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但年龄>60岁和神经受侵犯者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应给予重视。

目的:探索人工肝多模式序贯联合治疗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患者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于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经人工肝治疗的HBV-ACLF住院患者临床资料，将86例患者分为人工肝多模式序贯联合治疗组(简称序贯联合组)和常规治疗组，分析病程14 d两组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随访30 d分析患者预后及人工肝并发症情况。统计学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 χ2检验，Cox回归分析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的生存情况。 结果:86例患者中序贯联合组48例，平均人工肝次数为4.68次/人；常规治疗组38例，平均人工肝次数为3.17次/人。病程14 d后序贯联合组患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8、γ干扰素诱导蛋白(interferon γ-inducible protein，IP)-10水平及MELD评分下降幅度均大于常规治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0、3.62、4.95、1.11，均 P<0.050)。随访30 d，患者生存63例，死亡23例。Cox回归分析提示基线国际标准化比值[风险比(hazard ratio， HR)＝0.558，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0.193~0.856， P＝0.027]、基线抗凝血酶Ⅲ活性( HR＝0.876，95% CI 0.824~0.932, P<0.001)、人工肝治疗模式( HR＝0.819，95% CI 0.236~0.992， P＝0.005)、自发性腹膜炎( HR＝0.170, 95% CI 0.045~0.647， P＝0.009)、肝性脑病( HR＝0.004，95% CI 0.001~0.030， P<0.001)是影响患者30 d生存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序贯联合组累积生存率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45， P＝0.020)。两组患者发生出血、深静脉血栓及心率血压不稳定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63、1.20、0.54，均 P>0.050)，序贯联合组患者血小板计数下降幅度小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7， P＝0.002)。 结论:人工肝多模式序贯联合治疗HBV-ACLF患者可以更有效地清除细胞因子和降低MELD评分，延长患者生存期，并且对血小板计数影响较小。

背景与目的:近年来,Acostream和Angiojet两种机械血栓清除装置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治疗,但两者用于治疗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SMAE)治疗的报道不多,且未见两者治疗ASMAE的对比研究.因此,本研究对笔者单位采用Acostream或Angiojet治疗的ASMAE病例进行总结比较,以期为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月衢州市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使用机械血栓清除装置治疗的23例ASMAE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0例采用Acostream血栓抽吸装置治疗(Acostream组),13例使用Angiojet机械碎栓治疗(Angiojet组).比较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性别、年龄、发病时间、腹膜炎体征、栓塞部位、合并其他部位栓塞情况、既往患病情况)、术中观察指标(术中出血量、球囊和支架使用情况)、并发症(靶血管夹层发生率、远端动脉栓塞发生率、出血事件发生率)、术后肠坏死和围手术期死亡情况.分析两组患者术前、术后NRS疼痛评分、白细胞(WBC)、D-二聚体和血红蛋白水平,以及随访期间两组患者腹痛缓解率、血栓再发率、管腔再狭窄率.结果: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costream组术中靶血管夹层发生率低于Angiojet组(10.0％vs.53.8％,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远端动脉栓塞、支架和球囊使用率、出血事件发生率、围手术期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5例合并腹膜炎体征的患者中2例(两组各1例)在腔内手术后腹痛仍不缓解,腹腔镜探查明确肠坏死后行肠切除术.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红蛋白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但术后NRS疼痛评分、WBC和D-二聚体水平均较术前下降(部分P＜0.05),且两组间变化趋势相似.术后随访,所有患者腹痛症状完全缓解.Acostream组1例患者因急性脑梗死再次入院.复查腹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成像血管造影或全腹部增强CT,所有患者肠系膜上动脉主干无再发血栓及重度狭窄,无死亡患者.结论:Acostream和Angiojet血栓清除装置治疗ASMAE均安全、有效,Angiojet机械碎栓需注意靶血管夹层的形成,临床中需根据患者全身情况选择个体化的手术方案.

目的 探究影响腹膜透析清除β2微球蛋白(β2-MG)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晋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12例行腹膜透析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透析龄、原发病)、腹膜转运功能、实验室指标[残余尿量、尿素氮清除率(Kt/V)、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磷、血钙、血尿酸、血肌酐、胱抑素C(Cys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血红蛋白、血清铁蛋白(SF)、白蛋白、甲状旁腺素(PTH)],并检查患者血清β2-MG水平.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影响患者β2-MG清除的相关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原发病、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钙、血尿酸、血红蛋白、SF、白蛋白、PTH的腹膜透析患者血清β2-MG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透析龄、腹膜转运功能、残余尿量、Kt/V、血磷、血肌酐、CysC、hs-CRP的腹膜透析患者血清β2-MG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透析龄、腹膜转运功能、残余尿量、血肌酐、CysC、hs-CRP为影响腹膜透析清除β2-MG的相关因素(OR=2.467,95％CI:1.325～4.592;OR=3.861,95％CI:11.679～8.882;OR=0.156,95％CI:0.040～0.612;OR=10.837,95％CI:2.967～39.589;OR=1.062,95％CI:1.019～1.106;OR=5.463,95％CI:1.649～18.094;P＜0.05).结论 透析龄、腹膜转运功能、残余尿量、血肌酐、CysC、hs-CRP均为影响腹膜透析清除β2-MG的相关因素.

目的:分析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联合肌少症指数(SI)判断维持性腹膜透析(PD)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本文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基线截取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于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规律透析≥1年PD患者.利用体质量与血液生化指标分别计算GNRI和SI.经胸心脏超声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后壁厚度(PWT)、室间隔厚度(IVST).计算左心室质量(LVM)和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完善螺旋CT和腹部侧位X线片检测,获得冠状动脉钙化评分(CACS)与腹主动脉钙化评分(AACS).纳入对象随访至2023年7月,以全因死亡或PD技术失败定义复合事件.利用受试者曲线曲线下面积(AUC)比较GNRI联合SI判断预后价值.结果:296例PD患者年龄51.2±15.2岁,其中男性141例(47.6％),日间不卧床腹膜透析(DAPD)247例(83.4％),透析龄60.5±32.7月,总尿素清除指数(Kt/V)1.79±0.62,血清白蛋白水平37.4±4.1 g/L,GNRI 92.6±7.7,SI 0.77±0.22.单因素分析显示,GNRI(r=-0.26,P＜0.01)和 SI(r=-0.20,P=0.01)水平分别与CACS呈显著负相关,但与LVMI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发生复合事件196例(66.2％),其中死亡29例,转血液透析167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标准蛋白分解率(nPCR)、LVMI及SI均是发生复合事件独立预测因素.AUC显示,GNRI与SI预测复合事件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UC 0.70 vs 0.77,P＜0.01),两者联合预测能力进一步提高(AUC 0.81,与两者比较均P＜0.01).结论:GNRI与SI均与PD患者冠状动脉钙化风险相关,SI是发生不良事件独立预测因素,两者联合预测不良事件能力显著提高.

目的 分析腹膜透析患者发生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PDAP)的影响因素及病原菌分布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梅州市人民医院行腹膜透析(PD)治疗并规律复查的257例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是否发生PDAP将患者分为PDAP组(n=102)和非PDAP组(n=155).用无菌注射器抽取透出液5～10 mL,采用血培养法进行病原菌鉴定.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原发疾病、文化程度、是否合并高血压、是否合并糖尿病、是否合并心血管疾病、豢养宠物或家禽、体质量指数(BMI)及透析龄等一般资料.于确诊次日清晨抽取空腹肘静脉血,检测血红蛋白(Hb)、白蛋白(ALB)、血钾、血磷、血钙水平,并记录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值(eGFR)及尿素清除指数(UCI).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D患者发生PDAP的危险因素.结果 102例PDAP患者共发生PDAP 217例次,病原菌培养阳性124例次,培养阳性率为57.14％;共分离出127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84株(66.14％),革兰阴性菌39株(30.71％),真菌4株(3.15％).培养出的84株革兰阳性菌中,表皮葡萄球菌25株(29.76％),金黄色葡萄球菌17株(20.24％),溶血葡萄球菌12株(14.29％),沃氏葡萄球菌8株(9.52％),唾液链球菌10株(11.90％),血链球菌5株(5.95％),其他7株(8.33％);39株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20株(51.28％),铜绿假单胞菌6株(15.38％),鲍曼不动杆菌6株(15.38％),肺炎克雷伯菌5株(12.82％),阴沟肠杆菌2株(5.13％);4株真菌中,近平滑假丝酵母菌3株(75.00％),光滑念珠菌1株(25.00％).PDAP组与非PDAP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原发疾病、文化程度、BMI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DAP组豢养宠物或家禽患者占比高于非PDAP组,透析龄长于非PDAP组(P＜0.05).PDAP组与非PDAP组患者的血磷、血钙、eGFR、UC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DAP组患者的Hb、ALB、血钾水平显著低于非PDAP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豢养宠物或家禽、透析龄长是PD患者发生PDAP的危险因素(P＜0.05);高Hb、ALB水平是PD患者发生PDAP的保护因素(P＜0.05);血钾与PD患者发生PDAP无相关性(P＞0.05).结论 革兰阳性菌为PDAP的主要致病菌,其中以表皮葡萄球菌为主;豢养宠物或家禽、透析龄长是PD患者发生PDAP的危险因素,高Hb、ALB水平是PD患者发生PDAP的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