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评估单中心15年对于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ALCAPA)的外科治疗经验及预后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8年9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收治的126例ALCAPA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59例，女67例，年龄为(17.8±12.6)个月，体重为(8.1±3.4)kg。所有患儿均接受ALCAPA纠治术，手术方式包括65例采用"凸窗"技术，51例利用自体组织重建冠状动脉管道(22例肺动脉组织管道，15例心包管道以及14例双活瓣延长管道)，10例行"Takeuchi"技术；所有患儿中有72例合并中度以上二尖瓣反流，同时接受了二尖瓣整形手术。结果:21例患儿因急性左心衰竭于术后72 h内行机械辅助循环，辅助3～7 d，均顺利撤机。术后早期11例患儿死亡，其中4例为机械辅助撤离后死亡，死亡原因主要为左心衰竭、多器官衰竭和脑出血。3例中远期死亡发生在术后18个月内，死亡原因为心脏休克和心力衰竭。生存患儿出院后规律随访，随访时间为(65.0±36.2)个月，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患儿新建的冠状动脉均血流通畅，灌注良好；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由术前的(46.2±15.0)%提高至(60.2±11.7)%( P<0.05)；89.2%(58/65)二尖瓣整形术后患儿的二尖瓣反流维持在中度以内；二尖瓣整形组患儿术后二尖瓣过瓣流速较术前未见明显增快( P>0.05)。5例患儿在随访期间行二次手术，再手术率为4.5%。 结论:根据冠状动脉的解剖特点采用个体化手术方式治疗ALCAPA的手术效果满意，中远期随访的患儿心功能明显好转，预后良好；二尖瓣整形术能有效改善瓣膜反流，且不增加ALCAPA患儿手术风险；机械辅助循环是重症ALCAPA患儿术后早期安全有效的过渡手段。

目的:观察基于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的超选择眼动脉内溶栓（IAT）治疗视网膜动脉阻塞（RAO）的早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干预性、单中心临床研究。2021年7月至2022年10月于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接受IAT治疗的RAO患者38例38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由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入院。采用Snellen视力表检测患者最佳矫正视力（BCVA），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采用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检查测量患者双眼黄斑中心凹视网膜浅层毛细血管丛（SCP）、深层毛细血管丛（DCP）、视盘周围毛细血管网（RPC）血流密度和中心凹视网膜厚度（CRT）。患眼中，成功行IAT治疗34只眼；因患眼同侧颈动脉或颈内动脉完全闭塞，导管无法上行插入眼动脉，未能成功行IAT治疗4只眼。治疗后1~3 d采用治疗前相同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对比观察治疗前后患眼BCVA以及SCP、DCP、RPC血流密度和CRT的变化。记录绿色通道救治相关指标：发病至首诊医院（发病-首诊医院）时长、发病至眼卒中中心（发病-眼卒中中心）时长。患眼与对侧健康眼治疗前血流密度、CRT比较采用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患眼IAT治疗前后BCVA、血流密度、CRT比较采用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成功行IAT治疗的34例34只眼中，男性18例（52.9%，18/34），女性16例（47.1%，16/34）；年龄（51.0±12.9）岁。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分别为30、4只眼。治疗前、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2.52±0.61、2.18±0.85；治疗前后logMAR BCV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453， P=0.002）。治疗前，与对侧健康眼比较，患眼SCP、DCP、RPC血流密度明显降低，CRT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治疗前比较，患眼SCP、DCP血流密度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23、－2.427， P=0.010、0.014）；RPC血流密度、CR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448、－1.454， P=0.150、0.159）。患者发病-首诊医院时间为（6.56±6.73）h；发病-眼卒中中心时间为（24.11±19.90）h。所有患者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早期均未发生脑出血；后期亦未出现心脑血管事件。 结论:基于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的IAT治疗RAO有较好的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且可适当延长溶栓时间窗。

目的:探讨替罗非班治疗超时间窗急性脑梗死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在天津市泰达医院神经内科自2016年1月至2018年5月收治的84例超时间窗(发病时间为4.5~8.0 h)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对其中42例患者经本人或家属知情同意后于急诊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结束后即刻予替罗非班治疗(经微导管动脉泵入负荷量替罗非班，并静脉持续泵入维持量48 h)及强化降脂治疗(研究组)，对剩余42例患者于造影检查结束后即刻予强化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及强化降脂治疗(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随访康复情况；同时依据急性梗死部位将研究组患者分为前循环梗死组( n=24)与后循环梗死组( n=18)，比较2组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随访康复情况。 结果:研究组患者治疗后48 h、7 d、10 d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前后NIHSS评分差值明显高于对照组，3个月后的预后良好[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2分]比例(78.57%)明显高于对照组(52.38%)，3个月后的Barthel指数评分(94.76±11.67)明显高于对照组(85.00±15.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后循环梗死组患者治疗后48 h、7 d、10 d的NIHSS评分均明显低于前循环梗死组，治疗前后NIHSS评分差值明显高于前循环梗死组，3个月后的预后良好比例(94.44%)明显高于前循环梗死组(66.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后循环梗死组与前循环梗死组患者间在血小板计数及凝血四项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对于超时间窗急性脑梗死患者，给予替罗非班治疗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且其疗效在后循环梗死患者中更显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花费等特点，在时间窗内进行早期静脉溶栓、血管内治疗（endovascular treatment, EVT）以及开放侧支循环是实现AIS血流再灌注的三大主要方式。根据侧支循环代偿情况调整时间窗，提出了组织窗的概念，这是卒中再灌注治疗的一种模式转变 [1]。研究发现，侧支循环状况是AIS预后的预测指标，血管开通率及预后与侧支循环状况密切相关 [2]。近年来多项研究推动了血管再通时间窗的延长，特别是超过时间窗无法静脉溶栓（醒后卒中）的AIS患者，侧支循环评估对于静脉溶栓和EVT的实施和预后评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4]。

目的:探讨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神经功能和炎性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6月到2023年1月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62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接受治疗的方式，分为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每组31例。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患者接受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和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接受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分析患者神经功能；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分析两组患者认知能力；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分析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脑脊液恢复时间、置管时间[（1.78±0.37） h、（48.71±11.92） ml、（8.23±1.33） d、（2.22±0.92） d]低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5.05±1.22） h、（213.84±45.34） ml、（14.03±2.27） d、（4.58±1.26）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290、19.610、12.270、8.470， P<0.05）。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患者血肿清除率[（91.29±4.26）%]高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76.42±1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32， P<0.05）。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术后7 d神经功能评分（12.90±2.59）低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神经功能评分（20.35±2.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220， P<0.05）。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7 d认知评分（24.96±2.57）高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术后7 d认知评分（18.77±2.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992， P<0.05）。两组患者炎症指标比较，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组患者术后7 d血清TNF-α、IL-6、hs-CRP和PCT[（53.71±19.31） pg/ml、（51.29±12.62） pg/ml、（5.49±0.81） mg/ml、（4.24±0.76） mg/ml]低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组患者[（79.00±11.33） pg/ml、（83.16±15.09） pg/ml、（8.67±0.92） mg/ml、（6.90±0.84） mg/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97、9.313、14.480、13.070， P<0.05）。 结论:导航血肿钻孔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安全性高、创伤小，能够改善患者神经功能、认知能力和炎症指标变化。

儿童卒中相当罕见，年发病率仅为（2~8）/10万，其中近半数为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1]。急性基底动脉闭塞（acute basilar artery occlusion, ABAO）是一种少见但严重的卒中亚型，在约36%的儿童卒中患者中观察到基底动脉受累 [2]。儿童基底动脉卒中最常见的表现是意识受损和半身或四肢瘫痪 [3]。儿童卒中的病因不同于成年人，主要原因为椎动脉夹层，常伴随颈部或头部外伤史，其他病因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和凝血功能障碍 [4,5,6]。闭塞的基底动脉再通是ABAO治疗的关键，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机械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EMT） [7]。目前，儿童卒中治疗时的阿替普酶用量尚无统一标准，且缺乏高级别证据证明其在儿童AIS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8]。近年来，应用EMT治疗儿童AIS的报道越来越多。然而，儿童AIS具有诊断延迟的特点，有些患儿在就诊24 h后才得以确诊，这是导致EMT治疗不确定性增高的原因之一。一项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表明，大血管闭塞所致AIS患儿行EMT是可行的 [9]，而且治疗时间窗可延长至发病后24 h [10]。鉴于AIS患儿数量较少，难以进一步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取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指导超时间窗EMT治疗，因此仍需从大量病例报告中收集信息。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最近收治了1例转院接受超时间窗EMT的ABAO所致AIS患儿，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基于超声造影视频的深度学习模型鉴别肝肿瘤良恶性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5月至2022年6月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肝脏肿物接受超声造影检查的1 213例患者，以2021年12月31日为时间截点，将入组患者分为训练集和独立测试集。训练集采用TimeSformer算法为基础架构，利用视频时间维度的滑动窗口从超声造影动脉期视频中获取多个定长时间片段，将多段视频的特征融合后得出整个视频的分类结果，从而构建基于超声造影视频的深度学习模型。独立测试集采用ROC曲线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将模型与三名不同肝脏超声造影年资超声医师(R1、R2和R3，分别有3、6和10年肝脏超声造影经验)进行比较。结果:研究共纳入1 213例患者的1 213个肝脏肿物，其中训练集1 066例(恶性426例)，独立测试集147例(恶性50例)。基于超声造影的深度学习模型在训练集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3±0.01，在独立测试集的AUC为0.89±0.01，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80.42%、74.19%、92.00%、94.52%和65.71%。三名医师中，R1的诊断性能最差，其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PPV和NPV分别为67.83%、51.61%、98.00%、97.96%和52.13%，而R3的上述指标分别为82.52%、76.36%、94.00%、95.95%和68.12%。McNemar′s检验显示，R1与深度学习模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而R2和R3与深度学习模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20、0.868)。此外，模型对单个病例的分析时间为(340.24±16.32)ms，而医师对单个病例分析的平均时间为62.9 s。 结论:基于超声造影的深度学习模型可较好地区分肝脏肿物的良恶性，有望达到与经验较丰富超声医师相当的诊断水平。

2020年全球肥胖现象已达到流行病的程度。肥胖增加了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卒中、某些癌症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热量摄入增加和体力活动减少导致的能量不平衡是成年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生活方式干预如饮食和运动成为肥胖的一线治疗方法。间歇性禁食是基于周期性禁食的膳食模式，即交替进行禁食和进食。限时进食（TRE）是间歇性禁食的一种形式，每天在特定时间段内进食，时间窗口通常为8~12 h，伴或不伴能量限制。高体质指数（BMI）是多种健康问题的高危因素，研究表明体重减轻能改善代谢相关标志物如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糖、胰岛素、血压等，TRE已在肥胖等多种疾病研究中被证实是有益的。因此，这项荟萃分析纳入了9项研究共665例（TRE者345例，对照组320例）BMI>25 kg/m 2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目的是评估TRE干预后体重、脂肪量及代谢指标等变化。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RE组体重减轻量更明显（-1.28 kg，95% CI：-2.05~-0.52， P=0.001），BMI降低量显著（-0.34 kg/m 2，95% CI：-0.64~0.04， P=0.03），脂肪量减少量显著（-0.72 kg，95% CI：1.40~-0.03， P=0.04），舒张压（DBP）降低（-2.26 mmHg，95% CI：-4.02~-0.50， P=0.01）。然而，TRE与对照组在瘦体重、收缩压、腰围、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TRE者8 h进食窗口组体重减轻（ P=0.007），而超过8 h进食时间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RE干预>12周组体重下降、脂肪量减少（均 P<0.05）；TRE能量限制组体重减轻（ P<0.05）。

创伤性脑损伤（TBI）特别是重型TBI患者因意识障碍、肢体活动障碍等因素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概率明显增加。在VTE发生的急性阶段，通过低分子肝素（LMWH）预防血栓是最常用的且安全有效的措施。由于创伤患者伤情变化、临床医师对VTE认识偏差及各医疗机构的用药习惯等，LMWH预防的初始时间及剂量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LMWH剂量不足或超量将导致患者血栓或出血。近年来，抗X活性浓度监测LMWH用药在TBI患者中逐渐得到重视，并发挥了降低血栓发生率的重要作用。笔者从抗X活性浓度监测LMWH的机制、LWMH用药时间窗与抗X活性浓度监测、LWMH用药剂量调整与抗X活性浓度监测等方面对抗X活性浓度监测辅助LMWH预防血栓在TBI中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二尖瓣反流罕见，总结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二尖瓣反流的外科治疗经验。方法:2010年10月至2017年1月，17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二尖瓣反流患者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男12例，女5例；年龄(38±11)岁。术前合并高血压9例，马方综合征2例，肾功能不全3例，心功能不全3例，扩张型心肌病1例；下肢缺血2例，1例腹主动脉替换术史。结果:同期手术包括：Bentall术16例，弓部替换15例，三尖瓣成形术3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例，升主动脉-股动脉转流1例。院内死亡3例(17.6%，3/17)。呼吸机辅助时间24 h以内11例，48 h以内3例，超过48 h 3例，分别为89、92、136 h。术后持续血液滤过3例，二次开胸止血1例，心包开窗1例。随访期间，1例患者失访，其余患者无死亡，恢复良好。结论: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二尖瓣反流非常少见，外科手术风险大，死亡比例较高、并发症较多。积极及时外科手术，积极有效行心脏和脑保护，得到可接受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