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4种非球面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后IOL偏心和倾斜的差别及术眼的客观视觉质量。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20年4至6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拟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IOL植入术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按植入的IOL类型（ZCB00、SN60WF、A1-UV、AO）分为4个组，每组右眼与左眼各30只。于术前及术后1 d、1周和1个月测量晶状体或IOL的偏心值与倾斜度（使用CASIA2扫描仪）及术眼波前像差、客观散射指数（OSI）、传递调制函数截止频率（MTF cut off）和斯特列尔比值（SR）。双眼患者均取右眼数据，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所有纳入眼的眼别间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共招募181例（240只眼）患者，其中169例（224只眼）完成随访（右眼114只，左眼110只），男性77例，女性92例，年龄（69±9）岁。4个组间性别分布、年龄、眼轴长度、术前晶状体偏心值和倾斜度以及IOL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 d、1周及1个月，4个组间IOL偏心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7.11、6.12、4.66，均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SN60WF组术后1 d及1周的IOL偏心值均大于另外3个组，术后1个月的偏心值为（0.259±0.101）mm，大于ZCB00组的（0.177±0.099）mm和AO组的（0.163±0.122）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NK- q检验，均 P<0.05）。术后1个月ZCB00组、SN60WF组、A1-UV组和AO组的IOL倾斜度分别为（4.806±1.129）°、（5.080±1.309）°、（4.586±1.338）°、（5.112±1.406）°，术后各时间点4个组间IOL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内术后不同时间的IOL偏心值及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个月，4个组间IOL偏心值与倾斜度在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内右眼与左眼的IOL偏心值及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均有向鼻下方或向颞下方倾斜的趋势。术后1个月，在4 mm和6 mm瞳孔直径下，4个组间眼内球面像差（ F=131.32、85.17）及全眼球面像差（ F=46.64、47.55）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AO组均大于另外3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NK- q检验，均 P<0.05）。4个组间OSI、MTF cut off和S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4种非球面IOL植入晶状体囊袋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偏心与倾斜，但差别未显示出临床意义；术眼对轻度IOL偏心与倾斜有良好的耐受性，视觉质量良好。

目的: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患儿和原发鼾症患儿的脑电活动及其与多导睡眠监测参数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收集2019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因睡眠时打鼾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行多导睡眠监测的6~12岁患儿的临床资料。对所有患儿采集临床资料、多导睡眠监测及6 min脑电活动测量，根据多导睡眠监测结果分为原发鼾症组及不同程度OSAS组。基于脑电小波分析通过对脑电同步化及复杂度分析得出的脑损伤指数用于反映安静状态下儿童的脑电活动的变化。对各组脑损伤指数及脑电波各频段功率所占百分比进行差异性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脑电活动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49例儿童，其中男110例，女39例。原发鼾症组与各程度OSAS组之间α、θ、β、δ波占比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原发鼾症组、轻度OSAS组、中度OSAS组和重度OSAS组脑损伤指数分别为0(0，3)、14(9，16)、26(24，28)、34(30，44)，各组脑损伤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29.70， P<0.01)，从原发鼾症组至重度OSAS组脑损伤指数呈逐渐上升趋势。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OAHI)、平均血氧饱和度和最低血氧饱和度与脑损伤指数独立相关(均 P<0.05)。 结论:α、θ、β、δ波比率在不同程度OSAS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脑电复杂度及同步性在不同严重程度的OSAS患儿之间存在差异；随着OAHI增高，脑损伤指数也逐渐升高，脑损伤指数与OAHI、平均血氧饱和度及最低血氧饱和度独立相关。

目的:探讨老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的认知功能与铁负荷、动脉粥样硬化、海马组织结构及神经元代谢的相关性。方法:根据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诊断标准，将100例老年NAFLD患者分为MCI组和认知功能正常(Non-MCI)组。采集患者病史和生化指标数据，对无禁忌患者行海马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检查。对48例患者检测外周血铁调节蛋白2基因2616C/T多态性。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 χ2检验及二元 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 结果:与Non-MCI组相比，MCI组患者年龄偏大，血红蛋白减少，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sTfR)下降，超敏C反应蛋白升高，踝肱比下降，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及右侧海马头胆碱/肌酸比值升高，颈动脉斑块的比例增加( P<0.05或 P<0.01)。sTfR与老年NAFLD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具有相关性( P<0.01)。MCI组携带T等位基因的基因型和T等位基因的频率均高于Non-MCI组( P<0.05)；C/T基因型组和T/T基因型组患者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显著低于C/C基因型组( P<0.05)。 结论:铁代谢异常可能是老年NAFL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

目的:观察常年性变应性鼻炎（AR）患者采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行皮下免疫治疗（SCIT）时发生全身不良反应（SRs）的频率及严重程度，分析探讨临床相关因素。方法:采集2014年5月至2017年7月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AR专病门诊进行SCIT的362例尘螨过敏患者资料，男性209例，女性153例，年龄5~55岁。对出现SRs的记录按评定标准分为速发性和迟发性，根据分级标准将SRs分为4级（Ⅰ~Ⅳ级）。分析发生SRs的例数/次数、患者症状体征、发生时间及治疗处理等，并探讨SRs与患者年龄、性别、变应原注射剂量以及合并变应性疾病种类等的关系。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结果:362例AR患者中57例（15.75%）出现SRs。所有患者共接受12 308针次皮下注射，111次（0.90%）发生SRs，其中速发性31次（27.93%），迟发性80次（72.07%）；Ⅰ级83次（74.78%），Ⅱ级25次（22.52%），Ⅲ级3次（2.70%），无Ⅳ级反应。分别以病例数和注射针次统计，>14岁患者SRs发生率均明显高于≤14岁患者（35.14%比13.54%，2.34%比0.76%，χ 2值分别为11.679、28.162， P值均<0.05），而在男女性别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8.66%比11.76%，5.98%比5.62%，χ 2值分别为3.166、0.095， P值均>0.05）。SRs发生于起始治疗时15次（13.51%），发生于维持治疗时96次（86.49%）；在大多数剂量阶段均可发生SRs，常见于40 000 SQ-U以上的高剂量阶段（85.59%，95/111）。合并多种变应性疾病患者的SRs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纯AR及仅合并哮喘或特应性皮炎的患者（30.67%比11.85%，χ 2=15.875， P<0.001），且单纯AR患者的SRs发生率亦明显低于合并其他变应性疾病的患者（5.26%比20.56%，χ 2=13.783， P<0.001）。 结论:尘螨过敏的常年性AR患者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行SCIT过程中，按注射针次统计SRs的发生率不到1%，严重程度多为轻微，总体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迟发性SRs较多见。SRs发生率与患者年龄、注射高剂量变应原以及AR合并其他变应性疾病（哮喘、特应性皮炎等）有明显关系。

目的:探讨射频消融术治疗重症血管瘤伴有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异常现象(卡梅现象，KMP)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018年4月至2021年4月间收治的KMP患儿病例资料。经积极完善相关检查如磁共振成像、彩超和血液学检查后，全麻下行射频消融术，运用成熟的射频消融治疗理论体系，术中彩超全程监测下精准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点消融。术后对射频消融区域进行冰敷，并每日坚持无菌换药。结果:共纳入11例KMP患儿，男5例，女6例，年龄1 d至2个月，中位年龄15 d。病变位于肢体8例，躯干3例。均进行一期射频全消融术，病灶彻底消融，无严重并发症，术后7 d内射频区域稍变硬，坚持换药2周后渐恢复正常。术后随访6个月至2年，病灶完全消融，瘤体消失，无复发，局部功能良好，局部轻度瘢痕形成，外观满意。结论:射频消融术治疗KMP弥补了传统手术及其他保守治疗方法的不足，临床上基本可达到治愈、功能良好、外观满意的效果。

目的:探讨CT引导下射频消融联合臭氧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宁波市康复医院及嘉兴市第一医院2019年1月至2022年5月收治的LDH患者93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观察组（47例）与对照组（46例）。对照组行射频消融术治疗，观察组在射频消融术基础上联合臭氧治疗。比较两组术后3个月疗效；术前、术后7 d和术后3个月疼痛情况；术前和术后7 d炎性因子水平变化；术前和术后3个月腰椎功能。结果:观察组术后3个月优良率［89.36%（42/47）］显著高于对照组［71.74%（33/47）］（χ 2=4.63， P < 0.05）。观察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术后7 d［（2.91±0.54）分］和术后3个月［（1.32±0.31）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3.76±0.62）分、（2.08±0.47）分］（ t=7.06、9.22，均 P < 0.001）。观察组术后7 d 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0.24±0.05）μg/L］、IL-6［（18.49±3.47）ng/L］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97.94±17.43）ng/L］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0.37±0.09）μg/L、（24.31±4.12）ng/L和（148.87±20.13）ng/L］（ t=8.63、7.37、13.05，均 P < 0.001）。观察组术后3个月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25.68±2.28）分］显著高于对照组［（21.17±3.24）分］，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评分［（9.84±1.43）分］显著低于对照组［（13.46±2.18）分］（ t=-7.78、9.49，均 P < 0.001）。 结论:CT引导下射频消融联合臭氧治疗LDH效果显著，可减轻患者疼痛、炎性反应，并改善患者腰椎功能。

分析2015—2019年北京市某儿童医院门诊就诊特应性皮炎（AD）患儿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现状。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的AD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共纳入1 926例0~17.5岁居住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AD患儿，记录一般情况、AD疾病严重程度及皮损分布情况、AD的临床特征和疾病严重程度、AD发病的相关影响因素、AD疾病转归及治疗现况。采用SAS 9.4、SPSS19.0和R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及对应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纳入的AD患者，男∶女比例为 1.4∶1；有79.0%（1 522/1 926）、86.1%（1 658/1 926）、91.3%（1 758/1 926）和97.3%（1 907/1 926）在6月龄、1岁、2岁和5岁起病；轻度占13.2%（255/1 926）（SCORAD评分0~24）、中度50.1%（965/1 926）（SCORAD评分25~50）和重度36.7%（706/1 926）（SCORAD评分>50），重度患儿年龄小于轻度和中度患儿；面部、头部、躯干和下肢为中重度AD常见起病部位，手、足、耳部为重度AD好发部位；温度变化、热水因素、精神情绪和春冬季是诱发AD加重的常见因素；有35.2%（678/1 926）处于症状加重状态，61.8%（1 191/1 926）处于症状持续存在状态；洗澡越频繁，AD患儿的疾病严重程度越轻（ χ2=29.791， P<0.001）；有28.0%（520/1 856）的AD患儿从没有润肤习惯，与AD疾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 χ2=15.908， P<0.05）；中、重度AD患儿联合用药的比例显著高于轻度AD患儿。综上，2015—2019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专科门诊就诊的AD患儿多在5岁内发病，疾病严重程度以中重度为主，大部分患者病情控制不佳，传统治疗方案存在局限性，识别儿童AD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现状，有助于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管理工作。

目的:评价电针对内毒素血症小鼠肠损伤时线粒体融合和分裂的影响及血红素氧合酶(HO-1)在其中的作用。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50只，8周龄，体重18~22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 n＝10)：对照组(C组)、内毒素血症组(E组)、内毒素血症+电针组(E+EA组)、内毒素血症+电针+氯化血红素组(E+EA+H组)和内毒素血症+电针+锌原卟啉Ⅸ组(E+EA+Znpp-Ⅸ组)。腹腔注射LPS 10 mg/kg建立小鼠内毒素血症模型。于注射LPS前，E+EA+H组腹腔注射HO-1诱导剂氯化血红素100 mg/kg，E+EA+Znpp-Ⅸ组腹腔注射HO-1抑制剂锌原卟啉Ⅸ 10 mg/kg。于造模前4、3、2、1 d和30 min时，取合谷和足三里穴进行电刺激，刺激参数：疏密波，频率2 Hz/15 Hz，电流1 mA，刺激时间30 min，造模当天留针至实验结束。于造模后6 h处死小鼠，于回肠末端切取小肠组织，光镜下观察病理学结果，电镜下观察线粒体超微结构，测定ROS、ATP和二胺氧化酶(DAO)水平，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动力蛋白相关蛋白1(Drp1)、线粒体融合蛋白1(Mfn1)和HO-1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C组比较，E组小肠组织ROS水平升高，ATP含量和DAO活性降低，HO-1和Drp1表达上调，Mfn1表达下调( P<0.05)，小肠组织发生病理学损伤；与E组比较，E+EA组小肠组织ROS水平降低，ATP含量和DAO活性升高，HO-1和Mfn1表达上调，Drp1表达下调( P<0.05)，小肠组织病理学损伤减轻；与E+EA组比较，E+EA+H组小肠组织ROS水平降低，ATP含量和DAO活性升高，HO-1和Mfn1表达上调，Drp1表达下调( P<0.05)，小肠组织病理学损伤减轻；E+EA+Znpp-Ⅸ组小肠组织ROS水平升高，ATP含量和DAO活性降低，HO-1和Mfn1表达下调，Drp1表达上调( P<0.05)，小肠组织病理学损伤加重。 结论:电针可通过促进线粒体融合、抑制线粒体分裂，减轻内毒素血症小鼠肠损伤，其机制与上调HO-1的表达有关。

目的:评价电针对急性术后痛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含Src-同源区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SHP-1)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SPF级雄性SD大鼠39只，体质量220~250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3)：对照组(C组)、腹部手术组(S组)和腹部手术+电针组(S+EA组)。S组和S+EA组在异氟烷麻醉下行腹部手术。S+EA组于术毕即刻和术后2 h时，选取双侧足三里和三阴交穴进行电针刺激30 min，频率为10 Hz连续波，电流为1 mA。每组取7只大鼠，分别于造模前1 d(T 0)和造模后3、5、7、9、11、24 h时(T 1~6)，依次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MWT)、机械缩腹反应阈(ACT)、热缩足潜伏期(TWL)和冷缩足潜伏期(CWL)。于造模后5 h每组处死6只大鼠，取出T 12~L 4 DRG，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6、PD-L1、PD-1和SHP-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PD-L1在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情况。 结果:3组不同时点TWL和CW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S组T 1~5时MWT降低，T 1~6时ACT降低，DRG IL-6表达上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下调( P<0.05)；与S组比较，S+EA组T 1，2时MWT和ACT升高，DRG IL-6表达下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PD-L1在小直径神经元(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和大直径神经元(NF200 +神经元)上均存在表达，且主要表达在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上。3组间PD-L1在DRG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电针减轻大鼠急性术后痛的机制可能与激活PD-L1/PD-1/SHP-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下射频消融治疗肝外胆管癌对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山西省人民医院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就诊的不可手术切除的78例肝外胆管癌患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患者均行内镜下射频消融术。取患者治疗前1天、治疗后1周、治疗后1个月外周静脉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细胞因子水平。选取与患者年龄、性别相同的健康体检者78名作为健康对照，并行相同指标检测。结果:患者治疗前1天外周血总胆红素为（193±83）μmol/L，治疗后1周降至（55±49）μmol/L（ t=16.70， P<0.001）；治疗前1天γ-谷氨酰转移酶为（242±108）U/L，治疗后1周降至（92±70）U/L（ t=19.12， P<0.001）。患者治疗前1天自然杀伤（NK）细胞、CD3 + T细胞、CD4 + T细胞比例和CD4 + T细胞比例与CD8 + T细胞比例比值（CD4/CD8）、干扰素γ（IFN-γ）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CD8 + T细胞比例、调节性T细胞比例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01），患者治疗前1天与健康对照组间白细胞介素4（IL-4）水平差异无统计意义（ P=0.545）。治疗后1周及1个月患者NK细胞、CD3 + T细胞、CD4 + T细胞比例和CD4/CD8、IFN-γ水平均较治疗前1天升高（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均较治疗后1周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患者CD8 + T细胞比例、IL-4水平均较治疗前1天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均较治疗后1周上升（均 P<0.001）；治疗后1周和1个月调节性T细胞比例均较治疗前1天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较治疗后1周下降（ P<0.001）。 结论:肝外胆管癌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内镜下射频消融术治疗可减轻患者的免疫抑制，提高细胞免疫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