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医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汉方杂志的报道,刻画日本人视角下的中医药业态面相,揭示中日传统医界在近代转型期的探索与思考.民国时期的中医行业文化积淀深厚,药材贸易繁荣,制药工艺精湛,医界同仁锐意革新.这些认识颠覆了明治维新以来中医药落后保守的形象,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极具特色的一面,同时奋进创新的中医界也给经历了漫长低谷期的汉方医学界极大的鼓励,为中日传统医学界的现代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变态"一词自晚清光绪年间进入汉语心理学,20世纪10年代成为学科定名,迅速向大众话语渗透,这一过程是系统回溯近代心理学术与大众生活互相影响、共同变迁历程的巧妙切入点和生动案例,也折射出"赛先生"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历程中的复杂角色.在学习舶来概念"变态"时,学者的理解可归纳为五种观点:长尾极值论、社会期望论、症状符合论、现实危害论、习惯破裂论.因该术语的局限性,其在大众语用流变中经历了不当泛化与狭化,逐渐悖离学术原意,层积了堕落、色狼、暴虐之隐喻与联想.这提示我们须重新审视"变态心理学"一词在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社会中,救济贫病、施医给药的善举有着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近代以降,民间医疗慈善的道德诉求日渐式微.从施善目的来看,医疗慈善组织不再像传统社会追求重塑社会道德与公众价值伦理,而是有着更多的功利性考量和世俗利益诉求于其中;从施善社会功能来看,此时的“病”者,不再被视为“贫”的延伸,而是作为最直接的救助指标;医疗行为变得更为单纯,在实践上向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医疗体系的诞生;医疗慈善超越单纯的道德教化,被视为救国策略和社会改造的重要途径,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责任与政治意图.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西医逐步被民众所接受.大众的医学知识与医疗行为亦发生了深刻转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国其医疗环境如何?故以民国时期发行量较大的《申报》为史料, 给读者以较直观的历史印象, 分别从医药监管法律的建立、重视医德、医疗水平的良莠不齐、中西医的竞争、媒体的传播、医疗场所的变化等6个方面概述当时的医疗环境, 并以此为借鉴, 探讨当代社会的医疗模式以及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

从以热病为线索的贯通、在热病问题上的中西医碰撞、由热病临床引发的思考三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认为其运用“重层医史”的概念,探讨了中医外感热病学的知识转型;并结合传统文献、医者观点、中西疾病观的变迁和日常生活等,考察了中医热病学在近代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麋鹿为中国特产珍贵药用动物,药用历史已逾千年.近代,麋鹿在我国灭绝,从而无药可用.今天,麋鹿重新引入我国,种群扩大,恢复药用地位成为可能.本研究系统分析了麋鹿古代药用状况与现代研究进展,以期推动麋鹿由保护物种向经济型驯养动物转型,逐步将麋鹿角等组织器官开发成为新资源药材及系列深加工产品,促进麋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麋鹿产业健康发展,造福人类健康.

皮国立著《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 1912—1949)》,于2019年5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医疗史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医疗社会史、疾病史、身体史等. 其著有《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等.

西方对中药的实质性接触和认识始于新航路的开辟.从中西文明碰撞的早期到19世纪近代社会转型之后,西方视域的中药观历经了复杂的变迁.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有别于中医理论和诊术,同时又是分阶段而多层面的.启蒙时代的欧洲对中药采取平视、好奇的态度,传教士忠实记录在华所见中药及疗效,本草作为中国植物成为西方"博物学"的科考对象;在新教传教时期,西人对中药的研究发生转向,在质疑的同时采取"医""药"分离对待,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深度增加,二是不可避免的殖民者视角,三是认识群体增多、角度多元.

1933年承淡安于无锡创办《针灸杂志》,这是民国时期最早公开刊行的针灸学专门期刊.该期刊以研究针灸学术、阐扬针灸价值、解除民众疾苦为宗旨,为近代针灸科学化贡献了坚实的力量.该刊设有论文、专载、杂著等众多栏目,刊载大量针灸学者的研究论著、秘笈秘法、验案等,是民国时期古代针灸向现代针灸转型的摸索与真实写照,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历程是传统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学界多探讨战后汉方复兴的社会因素,鲜少着眼于医学体系内部的转变,从医学理念、药物研究、医师组织、社会互动等方面考察汉方医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转型过程.医学理念上,汉方界主张"以汉方医学为经,西洋医学为纬",两者应优势互补;在药物研究领域,结合近代药理学和理化手段进行药物分析和品质管理,注重药物创新,开发新剂型;医师团体在组织、教育和宣传方面借鉴了近代模式;同时与西医界、产业界联合,从而形成了东西融合的现代汉方医学,促进了汉方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