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开始，藏医学深度影响蒙古地区医学，蒙古族智者们学习研究藏文医学文献，陆续将藏文医学文献翻译成蒙古文，促进了蒙医学的发展完善。将藏文医学文献的蒙文翻译历史分为清朝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等3个阶段，描述了各个时期藏文医学文献的蒙文翻译研究情况。清朝时期开始翻译《四部医典》《兰塔布》等重要文献10部左右，蒙古地区开始学习蒙古文医学经典。民国时期，翻译了少数2部文献，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新中国时期，总共有60多部文献翻译整理，是成果颇多时期。

苏北是中国传统的麻风区之一。民国时期，在中外多家慈善机构、政府及地方乡绅的支持下，如皋建有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之一，成为苏北麻风区唯一的大型麻风诊所。诊所于1924年正式对外营业，附属长老会医院，1927年因为内战中止运营。1933年5月，如皋麻风诊所重新开业。麻风专家海深德医师主持诊所工作，通过药物治疗、语言交流等方式，共计治疗约1 000名来自苏北各地的麻风病人。如皋麻风诊所的建立，为防止苏北麻风蔓延至上海作出突出贡献。1938年春，日寇侵占如皋，诊所关闭。

民国时期，霍乱是政府规定的法定传染病之一。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为应对霍乱疫情，特成立北京特别市防疫委员会来指导和监督防疫举措的实施。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联合各医疗机构于其所在地点以及车站、城门、学校等公共场所，还有个人住所等处实施霍乱疫苗注射，并严格明确了接种人群及接种方法，采取了自愿注射与强制注射相结合的接种模式，有效地控制了霍乱疫情的发展。其防疫工作的公益性、团结性以及灵活性，对于当今乃至未来的防疫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晚清以来普陀山的佛医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特点。清末法雨寺创办“化育堂”中医馆，为僧俗服务，僧医心禅的著作《一得集》流传广泛；民国时期，寺庙创办医院，开设药店，遇疫情灾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佛医活动曾一度停顿，寺庙场馆被用于医院疗养院，20世纪80年代，随着佛教组织的恢复，佛医活动也逐渐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佛教协会募集资金创办医院，参与疫情灾情的救助工作。

清末民初西方产科学传入中国，其中分娩消毒能够有效降低产后感染的发生。民国时期的中国妇婴死亡率较高，大部分是由产褥热与新生儿破伤风而导致，因此中国传统的接生人员（产婆）被认为是“肮脏”的。为了改善妇婴健康状况，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助产事业，并将产婆纳入到助产教育之中加强相关教育。在推广新法接生、普及分娩消毒观念时，接生篮的使用降低了妇婴死亡率，进而使产婆形象有所改善。同时，接受相关知识学习的产婆在家庭助产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洋参，是将高丽参、西洋参引种至日本并形成一定规模化种植的人参。自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东洋参借助价格优势以辽参、高丽参替代品的外来参形象广泛流通于进补文化浓厚的江南地区，并逐渐在中国参市站稳脚跟。随着东洋参的流通和药用演变，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医药界对其分类、作伪、药性与药用等研究逐渐深入，并在近代生药学的发展下，最终确定其与辽参、高丽参在药用价值上的替代关系。但随着近代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东洋参在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中销量锐减，其在中国的药用逐渐衰落。

《民国医学杂志》1923年由侯毓汶在北京发起创办，1933年改名为《东方医学杂志》。《民国医学杂志》办刊时间较长，是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在推动医学进步，尤其在推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先后在北京、沈阳、长春多地办刊，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医学活动和医事经历，呈现了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文化、医学与政治等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27—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至少颁布了74种涉疫法规，其中由卫生部、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中央机构颁行的全国性法规38种，行业性法规5种，地方政府颁行的法规31种。这些涉疫法规使得民国的疫病防治从社会化逐渐向法制化过渡，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法制体系的基础，对中国防疫事业近代化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民国涉疫法规还呈现出重视交通海港检疫、关注季节性防疫、加强偏远地区的卫生防疫、注重卫生防疫人员资质考核与保障、加大卫生防疫技术应用与研发的总体特征。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医疗水平、战乱频繁和自然灾害的制约，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涉疫法规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但涉疫法规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却对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防疫法规立法在人本主义原则、立法适应性、专业性和科学性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

民国时期有一部分中医药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影响，这也反映在此时书籍的图像中。在国内16家藏书机构中，共收集到能反映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图像1 932幅，可分为理论图、医疗图、脏腑图、疾病图、经穴图、器具图、部位图、胎产图、药物图、人物图、实验图11类。究其特点，这类图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受西医解剖学的影响极大，多数停留在形式的外在汇集，而非理论内容的内在融通。

张卿子《仲景全书》（以下简称张版《仲景全书》）是日本学者出于实用目的，将赵开美《仲景全书》进行改编而成的，此书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仲景全书》为底本，增入《张卿子伤寒论》，并对前言、目录部分进行调整，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首次刊行，是日本江户前中期《伤寒论》的主要传本。清代光绪年间此书传回国内，经成都邓氏翻刻，并增入《运气掌诀录》《伤寒明理论》。组成五种书目的张版《仲景全书》在清末民国时期流传。张版《仲景全书》在流传过程中，曾被误认为是赵开美《仲景全书》。之后随着宋本《伤寒论》受到重视，此书被与赵版相区分，但是张版《仲景全书》在临床和文献两方面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