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儿童再次肝移植的病因、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接受肝移植治疗的1 024例患儿（<18岁）的临床资料，其中再次肝移植25例（26例次）。二次肝移植24例，三次肝移植1例。25例患儿中，男13例，女12例。再次移植手术时中位年龄［ M（ Q R）］为12.9（20.5）个月（范围：5.8~134.8个月），体重为8.0（5.6）kg（范围：5.0~30.0 kg），儿童终末期肝病（PELD）评分为17.0（21.3）分（范围：0~45分）。再次肝移植的病因：胆道并发症（7例次）、移植肝原发无功能（5例次）、抗体介导排斥（4例次）、肝动脉血栓形成（3例次）、门静脉血栓形成（3例次）、肝动脉血栓形成合并门静脉血栓形成（2例次）、下腔静脉闭塞（1例次）、窦状隙梗阻综合征（1例次）。按两次移植间隔时间30 d为界线，早期（≤30 d）再移植8例次，晚期（>30 d）再移植18例次。比较两组患者再次肝移植的病因、术前PELD评分、与前次肝移植间隔时间、手术情况、主要并发症及生存情况。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 结果:本组病例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6.8（30.2）个月（范围：1 d至85.7个月），再次肝移植的发生率为1.9%（19/998）。早期再移植组手术时间为（439.8±151.0）min，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为5.0（1.8）%（范围：3.6%~6.1%），再移植病因主要为移植肝原发无功能及血管并发症；晚期再移植组手术时间为（604.4±158.0）min，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为3.4（2.1）%（范围：1.4%~5.3%），再移植病因主要为胆道并发症、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及血管并发症。早期再移植受者术后3个月、1年、2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均为62.5%；晚期再移植受者术后3个月、1年、2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100%、93.8%、93.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 结论:血管并发症、胆道并发症、移植肝原发无功能及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是儿童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早期再次肝移植患儿的PELD评分较高，晚期再次肝移植手术相对困难。晚期再次肝移植与首次肝移植受者的术后生存率无差异，优于早期再次肝移植。感染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儿童再次肝移植术后死亡的重要原因。

目的:探讨 125I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间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18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男184例，女34例，年龄(53.8±9.2)岁]资料。对患者行CT引导下 125I粒子植入术，于术后2～3个月复查CT、肝功能，比较治疗前后门静脉癌栓直径、肝功能参数及腹腔积液等并发症情况，并随访2～26个月，计算患者的生存期。应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比较。 结果:125I粒子植入后2～3个月，218例患者中癌栓完全缓解8例(3.7%)，部分缓解111例(50.9%)，无变化80例(36.7%)，疾病进展19例(8.7%)，总有效率为91.3%(199/218)。治疗后癌栓直径为(12.63±4.64) mm，较治疗前减小[(26.65±10.88) mm； t＝18.74， P<0.01]；血清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分别为(20.59±10.29)、(11.40±8.37) pg/L，与治疗前[(24.27±12.65)、(15.64±7.99) pg/L]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5.37、8.44，均 P<0.05)；治疗前后血清间接胆红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5， P>0.05)。142例有腹腔积液的患者中86例治疗后较治疗前积液情况好转。所有患者均未见与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至随访结束，162例死亡，56例存活，患者总生存期(9.23±0.59)个月。 结论:125I粒子植入可安全、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并改善腹腔积液。

门静脉血栓（PVT）是肝硬化常见并发症之一，通过升高门静脉压力，诱发或加重腹水、上消化道出血，甚至增加肝移植难度，影响患者预后。近年来，随着PVT相关研究结果公布，对其机制和临床危害认识不断深入。现就PVT形成机制与治疗策略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提升临床医师对PVT发病机制的认识，辅助制定合理防治策略。

目的:总结本中心腹腔镜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的临床效果和技术改进，探讨活体肝移植供者全腔镜手术的临床特点和价值。方法:回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实施的76例全腹腔镜下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手术的临床资料。对76例供者及其移植物的围手术期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吲哚菁绿荧光显像在胆道劈分以及改进后的血管切开闭合器在肝静脉离断中应用临床效果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结果:76例全腹腔镜活体供肝获取手术中，不包含肝中静脉的右半肝获取7例，左半肝获取12例(6例包含肝中静脉)，肝左外叶获取55例，单独肝段(Ⅱ段)获取2例。所有供者手术均未输血，1例左外叶供者术后门静脉右支血栓形成，行开腹门静脉右支(经左支残端)取栓术，术后顺利恢复出院；余供者术后均无Clavien-Dino分级Ⅱ级以上并发症发生。除最初8例腹腔镜下肝左外叶切取术中未施行胆道造影外，其余68例腹腔镜供者手术均采用ICG荧光显像实时引导下离断胆道。69例供者手术(左肝及右肝移植物)采用改进的直线型血管闭合器(one-side stapler)离断肝静脉，仅3例需进行流出道的补片延长性重建。结论:具备丰富的活体肝移植供者开腹获取手术和一定的腹腔镜肝脏手术经验是开展腹腔镜活体供肝获取手术的基础。对于腔镜下的胆道和肝静脉的离断，采用新的方法和器械有助于保障临床效果的同时提高手术操作的便捷性。

目的:评价同种异体静脉置换在腹部外科应用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及远期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115例术中行同种异体静脉置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围手术期并发症以及远期置换血管狭窄情况。结果:本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最常见术式为胰腺癌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75.7%），最常见置换血管部位依次为门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汇合部（53.9%）、肠系膜上静脉（23.5%）、门静脉（18.3%）。本组患者围手术期死亡6例（5.2%），发生并发症31例（27.0%），与置换血管直接相关并发症包括门静脉血栓形成2例（1.7%）。随访期间置换血管发生轻度狭窄8例（7.5%），中度狭窄12例（11.5%），重度狭窄14例（13.2%）。置换血管中重度狭窄半年、1年、2年发生率分别为8.0%、24.4%、34.5%。结论:采用同种异体静脉血管术中重建腹部大静脉短期、中期效果良好，术后抗凝治疗或可降低血栓形成或狭窄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晚期门静脉闭塞不同门静脉闭塞分级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2年6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术后晚期门静脉闭塞患者资料。共入组13例患者，其中男性8例，女性5例，年龄范围2~68岁，中位年龄47岁。基于门静脉血栓Yerdel分级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放射介入科介入诊治经验，进一步优化门静脉闭塞分级，并依据分级行不同治疗。观察患者门静脉闭塞两端压力梯度变化、介入并发症、介入术后门静脉通畅情况等。结果:13例患者均获得介入治疗技术成功。13例患者置入支架共15枚。介入手术时间(63.1±18.4)min。13例患者介入治疗前门静脉闭塞两端压力梯度为[ M( Q1， Q3)]14.0(9.5，18.0)mmHg(1 mmHg＝0.133 kPa)，高于介入治疗后压力梯度[ M( Q1， Q3)]1.0(1.0，2.5)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19， P<0.001)。1例患者于介入术后6 d再发门静脉主干及门静脉右支内血栓，再次介入治疗后好转。1例患者于介入术后111 d因门静脉主干内再次血栓形成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其余患者介入术后随访过程中门静脉均通畅。所有患者均未发生穿刺点及腹腔内出血等介入相关并发症。 结论:基于不同门静脉闭塞分级采取相应的介入治疗肝移植术后晚期门静脉闭塞安全、可行。

目的:研究肝硬化患者门静脉血栓(PVT)形成的相关影响因素，PVT形成对肝硬化并发症及临床表现的影响，探讨PVT的治疗。方法:收集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住院治疗的肝硬化PVT患者199例设为PVT组，随机抽取同期肝硬化无PVT患者199例作为对照组，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对可能影响PVT形成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对肝硬化PVT患者的并发症进行统计学分析。据资料不同用 t检验、 Z检验、χ 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比较，肝硬化病因、门静脉宽度、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移酶、胆碱酯酶（CHE）、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凝血酶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酒精性肝硬化[ OR = 3.125（95%可信区间1.414～6.906）， P = 0.005]、门静脉增宽[ OR = 5.814（95%可信区间2.746～12.307）， P < 0.001]是肝硬化PVT形成的独立影响因素，肝硬化PVT形成使患者更易出现白细胞减少[ OR = 1.594（95%可信区间1.015～2.502）， P = 0.043]和CHE降低[ OR = 4.267（95%可信区间2.313～7.869）， P < 0.001]；PVT组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腹水、胸水、食管静脉曲张、重度食管静脉曲张、住院天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酒精性肝硬化、门静脉增宽是肝硬化PVT形成的影响因素，肝硬化PVT患者更易出现白细胞减少和CHE降低。PVT的形成使肝硬化患者更容易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更容易出现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腹水、胸水等临床表现，延长患者住院时间。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门静脉血栓形成(PVT)是脾切断流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具有隐匿性和潜在危险性，削弱了手术的疗效。且行脾切断流术患者常伴有严重肝硬化，其异常的止血功能使术后血栓防治成为临床医师需要面对的难题。本文就脾切断流术后PVT发生的危险因素、机制及防治方法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患者发生门静脉血栓(PVT)的危险因素及治疗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9年4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行肝脏移植手术的29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45例，女性45例，中位年龄51(44，56)岁。依据肝移植受者术后是否发生PVT分为两组：PVT组( n＝16)和非PVT组( n＝274)。对比两组肝移植受者性别、年龄等临床资料。采用门诊和住院方式进行随访。分析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PVT的危险因素。 结果:290例肝移植受者术后随访时间59(42，73)个月，明确术后存在PVT者16例，发生率为5.5%(16/29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受者术前存在PVT( OR＝12.773，95% CI：3.887~41.973)是肝移植术后发生PVT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术后出现PVT的16例患者，其中10例行门静脉介入干预治疗，剩余6例患者由于症状轻微，口服阿司匹林或者利伐沙班抗凝治疗。PVT组受者术后3年生存率为93.8%(15/16)，非PVT组受者术后3年生存率为90.1%(247/274)，两组受者术后3年生存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1， P＝0.969)。 结论:受者术前存在PVT是肝移植术后发生PVT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术后出现PVT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可获得较好疗效，且不影响长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