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中药配方颗粒的药效学及与饮片药效比较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方法 通过查阅近十年国内相关文献,从相关疾病类型、药方种类、病理模型、造模方法、阳性对照药、检测指标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结果 以中药配方颗粒与中药饮片药效比较研究为主,涉及结肠炎、慢性胃炎、高血脂症、关节炎、恶性肿瘤、糖尿病、感冒等疾病和湿困脾胃证、肾阴虚证、阳明腑实证等中医病证.结论 中药配方颗粒作为新型饮片应用于中医临床,在药效上是否与传统饮片等效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详细综述了中药配方颗粒的药效学及与饮片药效比较研究,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谭新华教授运用角药治疗男性下尿路症状经验丰富,临床疗效显著,其所用角药类型可划分为补益类与祛邪类,分别有 3 种首选角药组合.补益类:针对脾肾气虚证,首选黄芪-人参-白术组合;针对肾阴亏虚证,首选熟地黄-女贞子-墨旱莲组合;针对肾阳不足证或下焦虚寒证,首选山药-益智仁-乌药组合.祛邪类:针对肝气郁滞证,首选柴胡-白芍-川楝子组合;针对气血瘀滞证,首选怀牛膝-桃仁-莪术组合;针对下焦湿热证型,首选车前子-萹蓄-瞿麦组合.从角药配伍角度分析谭新华教授治疗男性下尿路症状,并于文末附医案 1 则加以说明,以期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其学术思想,为临床提供参考.

目的 探究血脂边缘升高人群核心病机及中医证候特征,为中医药早期防治血脂异常研究及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符合标准的 1 404 例血脂边缘升高人群,其中女性 720 例、男性 684 例,年龄分布在 28～65 岁.收集性别、年龄、血压、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血尿酸、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及中医症状、体征等信息,建立血脂异常水平数据库.采用频数统计、因子分析、系统聚类探究核心病机及证候特征.结果 中医症状、体征出现频次前 5 位依次是身热不扬、口干、尿清、口苦、肥胖;因子分析共提取 7 个公因子,分别是脾虚夹瘀证、湿热伤阴证、湿热困脾证、湿热蕴胃证、脾虚痰湿证、痰热伤阴证、胃热脾虚证;系统聚类共分 6 种中医证候、1 种状态,分别是痰湿中阻证、大肠湿热证、气阴两伤挟瘀证、阳气不足证、脾胃虚弱证、三焦湿热证和肥胖.结论 血脂边缘升高人群证候分布主要为痰湿中阻证、大肠湿热证、气阴两伤挟瘀证、阳气不足证、脾胃虚弱证、三焦湿热证,以及形体肥胖的状态表现.

目的:探讨血小板参数、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和D-二聚体在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中不同中医证型的表达水平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对符合入选标准的2015年6月-2019年6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病科500例住院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检测并比较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血小板压积（platelet crit, PCT)、大血小板比率（platelet larger cell ratio, P-LCR)、FIB、D-二聚体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各指标对中医证型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500例患者经辨证分为3组，其中湿热下注证组286例（57.2%)、血瘀湿重证组132例（26.4%)、脾肾阳虚证组82例（16.4%)。各组间MPV、PDW、P-LCR、FIB和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P<0.01)，其中血瘀湿重证组较湿热下注证组MPV水平升高，D-二聚体水平降低( P<0.05) ；脾肾阳虚证组MPV、PDW、P-LCR水平高于湿热下注证组与血瘀湿重证组( P<0.05或 P<0.01)，FIB、D-二聚体水平低于湿热下注证组与血瘀湿重证组( P<0.05或 P<0.01)。FIB (AUC= 0.592 9)和D-二聚体(AUC ＝0.673 1)对于DVT血瘀湿重组和脾肾阳虚组的鉴别诊断有统计学意义( P<0.01)。MPV(AUC＝0.601 5)、PDW(AUC= 0.615 4)、P-LCR (AUC ＝0.606 1)、FIB (AUC ＝0.616 4）和D-二聚体(AUC ＝0.721 8)对DVT湿热下注证组和脾肾阳虚证组的鉴别诊断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MPV、PDW、P-LCR、FIB和D-二聚体与DVT中医证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对其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为中医微观辨证客观指标的有效补充。

刘敏教授认为，肝与泄泻关系颇为密切，临床基于肝脾相依理论，从肝论治泄泻，常获佳效。临证可分肝脏疏泄过旺或肝脏疏泄不及辨证治疗本病。治疗肝脏疏泄过旺当以抑肝扶脾为法，用药以疏肝为主，佐以健脾，肝气郁结可选柴胡疏肝散加健脾药，肝气疏泄太过可选痛泻要方。肝脏疏泄不及又分为肝气(阳)虚和肝血(阴)虚，治疗肝气(阳)虚应以温补肝阳为主，兼护肝阴(血)，方用乌梅丸加味，用药遵循"以辛补其肝用，以酸补其肝体"的特点。肝血(阴)虚证治当遵循"损其肝者，缓其中"原则，以六味地黄丸加味。并附验案二则进行分析。

目的:评价温肾固疏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7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105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2例和观察组53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温肾固疏汤，2组均连续治疗8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VAS量表评价疼痛程度；采用双能X射线骨密度仪检测股骨大粗隆(Troch)、Ward’s三角区(Ward’s)及L 1～ 4的骨密度；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类固醇激素受体辅激活子-3(SRC-3)、Bcl-2及转录元件辅激活蛋白(PGC-1a)水平；观察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9.3%(42/53)、对照组为61.5%(32/5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55， P＝0.047)。观察组治疗后腰膝酸软、腰脊疼痛、下肢痿弱、步履维艰评分及总分，以及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1.956、20.472、18.591、13.439、19.594、9.035， P值均<0.001)。治疗后，观察组Troch[(0.70±0.07)g/cm 2比(0.67±0.06)g/cm 2， t＝2.356]、Ward’s[(0.57±0.06)g/cm 2比(0.51±0.05)g/cm 2， t＝5.561]及L 1～ 4[(0.88±0.07)g/cm 2比(0.80±0.05)g/cm 2， t＝6.727]骨密度均高于对照组( P<0.05)；血清SRC-3[(0.34±0.08)ng/L比(0.27±0.07)ng/L， t＝4.768]、Bcl-2[(9.56±2.15)μg/L比(8.45±2.07)μg/L， t＝2.694]及PGC-1a[(0.33±0.06)g/L比(0.25±0.04)g/L， t＝8.023]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2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温肾固疏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减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骨密度，上调SRC-3、Bcl-2、PGC-1a水平，且安全性较好。

放射性肠炎患者普遍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情况。中药调整肠道微生物菌群具有一定优势，临床多从热毒伤络证、寒热错杂证、脾虚湿滞证、脾肾阳虚证、阴虚津亏证辨证论治本病，主要运用白头翁汤、乌梅丸、四君子汤等方剂加减治疗，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丰度、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发挥类益生元功效及免疫调节作用等促进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从而治疗放射性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

目的:探讨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实施辨证施膳对肝硬化腹水患者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收治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84例肝硬化腹水患者，采取2×3析因设计方法，以是否进行辨证施膳与药膳类别作为处理因素，根据研究对象的辨证分型不同，采取随机区组方法进行入组，每组14例。3个非辨证施膳组采用肝硬化腹水常规护理；3个辨证施膳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辨证选择相应的药膳：脾肾阳虚证选择参芪瘦肉汤，肝肾阴虚证选择枸杞麦冬排骨汤，气滞血瘀证选择当归三七排骨汤，采用肝病中医证候积分量表、肝硬化腹水疗效评定进行效果评价。结果:纳入有效病例80例。入院第1天、第14天和出院2周3个时间点肝病中医证候积分：脾肾阳虚证辨证施膳组（a1b1）分别为（46.38 ± 8.56）、（34.20 ± 8.42）、（31.40 ± 4.22）分，肝肾阴虚证辨证施膳组（a1b2）分别为（41.50 ± 8.71）、（31.35 ± 8.63）、（31.12 ± 4.94）分，气滞血瘀证辨证施膳组（a1b3）分别为（45.92 ± 7.86）、（35.17 ± 7.57）、（30.83 ± 7.32）分，脾肾阳虚证非辨证施膳组（a2b1）分别为（46.29 ± 8.38）、（39.79 ± 7.65）、（36.64 ± 6.83）分，肝肾阴虚证非辨证施膳组（a2b2）分别为（40.50 ± 8.12）、（38.10 ± 8.93）、（35.38 ± 8.24）分，气滞血瘀证非辨证施膳组（a2b3）分别为（45.62 ± 7.99）、（41.83 ± 7.31）、（38.83 ± 7.96）分；3个时间点肝病中医证候积分经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发现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63.998， P<0.05），且各组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20.993， P<0.05）；入院第14天和出院2周,辨证施膳3组患者与非辨证施膳3组患者肝病中医证候积分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3.244、3.489，均 P<0.05）。 结论: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辨证施膳组可有效降低肝硬化腹水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改善症状，增强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高血压病伴失眠症（HWI）患者中医证素证候的分布规律。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和回顾性研究。收集2020年12月－2022年8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HWI患者的四诊资料及中医证型相关信息，基于因子分析降维及系统聚类分析，归纳总结HWI患者的中医证素及潜在证型；采用爬山法（LTM-EAST）构建隐结构模型，综合聚类分析判断常见证型。结果:①因子分析共提取公因子14个，累计贡献率为 63.254%。在频次≥70的36个症状变量中，半数以上的HWI患者具有心烦易怒、少寐、多梦、头晕、心悸、胸部闷塞、口干、易醒、神疲体倦；舌色以淡红舌、红舌为主；舌苔以薄苔、腻苔为主；脉象多为弦脉、数脉、滑脉；② HWI的病位证素主要为肝（52.09%）、心（33.43%）、脾（26.46%）、肾（23.68%）；病性证素主要为痰湿（34.54%）、阴虚（29.25%）、热（火）（25.35%）、气滞（25.07%）；③通过频数统计出10个证型、因子聚类得出9个证型、隐结构聚类推测出7个证型，以上3种方法推断出的证型中，重复出现至少2次的证型共有7个，可认定为HWI常见证型。结论:HWI的常见临床症状为心烦易怒、少寐、多梦、头晕、心悸、胸部闷塞、口干、易醒、神疲体倦；病位证素主要在肝、心、脾、肾；病性证素主要涉及痰湿、阴虚、热（火）、气滞；临床常见证型为肝郁化火证、阴虚阳亢证、痰湿内蕴证、阴虚内热证、心胆气虚证、心脾两虚证、心肾不交证。

目的:探讨不同BUN水平脓毒症患者中医证候要素的特征。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7年1月-2018年12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252例重症医学科住院患者，按BUN水平分为较低水平组(BUN<9.25 mmol/L)与较高水平组(BUN≥9.25 mmol/L)，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并发症、感染部位等数据，按中医四诊信息并结合BUN水平进行中医证候要素判定，对单因素分析中 P<0.2的变量作为候选变量引入并进行中医证候要素与BUN的相关性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与较低水平组比较，较高水平组中医实性证候要素中瘀血证[74.60%(94/126)比53.17%(67/126)]患者比例更高( P<0.01)，毒热证[52.38%(66/126)比65.87%(83/126)]患者比例更低( P＝0.029)；中医虚性证候要素中气虚证[67.46%(85/126)比45.24%(57/126)， P<0.01]、阳虚证[11.90%(15/126)比3.97%(5/126)， P＝0.032]患者比例更高( 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较高水平组脓毒症发生率与气虚证( OR＝3.425，95% CI：1.934～6.068， P<0.01)、阳虚证( OR＝3.460，95% CI：1.160～10.325， P＝0.026)、肾虚证( OR＝2.212，95% CI：1.173～4.173， P＝0.014)有相关性。 结论:较高水平组脓毒症患者瘀血证、气虚证、阳虚证比例更高，可能与气虚证、阳虚证、肾虚证发生率增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