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的发育和功能高度依赖于类固醇激素的周期分泌及其同源受体的表达,其中最重要的是雌、孕激素及其受体.雌、孕激素使子宫内膜有增殖期和分泌期,维持正常的月经周期并为妊娠做准备,雌、孕激素失调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一系列疾病,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病理状态下,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互作用促进子宫内膜过度增殖,这与子宫内膜病变发生风险升高密切相关,而孕激素能有效抑制雌激素的增殖作用,但当孕激素受体表达异常或出现孕酮抵抗时会导致孕激素功能失调.子宫内膜相关疾病的有效治疗有赖于对激素通路的认识,综述导致子宫内膜疾病的激素通路及其调节因素,以期为临床研制出能有效预防及改善治疗结局的新药提供借鉴.

目的 探讨外周血血清胰岛素及25(OH)D3在Ⅰ型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收治的30例Ⅰ型EC患者(观察组)及同期30例体检健康女性(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化学发光法检测空腹胰岛素(FINS)及25(OH)D3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结果 无论糖尿病或非糖尿病患者,观察组血清胰岛素、HOMA-IR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血清25(OH)D3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型EC患者不同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的FINS水平及HOMA-I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随着FIGO分期升高、组织学分级增加、浸润肌层深度增加,患者血清25(OH)D3的水平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有无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等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结论 Ⅰ型EC患者血清胰岛素水平明显升高,血清25(OH)D3水平显著降低,它们可能诱发Ⅰ型EC,对EC的诊断及病情进展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以腋窝淋巴结转移为首发症状的小肿瘤（≤1.0 cm）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201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首诊60例以腋窝淋巴结转移为首发症状小肿瘤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研究组），同期纳入非小肿瘤且淋巴结阴性（对照组A）、非小肿瘤且淋巴结阳性（对照组B）、小肿瘤且淋巴结阴性（对照组C）作为对照组。选取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以及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和Ki67四项指标对比分析在原发病灶和腋窝淋巴结转移病灶间的区别，并结合随访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中四项指标在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中均存在不一致现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Her-2的表达对照组B、研究组、对照组C、对照组A呈现递减趋势；研究组腋窝淋巴结转移>3枚组共19例，Her-2阳性率为11/19，淋巴结转移≤3枚组共37例，Her-2阳性率为21.6%（8/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R、PR和Ki67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B中腋窝淋巴结转移>3枚组和≤3枚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合随访资料，研究组中淋巴结转移>3枚组中以后发生远处转移者4例，Ki67的表达率为4/4，未发生远处转移者13例，Ki67的表达率为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乳腺癌包括小肿瘤乳腺癌原发灶和腋窝淋巴结转移灶间ER、PR、Her-2和Ki67表达一致性较好，多数情况可以用原发病在生物学指标评价整体病情，但部分患者确实存在不一致现象，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的关注，用以全面评估病情；Her-2阳性表达似乎在整体中表现与腋窝淋巴结转移相关，尤其在小肿瘤乳腺癌≤1.0 cm中表现出更优相关性；对于腋窝淋巴结转移阳性且原发病灶≤1.0 cm浸润性导管癌患者，Ki67的高表达似乎提示更远期更易发生远处转移。

目的:分析七失神同源物2（SIAH2）、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PDGF-BB）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6月至2022年6月在六安市中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96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癌组织标本和癌旁组织标本（距肿瘤组织至少5 cm），比较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SIAH2、PDGF-BB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检验分析乳腺癌组织中SIAH2、PDGF-BB表达的相关性，并分析SIAH2、PDGF-BB表达与临床病理学参数的关系。结果:乳腺癌组织SIAH2、PDGF-BB阳性表达率高于癌旁组织[72.92%（70/96）比9.38%（9/96）、56.25%（54/96）比11.46%（11/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80.03、43.01， P<0.01）。乳腺癌组织中SIAH2和PDGF-BB表达具有相关性（ r = 0.425， P<0.05）；并且组织学分级越高，SIAH2、PDGF-BB阳性表达率越高（ P<0.05）；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阳性患者SIAH2、PDGF-BB阳性表达率高于ER、PR阴性患者[91.38%（53/58）比44.74%（17/38）、90.16%（55/61）比42.86%（15/35）、81.03%（47/58）比18.42%（7/38）、72.13%（44/61）比28.57%（10/35）]（ P<0.05）。 结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中SIAH2、PDGF-BB阳性表达与组织学分级有关，其可能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侵袭和转移过程的调控。

目的:探讨伴破骨细胞样巨细胞的乳腺癌（COGC）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16年2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和2008年5月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COGC患者各1例，观察其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临床病理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48岁及57岁，均因乳房无痛性肿块就诊。光学显微镜下主要表现为浸润性筛状癌及非特殊类型浸润性导管癌，破骨细胞样巨细胞散布在肿瘤组织内，间质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和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示癌细胞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弥漫强阳性，破骨细胞样巨细胞CD68阳性。结论:COGC是一种罕见肿瘤，其内的破骨细胞样巨细胞形态特殊，需要与多种类型的多核巨细胞鉴别，其诊断及鉴别诊断需要依据形态学特征及免疫表型。

目的:探讨环氧合酶2(COX-2)、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与子宫内膜息肉的形成及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长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绝经后女性患者160例，根据疾病不同分为子宫内膜息肉组(83例)、卵巢切除组(42例)、正常绝经组(35例)。对三组的COX-2、ER、PR水平进行检测。比较三组COX-2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E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P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分析COX-2、ER、P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的相关性。结果:子宫内膜息肉组中COX-2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阳性表达率(16.9%、30.1%)高于正常绝经组(0.0%、11.4%)、卵巢切除组(4.8%、7.1%)(χ 2＝4.568、5.806，均 P<0.05)；三组E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 2＝1.333、1.412，均 P>0.05)；子宫内膜息肉组P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低于正常绝经组、卵巢切除组(χ 2＝4.890、5.022，均 P<0.05)；COX-2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呈正相关( r＝4.335， P<0.05)，P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呈负相关( r＝-4.256， P<0.05)，E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无明显相关性( r＝1.203， P>0.05)。 结论:COX-2、PR与子宫内膜息肉的形成及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有明显的关系，而ER无明显相关，因此，对患者的COX-2、PR水平进行检测，有利于为临床相关治疗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乳腺分泌性癌(SBC)的临床病例特征及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局数据库(SEER)，筛选2004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病理诊断为SBC(79例)和浸润性导管癌(IDC)(461 750例)的病例资料，分析两组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情况，使用COX分析总生存期(OS)和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BCSS)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按1∶1比例匹配平衡混杂因素，利用Kaplan-Meier法分析匹配后两组生存差异。结果:乳腺分泌性癌患者与浸润性导管癌患者在年龄( Z＝27.887， P<0.01)、婚姻状况( χ2＝9.639， P<0.01)、雌激素受体( χ2＝4.873， P<0.05)、孕激素受体( χ2＝42.917， P<0.01)、组织学分级( Z＝5.442， P<0.01)及N分期( Z＝2.616， P<0.01)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性别、种族、肿瘤位置、T分期、M分期、手术、放疗和化疗无统计学意义( P>0.05)。COX回归提示乳腺分泌性癌患者预后更好[风险比( HR)＝1.616，95%可信区间( CI)：1.589～0.871， P<0.05]；组织学分级越高，其预后越差(组织学为Ⅱ级 HR＝1.159，95% CI：1.133～1.186， P<0.01；组织学为Ⅲ级 HR＝1.440，95% CI：1.406～1.476， P<0.01)；肿瘤体积越大，其预后更差(T2分期 HR＝1.616，95% CI：1.589～1.643， P<0.01；T3分期 HR＝2.188，95% CI：2.130～2.249， P<0.01；T4分期 HR＝2.484，95% CI：2.416～2.554， P<0.01)；淋巴结转移越多的患者预后差(N1分期 HR＝1.426，95% CI：1.402～1.451， P<0.01；N2分期 HR＝2.079，95% CI：2.028～2.131， P<0.01；N3分期 HR＝2.576，95% CI：2.054～2.649， P<0.01)。按1∶1比例将两组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期和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均无统计学意义( HR＝1.816，95% CI：0.785～4.205、 HR＝0.928，95% CI：0.232～3.721， P>0.05)。 结论:乳腺分泌性癌是临床罕见的恶性肿瘤，具有生长缓慢、组织学分级低、较少发生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组织学分级、肿瘤体积、淋巴结转移情况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目的:探讨女性生殖道不同部位具有中肾形态特征的腺癌在组织形态、免疫表型等方面的异同。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间确诊的子宫颈中肾腺癌（MA）2例及子宫体、卵巢中肾样腺癌（MLA）5例，病变组织行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KRAS基因突变检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子宫颈MA与子宫体、卵巢MLA有相同形态特征，表现为腺管、乳头、实性等多种结构的混合。然而2例子宫颈MA主体位于宫颈间质内，肿瘤周边存在中肾管残余，4例子宫体MLA主要累及子宫内膜及肌层，1例卵巢MLA可见局部子宫内膜异位，且MLA病例均未见中肾管残留。免疫组织化学GATA3在全部7例MA/MLA中表达，TTF1仅在4/5例MLA中表达。所有病例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阴性，p53野生型。所检测的5例MA/MLA病变均存在KRAS基因突变。在6~32个月的随访中，1例患者出现复发，其余均无瘤生存。结论:女性生殖道子宫颈MA与子宫体、卵巢MLA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免疫表型，且均存在KRAS基因突变；但与子宫颈MA起源于中肾残余不同，后者与苗勒上皮关系密切。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多西他赛（ACT）方案化疗后复发转移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桐城市人民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保乳根治术后行ACT方案化疗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同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60例为健康对照组。于术前及化疗结束后1周抽取所有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应用定量实时聚合酶联反应法测定血清中miR-137、miR-140的相对表达水平。收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病理类型、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状态。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3年，根据患者病历和随访结果记录术后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时间。结果: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0.89±0.15）&（1.34±0.21）（ t=4.99， P<0.001）及（0.83±0.14）（1.18±0.17）（ t=4.25， P<0.001）。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水平与TNM分期、ER状态和HER2状态有关（ t=2.56、2.06、2.24， P=0.003，0.007、0.004），miR-140水平与TNM分期和HER2状态有关（ t=1.95、2.11， P=0.008、0.006）。化疗结束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为（1.05±0.16）及（0.97±0.18），相较于术前均显著升高（ t=2.69、3.05， P=0.004、0.002）。共17例患者3年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1.67%（43/60）。复发转移患者的miR-137及miR-140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发生复发转移患者（0.74±0.14）&（0.94±0.13）及（0.73±0.10）&（0.87±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5， P<0.001）及（ t=3.63，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137及miR-140表达水平预测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79.1%和82.4%和69.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低水平miR-137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水平miR-137组（ P=0.025）；低水平miR-140组与高水平miR-140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 结论: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ACT方案化疗后疗效有关，血清miR-137高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采用残余肿瘤负荷（residual cancer burden，RCB）评估系统分析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并探讨RCB评估在新辅助治疗中的预后价值。方法: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9年11月至2022年11月364例行新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术后RCB分级，采用 χ 2检验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Logistic回归分析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方法评估累积生存期。 结果:364例经新辅助治疗患者中，术后获得RCB 0级者129例、RCB Ⅰ级46例、RCB Ⅱ级109例、RCB Ⅲ级80例。新辅助治疗前患者的组织学分级（ χ 2=21.757， P=0.000）、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 χ 2=52.837， P=0.000）、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 χ 2=55.658， P=0.00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 χ 2=89.040， P=0.000）的表达情况，Ki67表达（ χ 2=12.927， P=0.005），分子分型（ χ 2=80.793， P=0.000）及术前淋巴结状态（ χ 2=25.764， P=0.000）均显示与患者术后的RCB分级相关；进一步相关性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 r=-0.229， P=0.000）、HER2表达情况（ r=-0.465， P=0.000）及Ki67表达量（ r=-0.179， P=0.000）与RCB分级呈负相关，而ER（ r=0.352， P=0.000）、PR（ r=0.379， P=0.000）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r=0.214， P=0.000）与RCB分级呈正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术前高组织学分级，ER、PR、AR阴性表达，HER2阳性表达，Ki67高增殖指数，淋巴结未发生转移是术后获得pCR的有利因素，且PR、AR、HER2是术后获得pCR的独立预测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不同RCB分级患者术后的累积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结论:乳腺癌的术后RCB分级与其新辅助治疗前诸多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预后密切相关，与RCB分级密切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新辅助治疗pCR的重要影响因素，故RCB分级有较高的预后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