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半乳甘露聚糖(galactomannan,GM)检测在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1年12月住院并符合纳入标准的788例患者,根据EORTC/MSG诊断标准和专家共识,分为确诊IPA、临床诊断IPA、拟诊IPA和非IPA组,用统计学方法对BALF GM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不同阈值时BALF GM检测的灵敏度、特异性、约登指数.结果 4例确诊IPA、156例临床诊断IPA为病例组,非IPA 160例为对照组.对于BALF GM检测,ROC曲线分析当cut-off≥0.935时,约登指数为0.969,是最佳的界值点,灵敏度为98.8％,特异性为98.1％.当cut-off≥1.51时,灵敏度为78.8％,特异性为100.0％.结论 BALF GM检测在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IPA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生命早期不同剂量维生素D饮食对不同哮喘内型小鼠模型气道炎性反应的影响。方法:2022年6月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动物房饲养孕14 d的BALB/c小鼠，子鼠出生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维生素D充足组和维生素D缺乏组，每组12只。维生素D充足组小鼠给予维生素D含量充足饲料，维生素D缺乏组小鼠饲料不含有维生素D。小鼠8周龄开始采用卵清蛋白致敏、激发建立T2型哮喘模型，采用卵清蛋白致敏、激发联合臭氧暴露建立非T2型哮喘模型，每种模型各6只小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25羟基维生素D 3[25（OH）D 3]水平。肺组织行HE染色，评估炎性反应评分，并计算嗜酸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密度。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白细胞介素（IL）-4、IL-6、IL-10和IL-17A表达水平及炎症细胞计数（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嗜酸粒细胞计数）。 结果:维生素D缺乏组T2型哮喘小鼠和非T2型哮喘小鼠血清25（OH）D 3均明显低于维生素D充足组[（8.12 ± 1.72）μg/L比（26.63 ± 2.54）μg/L和（6.86 ± 1.65）μg/L比（23.81 ± 3.09）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维生素D缺乏组非T2型哮喘小鼠炎性反应评分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非T2型哮喘小鼠[（2.58 ± 0.49）分比（1.83 ± 0.2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T2型哮喘小鼠炎性反应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维生素D缺乏组T2型哮喘和非T2型哮喘小鼠中性粒细胞密度和嗜酸粒细胞密度均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T2型哮喘：（20.30 ± 1.95）个/100 μm比（12.58 ± 1.04）个/100 μm和（5.25 ± 0.62）个/100 μm比（3.15 ± 0.35）个/100 μm；非T2型哮喘：（53.48 ± 5.19）个/100 μm比（33.80 ± 2.74）个/100 μm和（3.00 ± 0.29）个/100 μm比（2.17 ± 0.21）个/100 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维生素D缺乏组T2型哮喘和非T2型哮喘小鼠BALF细胞总数均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维生素D缺乏组T2型哮喘小鼠BALF嗜酸粒细胞计数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T2型哮喘小鼠，维生素D缺乏组非T2型哮喘小鼠BALF中性粒细胞计数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T2型哮喘小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T2型哮喘模型小鼠BALF中性粒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非T2哮喘模型小鼠BALF嗜酸粒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组内非T2型哮喘小鼠BALF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明显高于T2型哮喘小鼠，而T2型哮喘小鼠BALF嗜酸粒细胞计数明显高于非T2型哮喘小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维生素D缺乏组T2型哮喘和非T2型哮喘小鼠BALF IL-4、IL-6和IL-17A均明显高于维生素D充足组，BALF IL-10明显低于维生素D充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在维生素D缺乏组，非T2型哮喘小鼠BALF IL-4明显低于T2型哮喘小鼠，BALF IL-6和IL-17A明显高于T2型哮喘小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维生素D充足组，非T2型哮喘小鼠BALF IL-6和IL-17A明显高于T2型哮喘小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维生素D参与了T2型哮喘和非T2型哮喘的不同气道炎性反应机制，这种影响可能对非T2型哮喘作用更大。

人工合成抗甲状腺药物(antithyroid drugs，ATD)用于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已有70多年的历史。抗甲状腺药物是一种被称为硫酰胺的分子，通过干扰甲状腺过氧化物酶介导的甲状腺球蛋白中酪氨酸残基的碘化来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发挥作用。这类药物也被认为具有免疫抑制作用，促进甲亢的缓解。甲巯咪唑(MMI)和丙基硫氧嘧啶(propylthiouracil, PTU)是治疗Graves病(GD)最常用的ATD，其中ATD治疗能使大约60%的患者病情缓解 [1]。ATD的不良反应多种多样，包括白细胞减少和粒细胞缺乏症、肝功能损害、药物性皮疹、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CA)阳性血管炎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GD患者ATD相关性血管炎的临床表现极为多样而且罕见，因为小血管炎症可能影响任何器官。肾脏、肺和皮肤是最常受到疾病影响的器官 [1]。此外，关节痛、滑膜炎、移行性多关节炎、肌炎、巩膜炎、胸膜炎、鼻/口腔黏膜糜烂、心包炎、面瘫和肝炎均有报道 [2]。据报道 [3]1例GD患者经MMI治疗后发展为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Ozkok等 [4]还报道了1例非常罕见的MMI治疗甲亢引起的骨髓浆细胞增多症。本文报道1例椎管内硬脊膜外血管炎病例，似乎与MMI和 131I治疗有关。本病例也是MMI治疗GD相关椎管内硬脊膜外血管炎的的首次报告。

目的:观察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治疗老年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效果及相关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收治的5例应用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治疗的老年AML患者临床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5例AML患者中有3例预后不良，通过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治疗后3例达完全缓解，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性中性粒细胞缺乏、血小板减少，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皮疹、恶心、便秘等胃肠道症状，耐受性良好。结论: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治疗不适合接受常规化疗的老年AML患者缓解率高、早期死亡率低，且耐受性良好，可作为老年AML患者的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延长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时间，甚至还能对肿瘤实现持久应答。然而，ICI的疗效在不同类型NSCLC患者中存在显著异质性，目前仍缺乏普遍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ICI治疗的获益情况。炎症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一定作用，血清中多种炎性标志物也成为反映免疫状态的临床指标，如乳酸脱氢酶、C反应蛋白、血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等指标。这些炎性标志物简单易得，与多种实体肿瘤的预后相关。

目的:探讨维奈克拉（VEN）联合去甲基化药物（HMA）治疗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BPDCN）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7年2月至2023年7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苏州弘慈血液病医院接受VEN联合阿扎胞苷（AZA）或地西他滨（DAC）治疗的5例BPDCN患者临床资料。总结5例患者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预后。结果:5例BPDCN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发病年龄[ M（ Q1， Q3）]为66岁（51岁，73岁），4例以皮肤病变为起病表现，1例以淋巴结大为首发表现。3例患者采用VEN联合AZA方案作为初始诱导治疗方案，其中，2例患者接受2个疗程治疗后达到血细胞计数未完全恢复的完全缓解（CRi），分别生存26.5、14.6个月病死，1例患者接受1个疗程治疗后达到部分缓解，随访3个月生存中；1例患者初始诱导治疗时采用VEN联合DAC方案，2个疗程治疗后获得存在残留皮肤异常但非活动性疾病的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无病生存15个月；另1例患者采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样方案联合allo-HSCT治疗后复发，接受VEN联合AZA治疗2个疗程后再次获得CRi，随访30个月无病生存中。VEN联合HMA治疗的相关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血红蛋白减少、血小板减少，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对症支持治疗后均得到改善，无治疗相关死亡事件发生。 结论:初诊无法耐受强化化疗方案的BPDCN患者可尝试VEN+HMA方案诱导，该方案不良反应可控，可作为allo-HSCT的桥接。

目的:对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T3~4或N+M0）患者，全程新辅助治疗（TNT）已被证实可提高肿瘤退缩率，尽早控制远处转移。取得临床完全缓解（cCR）的患者有机会采取等待观察策略，实现器官功能保留（保肛）。相较于常规分割放疗，大分割放疗和免疫治疗具有更好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增加微卫星稳定（MSS）结直肠癌对免疫治疗的敏感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短程放疗为基础的TNT模式联合免疫治疗，是否能进一步提高LARC患者的肿瘤退缩。方法:这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二期临床研究（TORCH研究注册号：NCT04518280）的单中心初步结果分析，纳入肿瘤距肛缘10 cm的LARC患者，随机分为巩固组和诱导组。巩固组先行短程放疗（25 Gy/5 Fx），再进行6程CAPOX化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特瑞普利单抗治疗；诱导组先行2程CAPOX化疗和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再行短程放疗，再行4程上述化疗+免疫治疗，最后行全直肠系膜切除（TME）术，达到cCR的患者可选择等待观察策略。主要研究终点是完全缓解（CR）率，即病理完全缓解率（pCR率）+持续超1年的cCR率。次要研究终点为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截至2022年9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前瞻性入组62例患者（巩固组34例，诱导组28例）；中位年龄53（27~69）岁；MSS或错配修复完整（pMMR）型59例（95.2%），仅3例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肿瘤Ⅲ期患者55例（88.7%）。肿瘤距肛缘距离≤5 cm者占77.4%（48/62），cT4期者占11.3%（7/62），肿瘤侵犯直肠系膜筋膜者占27.4%（17/62），cN2期者占41.9%（26/62）和肿瘤侵犯壁外血管浸润者占17.7%（11/62）。全部62例患者均完成短程放疗和≥5程的化疗免疫治疗，6程化疗免疫完成率为83.9%（52/62）。疗效评估显示，共29例患者达到了cCR（46.8%，29/62），其中18例采取了等待观察策略。共32例接受了TME手术，其中18例pCR，4例TRG 1分，10例TRG 2～3分。3例MSI-H患者均获得cCR；其中1例术后病理为pCR，2例采取了等待观察策略。初步疗效显示：pCR率和CR率分别为56.2%（18/32）和58.1%（36/62），肿瘤退缩分级（TRG）0~1分者占比为68.8%（22/32）。最常见的非血液学不良反应是缺乏食欲（49/60，81.7%）、手足麻木（49/60，81.7%）、恶心（47/60，78.3%）和乏力（43/60，71.7%），有2例患者未填写该问卷。血液学不良反应以血小板下降（48/62，77.4%）、血红蛋白下降（47/62，75.8%）、白细胞或中性粒细胞下降（44/62，71.0%）和转氨酶增高（39/62，62.9%）为主。其中Ⅲ~Ⅳ级不良反应主要是血小板下降（22/62，35.5%），3例（3/62，4.8%）患者出现Ⅳ级血小板下降，未观察到Ⅴ级不良反应。结论:对于LARC患者，短程放疗联合CAPOX和PD-1单抗的TNT模式可获得令人惊喜的高CR率，有望为MSS和低位直肠癌患者获得器官保留提供新选择。单中心初步结果显示方案耐受性较好，主要Ⅲ~Ⅳ级不良反应为血小板下降。上述显著的肿瘤退缩疗效和长期预后获益仍需进一步随访。

目的:探讨对髓系肿瘤患者采取改良伏立康唑方案预防侵袭性真菌病(IFD)血药浓度变化、预防效果和治疗费用等。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陕西省肿瘤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08例拟使用改良伏立康唑方案进行IFD预防治疗的髓系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改良伏立康唑方案中，成年患者IFD预防治疗的伏立康唑负荷剂量为6 mg/(kg·次)，维持剂量为200 mg/次，间隔12 h给药1次；12~18岁且体重≥50 g者，伏立康唑剂量同成年患者；年龄<12岁或年龄为12~18岁且体重<50 kg者，伏立康唑负荷剂量为6 mg/(kg·次)，维持剂量为4 mg/(kg·次)，间隔12 h给药1次。测定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并计算血药浓度达标率。采用方差分析或 t检验比较不同类型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不同类型患者真菌感染突破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根据既往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对可能影响伏立康唑预防IFD效果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获得唐都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第201709-11号)，并与全部患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组使用改良伏立康唑方案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为(1.89±1.21)mg/L。其中≥0.5 mg/L患者占89%(96/108)，≥1 mg/L者占78%(84/108)。以1 mg/L为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达标阈值，伏立康唑日剂量<5 mg/(kg·d)患者的血药浓度达标率显著低于≥5 mg/(kg·d)者[59%(10/17)比81%(74/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194， P＝0.041)。②不同年龄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102， P＝0.001)。伏立康唑日剂量<5 mg/(kg·d)患者血药谷浓度显著低于≥5 mg/(kg·d)者[(1.35±0.79) mg/L比(2.06±0.57) mg/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763， P＝0.042)。③本研究108例患者中，发生IFD者为9例(8.3%，包括临床诊断者1例和拟诊者8例)。发生IFD患者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显著低于未发生者[(1.08±0.8) mg/L比(2.11±1.21) mg/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5， P<0.001)。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0.5 mg/L及>0.5 mg/L患者的真菌感染突破率分别为33.3%(4/12)及5.2%(5/96)，≤1 mg/L及>1 mg/L者分别为25.0%(6/24)及3.6%(3/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根据既往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对患者年龄、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原发病、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越高，IFD预防效果越好( OR＝3.584，95% CI：1.690~7.601， P＝0.001)。④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4 mg/L患者的幻觉发生率(10.9%，10/101)，显著低于>4 mg/L者(42.9%，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5)。⑤改良伏立康唑方案的日均治疗费用为(653.89±44.69)元，显著低于根据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计算的(991.52±188.05)元，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8.157， P<0.001)。 结论:改良伏立康唑方案在未降低髓系肿瘤患者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基础上，IFD预防效果好，不良反应少，并明显降低了抗真菌药物的治疗费用。

患儿，男，2岁10个月，因"发热3 d，发现血常规异常2 d"于2021年3月14日就诊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小儿血液科。入院时血常规：WBC 24.82×10 9/L，中性粒细胞占85.5%，HGB 72 g/L，PLT 105×10 9/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PT）14.9 s，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9.6 s，纤维蛋白原（Fg）1.22 g/L，D-二聚体3.07 mg/L。血生化检查：乳酸脱氢酶（LDH）1718.3 IU/L。骨髓细胞形态学：考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染色体核型正常。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表型：异常细胞占有核细胞总数约84.6%，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免疫表型。头颅磁共振（MRI）增强扫描提示：双侧侧脑室后角及枕角旁小片状异常信号，脑室系统稍扩大；双侧额裂骨、颅底骨质及下颌骨支不均匀增厚伴明显强化，不排除白血病浸润。胸腹部CT：拟右肺间质性炎症及少许炎症灶；左侧第7后肋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形成，考虑白血病浸润可能。2021年3月16日，根据骨髓细胞形态学初步诊断为APL，按华南儿童癌症协作组（SCCCG）APL2020高危方案，开始口服全反式维甲酸（ATRA，20 mg·m -2·d -1）和复方黄黛片（RIF，135 mg·kg -1·d -1）治疗，2021年3月20日，骨髓标本PML-RARA融合基因PCR定量检测为阴性。骨髓标本PML-RARA融合基因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为阴性。骨髓标本AML相关基因突变检测：KARS p.Q61H变异（变异频率12.15%）、NARS p.G13V变异（变异频率0.9%）、TBL1XR1 c.427+1G>A变异（变异频率2.12%）。修正诊断为PML-RARA融合基因阴性的APL，遂送检初始骨髓标本，加做白血病相关基因转录组测序（RNA-seq）。2021年4月2日，评估APL方案的疗效，外周血涂片未见幼稚细胞。骨髓细胞形态学提示原始早幼粒细胞占4%，骨髓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检测微小残留病（MRD）为1.9%，骨髓细胞形态学示完全缓解。复查头颅MRI增强扫描及肺部CT扫描，以上髓外浸润病灶消失。2021年4月7日骨髓白血病相关基因RNA-seq定量检测结果报告：TBL1XR1-RARB融合基因36.54%（目的基因/内参基因36.54%）。2021年4月13日（化疗第27天），修正诊断为TBL1XR1-RARB融合基因阳性APL，按照SCCCG-APL2020方案的标准，非RARA基因重排的APL应按照非APL的AML方案化疗，改按华南儿童AML（华南AML-15）诊疗方案化疗，FLAG（氟达拉滨、阿糖胞苷、G-CSF）+去甲氧柔红霉素（IDA）方案诱导治疗2个疗程，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EA（依托泊苷+阿糖胞苷）、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各巩固治疗1个疗程，第1个疗程诱导治疗后骨髓MRD（MFC）1.8%，融合基因定量阴性，之后每个疗程后检测骨髓MRD（MFC）和融合基因均为阴性。诱导化疗第1疗程结束后合并粒细胞缺乏伴感染，经抗感染治疗控制；诱导化疗第2疗程结束后合并粒细胞缺乏伴铜绿假单胞菌败血症和侵袭性曲霉菌肺炎，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后治愈；巩固化疗1个疗程结束后合并肺炎克雷伯菌败血症，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后治愈；巩固治疗第2、3疗程结束后均合并粒细胞缺乏，但无感染发生。

背景 部分危重症甲型流感病毒(IAV)感染患儿可发生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死亡,但其早期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目前国内外缺乏相关预测模型的研究.目的 建立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危重症IAV感染.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在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IAV感染连续病例,根据出院诊断结合临床资料分为危重症和非危重症患儿,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入院时症状、入院时实验室检查项目、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情况.根据IAV在河南省的发生率计算样本量需＞320 例,将纳入患儿按 7∶3 的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在建模组病例中筛选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并采用R 4.3.2 软件包构建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主要结局指标 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391 例IAV感染住院患儿中,危重症 134 例,其中20 例(14.9%)出现后遗症,均为神经系统受损,12 例(9.0%)死亡;非危重症患儿均治愈出院;建模组 274 例,验证组 117例,两组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OR=3.092,95%CI:1.379～6.934)、出现神经系统症状(OR=6.923,95%CI:2.569～18.656)、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升高(OR=1.404,95%CI:1.029～1.914)和 IL-6 升高(OR=1.009,95%CI:1.000～1.018)是发生危重症 IAV 感染的危险因素,白蛋白升高(OR=0.925,95%CI:0.862～0.992)是发生危重症IAV感染的保护因素.以危重症IAV感染为预测结局,以有神经系统症状、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AUC分别为 0.949(95%CI:0.915～0.982)和 0.912(95%CI:0.871～0.952);该列线图模型拟合较好(χ2=5.077,P=0.749),具有较高的临床净获益率.结论 基于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神经系统症状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其有效性和鉴别能力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