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尿液的脂阿拉伯甘露聚糖（LAM）抗原检测方法对肺结核患者的诊断价值，为尿液LAM抗原试剂盒在中国地区的推广提供依据。方法:2023年3—5月，前瞻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诊治肺部疾病患者228例［男134例，女94例，年龄20~82（44.8±16.7）岁］，其中肺结核患者143例，非结核病患者85例。收集所有患者的痰标本和尿液，进行传统病原学检测和尿液LAM抗原检测，分析各检测阳性组合的筛查结果，并通过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尿液LAM试剂盒的检测敏感度为46.2%（95% CI：37.9%~54.7%），检测特异度为96.5%（95% CI：89.3%~99.1%），总体符合率为64.9%。联合应用尿液LAM抗原检测和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Xpert）两种方法检测阳性样本的检出率（60.8%，87/143）高于单独应用Xpert检测阳性样本的检出率（49.7%，71/1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风险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尿液LAM抗原检测结果阴性的风险随着细菌载量的降低而增加。 结论:尿液LAM抗原检测方法特异度高，与传统病原学联用可有效提高检出率。尿液LAM抗原检测法仍具有受细菌载量影响和区分非结核分枝杆菌样本能力不强等局限性，需进一步试验验证。

目的:通过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分析肺炎支原体（MP）耐药基因位点。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22年11月至2023年10月通过mNGS检测MP阳性的697份（686例）临床标本（包含痰液、肺泡灌洗液、血液）。根据标本送检科室分为重症监护病房（ICU）送检组和非ICU送检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及Mann-Kendall趋势检验，分析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差异及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 结果:697份标本中ICU送检组164份、非ICU送检组533份。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为44.3%（309/697），检出的MP耐药基因位点均为A2063G。697份标本中痰液、肺泡灌洗液、血液的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分别为53.1%（34/64）、45.2%（263/582）、1/17。ICU送检组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为50.0%（82/164），痰液、肺泡灌洗液、血液标本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分别为75.0%（18/24）、48.4%（62/128）、1/5，痰液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高于肺泡灌洗液（ χ2=5.72， P=0.017）。非ICU送检组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为42.6%（227/533），痰液、肺泡灌洗液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分别为40.0%（16/40）、44.3%（201/454），血液标本未检出（0/12），肺泡灌洗液与痰液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27， P=0.602）。2022年11月至2023年10月逐月统计总体送检标本（ Z=3.99）、ICU送检组（ Z=2.93）、非ICU送检组（ Z=3.01）MP耐药基因位点的检出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均 P<0.01）。与MP共同检出的细菌中肺炎链球菌检出率最高，为15.5%（108/697），共同检出的病毒中EB病毒检出率最高，为17.6%（123/697）。 结论:2022年11月至2023年10月MP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呈上升趋势。ICU送检中痰液标本耐药基因位点检出率较高。MP阳性检出的耐药基因位点均为A2063G，未检出新的耐药基因位点。

目的:回顾性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13日烟台市奇山医院收治的72例确诊COVID-19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胸部CT表现等临床资料。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非重症组和重症组，比较两组的实验室检查特征。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72例患者中，男性40例、女性32例，平均年龄(46.0±14.8)岁。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84.7%)、咳嗽(77.8%)，其中咳痰45例(62.5%)，均为少量白色粘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26例(36.1%)，T淋巴细胞绝对数下降18例(25.0%)，CD4 +T细胞计数下降8例(11.1%)，CD8 +T细胞计数下降14例(19.4%)，ESR升高42例(58.3%)，CRP升高31例(43.1%)。重症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L)、白蛋白、CD4 +T细胞、CD8 +T细胞、T淋巴细胞绝对数低于非重症组，CRP、SAA、ESR、FIB、AST、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高于非重症组( P<0.05)。72例患者核酸检测鼻咽拭子、痰液标本连续两次转阴时间分别为(21.48±7.9)d和(27.79±7.4)d，两种检测方法连续2次转阴时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t＝-4.532, P＝0.000)。COVID-19患者胸部CT主要表现为双肺病变58例、斑片状51例、磨玻璃影61例。 结论:烟台市与威海市COVID-19患者临床分型以普通型为主，T淋巴细胞亚群等实验室指标异常可能预示着患者病情更重。

目的:探讨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桐乡地区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临床分离得到的1 457株鲍曼不动杆菌（非重复株），采用VITEK-Ⅱ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进行细菌鉴定与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Whonet 5.6软件统计分析其分布特点及耐药性。结果:1 457株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源痰标本，主要分布于重症监护病房（ICU）。药敏结果显示替加环素耐药率低，在3%以下；其次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在25%左右；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相对其他抗菌药物低，耐药率在30%左右。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比较高，临床经验性用药需慎用。结论:本地区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现象日趋严重，应加强耐药检测管理，合理选用抗生素，控制耐药株的产生。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紊乱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对比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脓毒症患者10例，同期入住且未并发脓毒症的患者10例，健康人10例，依次分组为脓毒症组、非脓毒症组、健康对照组。①记录一般资料。②运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对3组实验对象粪便标本进行菌群检测分析。③采集脓毒症组及非脓毒症组患者静脉血并运用酶法测定血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④相关性分析得出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同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菌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①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变化一致性的观察分析:脓毒症患者痰培养为鲍曼不动杆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5、S6、S8)、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6、S7)、肠球菌属(对应患者编号为S7)，在对应患者肠道菌群中已有相应菌属OUT丰度升高。脓毒症患者(对应患者编号为S7)血培养为大肠杆菌，该患者肠道菌群中埃希氏菌属OUT丰度升高。②血D-乳酸及细菌内毒素水平与肠道菌群相关性分析：非脓毒症组和脓毒症组患者血D-乳酸水平与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比例呈负相关、变形菌门比例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32、0.468，均 P<0.05)。 结论:脓毒症患者紊乱的肠道菌群同肠屏障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扩张具有潜在一致性。

目的:分析河南省患者来源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血清学和分子分型，了解河南省李斯特菌病流行情况，构建患者分离株分子溯源数据库，为李斯特菌病溯源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参照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2015年1月至2020年7月河南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病例专项监测从16家哨点医院监测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71例，采集阳性病例标本80份进行检测，对获得的阳性菌株71株进行分子分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血清分型方法（SN/T 2521-2010）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诊断血清使用说明书对获得的80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参照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使用手册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FGE）聚类分析。结果:共监测到71例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其中38例为围产期病例，33例为非围产期病例。80份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标本58.75%（47/80）来自围产期病例，20.00%（16/80）来自非围产期有基础病病例；来自于非围产期年龄>1个月~≤5岁、>5~≤60岁和>60岁人群分别为7.50%（6/80）、12.50%（10/80）和1.25%（1/80）。标本类型分为5类，73.75%（59/80）为血液，15.00%（12/80）为脑脊液，粪便、宫腔拭子、痰液各占3.75%（3/80）。对获得的80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分属3个血清型，1/2b型、1/2a型和4b型分别占61.25%（49/80）、35.00%（28/80）和3.75%（3/80）；71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经AscⅠ酶切，获得58种带型，每种带型包括1~4株菌株，相似度为60.8%~100%。GX6A16HA0005、GX6A16HA0011、GX6A16HA0030、GX6A16HA0023、GX6A16HA0029和GX6A16HA0054为优势带型，依次包括4、4、4、3、2和2株菌；GX6A16HA0005带型包括的4株菌分离自2016、2018和2020年，其中2016年（1株）和2018年（1株）均来自濮阳市；GX6A16HA0011带型包括的4株分离自2016、2018和2020年，其中2020年2株均来自洛阳市；GX6A16HA0030带型包括的4株均分离自2018年，分别来自洛阳市、商丘市和郑州市；GX6A16HA0023带型包括的3株菌分离自2017和2018年，其中2017年中1株和2018年1株均来自洛阳市；GX6A16HA0029带型包括的2株菌均分离自2018年，分别来自开封市和濮阳市；GX6A16HA0054带型包括的2株菌均分离自2020年，分别来自平顶山市和安阳市；4株不同血清型菌株PFGE带型相同。结论:河南省李斯特菌病病例主要集中在围产期、老幼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类型主要是侵袭性感染；流行菌株血清型为1/2a、1/2b和4b，菌株PFGE分型结果呈现多样化，出现跨年度或者同年度不同地区、同年度同地区不同时间带型一致现象；应将多种分型技术联合应用在溯源分析中。

目的:利用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技术，检测其和传统培养法的区别，探讨病原微生物及检出序列数与感染患者病情程度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就诊的94例患者样本。分别进行传统培养和mNGS检测，对2种技术的诊断效果、假阳性率、假阴性率进行了分析。然后收集感染组75例患者的血液标本和临床信息，根据mNGS是否检出病原体将患者分为检出组(51例)和未检出组(24例)。测定外周血白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血清中细胞因子的浓度。分析患者病原体检出率与病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等相关性分析。结果:纳入的94例样本中，感染组75例(79.79%)，非感染组16例(17.02%)，未知组3例(3.19%)。样本类型中血液占比最多(34/94)，其次为肺泡灌洗液(28/94)、组织、痰液、胸水、脓液等。下呼吸道感染所占比例最高(60/94)，其次是血流感染、胸水、中枢系统感染、心血管系统感染等。mNGS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培养法( χ2＝－223.107， P<0.05)。mNGS的特异度与培养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840， P＝0.05)。感染未检出组患者住院时间也明显高于检出组( t＝4.724， 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检出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显著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8.848、－4.724、－4.335、－4.335， P值均<0.05)；检出组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2R、白细胞介素8水平均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5.585、－7.258、－4.678， P值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去除混杂因素后，显示性别、年龄、白细胞介素2R与病原体检出阳性有关。 结论:mNGS在结核、真菌、病毒和厌氧菌诊断方面优势更明显，其阳性率高于传统方法3倍以上。感染患者的病原体检出率较高，其检出病原体核酸序列是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人副流感病毒（HPIVs）是导致急性呼吸道感染（ARTIs）的主要原因。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国内外广泛采取了非药物干预措施（NPIs），本研究旨在分析这些干预措施对中国南方地区HPIVs感染的影响。研究收集了10 454例2017—2022年期间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ARTIs住院儿童的鼻拭子标本，并筛查其HPIVs感染情况。结果显示，HPIVs总检出率为3.75%（392/10 454），其中，HPIV1感染占17.86%（70/392），HPIV2感染占12.24%（48/392），HPIV3感染占69.90%（274/392）。在2020—2022年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HPIV3的检出率高于大流行前（3.38%与2.24%），但HPIV3的流行模式与先前不同，在9~12月间出现流行高峰。然而，HPIV3感染儿童的哮喘、咳痰和重症肺炎发病率显著下降。此外，HPIV1的流行未呈现明显的季节性，但与COVID-19大流行之前相比，HPIV1感染儿童的哮喘、湿啰音和呕吐发病率显著减少。研究结果表明，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中国南方地区ARTI患儿中HPIVs的检出率有所增加，提示了在下一个流行季中持续监测HPIVs的重要性。

目的:了解心脏外科术后患者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耐药模式，指导临床医生合理应用指南推荐的抗菌药物，提高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成功率、改善住院患者预后。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1年10月心脏外科术后409例确诊为医院感染患者的完整病历资料，根据合格的临床标本阳性培养结果分为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MDR＝176例)和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non-MDR＝233例)，分析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模式，同时对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相对应的病原学分布、耐药情况以及临床结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合格的临床标本检出多重耐药细菌306株，97例(97/176, 55.1%)患者同时存在两种及两种以上多重耐药细菌感染，主要表现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或)铜绿假单胞菌混合感染，其中包括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213株(213/306, 69.6%)。无论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如何，病原学分布均以鲍曼不动杆菌(114/306，37.3%)最常见，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72/306, 23.5%)和铜绿假单胞菌(55/306，18.0%)，而且大部分的临床标本来源于痰液(528/601, 87.9%)，通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多重耐药和泛耐药，尤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和主动脉大血管手术最严重，多重耐药细菌分离率分别高达53.7%和53.1%，全耐药细菌的分离率相对较低。体外药敏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细菌对左氧氟沙星(64.4%)、头孢吡肟(61.4%)耐药率最高，其次是环丙沙星(54.6%)、头孢他啶(53.9%)、复方新诺明(52.4%)；而多黏菌素(5.5%)和阿米卡星(7.2%)耐药性较低。与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相比较，感染多重耐药细菌对头孢他啶(χ 2＝156.663， P<0.001)、头孢曲松(χ 2＝27.844， P<0.001)、头孢吡肟(χ 2＝210.181， P<0.001)、亚胺培南(χ 2＝173.242， P<0.001)、左氧氟沙星(χ 2＝201.521， P<0.001)、环丙沙星(χ 2＝180.187， P<0.001)、阿米卡星(χ 2＝16.661， P<0.001)、庆大霉素(χ 2＝46.047， P<0.001)、妥布霉素(χ 2＝106.546， P<0.001)、哌拉西林(χ 2＝7.325， P＝0.007)、氨苄西林/舒巴坦(χ 2＝5.415， P＝0.020)、哌拉西林/他唑巴坦(χ 2＝139.506， P<0.001)、头孢哌酮/舒巴坦(χ 2＝102.832， P<0.001)、复方新诺明(χ 2＝121.217， P<0.001)、氨曲南(χ 2＝6.977， P＝0.008)和米诺环素(χ 2＝53.107， P<0.001)等具有更高的耐药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在致病菌检出率比较上无明显差异，但心脏手术后并发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导致高达30.0%的死亡率，而且死亡与临床感染类型密切相关，普通肺部感染和血流感染的全因死亡率在10.0%~20.0%，一旦患者病情难以控制进展为重症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将导致全因死亡率成倍增加。 结论: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多重耐药细菌感染面临巨大挑战，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最常见，而且超过一半的患者表现为上述细菌的混合感染，常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泛耐药甚至全耐药，导致抗感染治疗药物选择有限，严重影响住院患者的预后。

全球各地陆续出现新冠患者康复后再次核酸阳性的情况，引发了行业内的关注。先前有关复阳的研究均来自于不同的传播链，感染者感染的毒株不尽相同。为减少不同毒株而引发的复阳的选择偏倚，有必要对感染同一毒株的新冠患者的复阳情况进行研究。中和抗体水平被认为在清除新冠病毒中发挥重要作用，被用于治疗新冠患者。本研究纳入人口学、临床、实验室数据及重复测量中和抗体和病毒载量，分析了影响新冠患者复阳的因素。结果显示，353个病例中，约15%患者康复后复阳，这一结果与大部分有关复阳的研究结果相符。使用多因素广义估计模型对复阳进行分析发现，复阳和患者中和抗体水平成负相关，即抗体水平低，复阳的可能性更大。提示可能因抗体水平低，不足以完全清除病毒而导致复阳。这提示或可通过提高患者的中和抗体水平(例如接种疫苗或恢复期血浆治疗等)来降低复阳率。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由于出院及复阳再入院判定标准均为鼻咽拭子阳性，在既有痰标本又有鼻咽拭子标本的感染者中，9%(5/55)的复阳感染者存在鼻咽拭子阴性及痰阳性的情况，这提示部分咽拭子标本的复阳患者可能并非真正复阳患者，可能源于上呼吸道的间歇性排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