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伤是爆炸产生的高速碎片、原发冲击波等直接作用于机体造成的损伤，多见于战争、高压锅炉、液化气罐或化学物品贮罐爆炸等，具有突发性、成批性、伤情复杂、多变性等特点。胸部是爆炸最常见的损伤部位之一，肺是爆炸伤作用的重要靶器官，表现外轻内重、程度重、较隐匿、伤情发展迅速。本文综述肺爆炸伤的损伤机制、流行病学分型、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重点阐述肺爆炸伤院内早期救治策略。

在2019年末，突然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迅速集结全国医疗团队力量前往抗疫情一线，其中呼吸治疗这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团队多次出现在呼吸危重症的救治中，逐渐受到众人的关注。呼吸治疗（respiratory care）作为一门提供专业心肺功能支持和康复的新兴学科。以心肺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医学工程学等学科为基础，综合重症医学、麻醉学、胸肺物理治疗、康复、预防等多学科而成。呼吸治疗师（respiratory therapist，RT）作为从事呼吸治疗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专业手段对呼吸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准确评估、系统管理以及临床治疗。新冠疫情期间，肺部作为最直接受累的靶器官，从起病初期就受到不同程度损伤。RT对患者的呼吸功能进行专业且持续的评估，为新冠患者提供强有力的呼吸支持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的靶器官为肺部，导致肺部渗出、实变，并可累及心血管、凝血等多个系统。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因呼吸驱动过度增强加重肺部损伤，甚至出现气胸；部分患者因血栓形成导致肺栓塞；这些并发症均会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进一步加重肺及其他器官功能的损害。重症超声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对心、肺及其他器官的流程化评估，快速筛查低氧血症原因。此外，COVID-19患者出现"沉默型低氧血症"，导致不能在早期及时发现重症患者的呼吸代偿程度。重症超声通过对膈肌活动的评估，可早期发现呼吸驱动增强，为早期发现重症患者提供可视化诊疗依据，并在诊治过程中动态评估患者病情。

大动脉炎相关高血压（TARH）常见，且难治病例比例高，是导致大动脉炎患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及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尚无TARH诊治的共识，为此，我们组织相关领域专家首次制定了中国TARH诊治多学科专家共识，旨在规范临床诊治及改善患者预后。本共识的主要观点为：① TARH需早期识别、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② TARH最主要的机制是免疫炎症介导的血管壁水肿和顺应性降低；③大动脉炎高危人群的识别及诊治流程；④ TARH一经诊断需进行四肢血压和踝臂指数（ABI）测定；⑤建议TARH进行家庭血压监测，规律随访、规范评估；⑥正确识别大动脉炎疾病活动和血管慢性损伤；⑦全面评估TARH疾病活动度、血压分级分期以及靶器官功能；⑧ TARH的治疗应以风湿免疫科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诊疗，尽快控制炎症和积极降压治疗，实现大动脉炎和高血压的"双达标"的原则；⑨大动脉炎治疗以诱导疾病缓解和维持病情持续缓解为原则；⑩ TARH应根据受累血管的病变程度选择降压药物，兼顾脑、心、肾的灌注水平，制定个体化的目标值和降压方案；? TARH外科治疗强调内科积极抗炎控制稳定的前提下由多学科团队组成的专家组共同决策，充分权衡手术的获益与风险。

患儿 女，12岁，因“发现血压高、血钾低11年，血压控制不佳1个月”就诊于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经过体格检查、血液电解质、血气分析、醛固酮检测、影像学检查、基因检测等手段，确诊为表观盐皮质增多综合征。表观盐皮质增多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单基因原发性高血压，诊断相对困难。及早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方可避免靶器官损伤。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为多器官受累及自身抗体的产生。晚发性系统性红斑狼疮(LSLE)则是指患者初发时年龄≥50岁，临床表现具有异质性，典型皮损少见，靶器官受累较少，疾病活动度较低而累积损伤程度较高，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较高，其免疫学指标同样具有异质性，因此诊断此病较为困难。由于老年患者自身的生理状况与疾病特点使其治疗与SLE治疗稍有不同。对LSLE的临床特征及其诊断与治疗进行综述，有助于正确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建立工作场所空气中草甘膦的职业接触限值。方法:于2014年10至11月，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网站查找关于草甘膦毒性的文件，通过文献数据库收集草甘膦的毒性资料及中毒临床症状，确定草甘膦毒作用的靶器官。在江苏省和山东省共选择5家有代表性的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共选择968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接触草甘膦的526名工人作为接触组，同企业的非现场（如财务、行政等）作业人员442人作为对照组。对接触组和对照组人群进行健康检查，观察不同接触浓度工人的靶器官损伤情况，确定职业接触限值。结果:草甘膦主要靶器官为肝脏、肾脏以及对胆碱酯酶活性的影响。接触组工人接触草甘膦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TWA）为<0.03~48.91 mg/m 3，接触组和对照组肝、肾功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当空气中草甘膦浓度高于5 mg/m 3时，接触组与对照组肾功能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草甘膦职业接触限值设定为5 mg/m 3，该标准安全性符合毒理学及职业病流行病学的相关要求，同时也符合我国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可行性较强。

目的:总结住院儿童高血压的疾病特点，为儿童高血压综合防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为高血压的165例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收集患儿的病史、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及治疗等信息，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165例高血压患儿入选本次研究，其中原发性高血压35例(21.2%)，继发性高血压130例(78.8%)。原发性高血压患儿的体重指数、高血压家族史比例高于继发性高血压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52， P＝0.026； χ2＝3.321， P＝0.009)。165例患儿中，表现出不同程度临床症状的137例(83.0%)，其中原发性高血压仅9例有症状。继发性高血压患儿中，主要原发疾病包括肾脏疾病78例(60.0%)，心源性疾病23例(17.7%)，内分泌疾病6例(4.6%)，风湿性疾病5例(3.8%)。158例(95.8%)高血压患儿通过控制体重、低脂低盐饮食、抗高血压药物治疗及原发病的治疗好转，其血压均降至正常，7例患儿家长放弃治疗出院。 结论:儿童高血压以继发性高血压为主，原发病以肾实质性疾病最为多见，临床症状亦因原发病不同而不同，总体目标是降低靶器官损伤的风险，使血压早期得到有效的控制。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女性心血管事件链中的初始环节。大量研究从多个方面证实了HDP是心血管疾病（CVD）的重要致病因素。具有子痫前期病史的女性，远期CVD和靶器官损伤风险明显增加。妊娠期可以被视为女性特有的“心血管负荷试验”。在防控上，应该把HDP到CVD视作延续的病理生理过程，进行一体化临床监测和干预。对于患有慢性高血压的女性，在计划妊娠阶段即应进行规范的筛查、评估和降压药物调整；针对子痫前期高危女性，在妊娠前和妊娠期应积极而谨慎地干预。同时，注意完善HDP患者产后长期监测和CVD风险评估，并对其子代加强健康干预。

农药中毒是我国中毒和意外死亡的主要病因，随着百草枯的禁止销售和使用，敌草快（diquat, DQ）成为首选的联吡啶类除草剂。近年来DQ中毒病例持续增多，是目前中毒研究的热点 [1]。DQ中毒主要通过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氧自由基损伤细胞膜，导致细胞死亡，预后与摄入量存在明确相关性，对人的致死量为6~12 g（即浓度为20%的DQ溶液56.10~112.20 mL），尚无特效解毒剂 [2]。值得注意的是，肾脏既是DQ吸收后的主要排泄器官，也是DQ毒性损伤的主要靶器官 [2,3]。无论是多见的经消化道途径，还是本团队报道的经肌肉注射途径中毒病例 [4]，DQ中毒患者均易发生急性肾损伤。为了更好地了解DQ中毒致肾脏损伤的病理特点，既往研究仅有尸检病理报道 [5]，南京医科大学中毒研究所首次取得2例DQ中毒患者的肾活检病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审号：2020-SR-099），总结相关临床资料和病理结果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