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前评估桡动脉及左侧乳内动脉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20年1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44～76岁。患者术前均使用多普勒超声检查左侧乳内动脉及双侧桡动脉。(1)分别采用超声和Allen试验检测60例患者两侧手掌侧支循环类型，初步筛除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或血管异常的患者。在行全动脉搭桥的患者中，以术中检测结果为依据，比较Allen试验和超声检测判断手掌侧支循环类型的差异。(2)测量并比较桡动脉桡骨茎突处、肘关节下5 cm处(肘关节下段)及二者中点处(中段)血管内径。(3)观察在按压和放松桡动脉状态下不同侧支循环类型尺动脉的血液峰值速度(PSV)变化及增长情况。(4)记录左侧乳内动脉第二肋间水平的血管内径及PSV，观察起始部血流方向、有无狭窄及乳内动脉下端是否在第四肋间分叉。(5)分析全动脉搭桥的患者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桡动脉内径之间的关系。(6)观察全动脉搭桥患者术后胸闷、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3个月行冠脉CTA和手部超声检查，观察桥血管通畅情况及桡侧手掌血供情况。结果:(1)60例患者经过初步筛查后纳入44例患者进行全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剥离78条桡动脉，术中检测均为非桡动脉依赖型，其中Allen试验检测桡动脉依赖型10条、非桡动脉依赖型68条，多普勒超声检测桡动脉依赖型3条、非桡动脉依赖型75条，超声测量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正确率为96.2%，高于Allen试验的8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00, P<0.05)。(2)120条桡动脉桡骨茎突处、中段及肘关节下段血管内径分别为(2.06±0.44)、(2.38±0.43)、(2.37±0.4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542, P<0.05)。(3)术前超声检测手掌侧支循环为桡动脉依赖型17条，压迫桡动脉前后尺动脉PSV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证实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78条，压迫桡动脉后尺动脉PSV为(69.8±13.6)cm/s，明显高于压迫前的(42.0±7.4)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46, P<0.05)。(4)60例患者左侧乳内动脉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起始段狭窄、变异、反向血流等异常情况，其中7例患者左乳内动脉在第四肋间水平分支为肌膈动脉和腹壁下动脉。60例患者第二肋间左乳内动脉血管内径(2.29±0.38)mm，PSV (67.8±15.9) cm/s；其中仅1例患者血管内径为1.5 mm，PSV为12.2 cm/s，其他患者血管内径>1.5 mm、PSV>40.0 cm/s，均在正常范围。(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77条桡动脉桥血管，术中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测量的桡动脉内径呈正相关：?＝18.503 X-4.471, R2＝0.499。(6)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全动脉搭桥手术。住院期间临床症状改善，未发生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出院后44例患者均随访3个月，随访期间患者无胸闷、心绞痛，无手部缺血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冠脉CTA显示桥血管通畅，无明显异常；手部超声检查显示桡侧手掌血供正常。 结论:多普勒超声可以测量桥血管的内径，判断桥血管有无狭窄等异常情况，在CABG术前可精准、高效地完成对桡动脉及乳内动脉的评估；同时，多普勒超声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的正确率高于Allen试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体外膈肌起搏器(EDP)联合神经调节辅助通气(NAVA)对肺部感染行有创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收集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80例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肺部感染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AVA组、NAVA＋EDP组，每组40例，NAVA组给予常规治疗，NAVA＋EDP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EDP治疗，记录每组入组时和撤机时的膈肌活动度(DE)、膈肌增厚分数(DTF)、膈肌电活动峰值(EAdipeak)、静态肺顺应性(Cst)、气道平台压(Pplat)、气道阻力(Raw)、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氧合指数(P/F)以及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2组患者入组时DE、DTF、EAdipeak、Cst、Pplat、Raw、PaCO 2、P/F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14、0.81、0.40、0.78、0.45、0.95、0.83、0.41，均 P>0.05)。撤机时，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DE[(13.80±1.84) mm比(12.71±1.66) mm]、DTF [(32.81±2.77)%比(31.32±2.84) %]、Cst[(42.13±2.35) ml/cmH 2O比(40.55±2.09) ml/cmH 2O] (1 cmH 2O＝0.098 kPa)均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65、2.36、2.41，均 P<0.05)，EAdipeak[(9.41±1.54) μm比(10.54±1.76) μm]、Pplat [(10.95±1.95) cmH 2O比(12.08±1.82) cmH 2O]、Raw[(16.07±2.87) cmH 2O·L -1·s -1比(17.63±2.60) cmH 2O·L -1·s -1]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05、2.67、2.16，均 P<0.05)；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PaCO 2、P/F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93、1.32，均 P>0.05)。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 (139.98±13.65) h比(172.18±16.44) h]和ICU住院时间[ (7.68±1.14) d比(8.93±13.5) d]均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9.53、4.48，均 P<0.001)。 结论:NAVA联合EDP可改善肺部感染行有创机械通气患者的膈肌功能，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

目的:分析早产及低出生体重的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患儿的治疗情况，并总结相关治疗经验。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择2011年5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收治并行手术治疗的117例CDH新生儿，根据胎龄及出生体重分为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组（胎龄<37周和/或出生体重<2 500 g，41例）和对照组（胎龄≥37周且出生体重≥2 500 g，76例），进一步将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组患儿按照手术方式分为胸腔镜手术亚组（ n=31）及开放手术亚组（ n=10）。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组患儿的1 min Apgar评分［7.0分（6.0~8.0分）与9.0分（8.0~9.8分）， Z=－4.03］及5 min Apgar评分［9.0分（8.0~10.0分）与9.0分（9.0~10.0分）， Z=－2.13］均低于对照组（ P值均<0.05），中重度肺动脉高压患儿比例高于对照组［68.3%（28/41）与38.2%（29/76）， χ 2=9.68， P<0.05］。2组患儿的胸腔镜手术比例、手术时长、右侧膈疝、疝囊、缺损分级、肝脏疝入和应用补片等术中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情况对比，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组患儿的病死率高于对照组［36.6%（15/41）与13.2%（10/76）， χ 2=8.70］，术后恢复全肠内营养时间晚于对照组［25 d（18~29 d）与16 d（10~25 d）， Z=2.31］。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CDH患儿中胸腔镜手术亚组的病死率低于开放手术亚组［25.8%（8/31）与7/10］，胸腔镜手术亚组的生后1 min Apgar评分较高［（7.4±1.6）分与（6.0±2.2）分， t=2.20］，手术时龄较大［31.0 h（23.0~48.0 h）与17.0 h（4.7~24.5 h）， Z=2.57］，生后24 h内手术患儿的比例更低［32.3%（10/31）与8/10］，手术时间更长［170.0 min（122.0~200.0 min）与110.0 min（87.3~120.0 min）， Z=3.65］。 结论:早产和/或低出生体重CDH患儿病死率较高，可能与中重度肺动脉高压患儿比例偏高有关。对于呼吸循环功能相对稳定的早产及低出生体重患儿，可以尝试胸腔镜下膈肌修补术。

目的:探讨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膈肌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及床旁超声评估的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入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普通术后患者及健康志愿者作为术后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收集一般临床资料，动态观察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血清白蛋白、转铁蛋白、前白蛋白水平、血乳酸、动静脉二氧化碳分压差、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并用间接测热法测量静息能量水平计算能量缺失值，床旁超声评估膈肌移动度（diaphragm excursion, DE）、吸气末膈肌厚度及呼气末膈肌厚度，计算相关参数。DE<10 mm或膈肌增厚分数（diaphragmatic thickness fraction, DTF）<20%诊断为膈肌功能障碍。结果:⑴感染性休克组、脓毒症组及术后对照组三组患者入ICU第1天，DE均低于正常对照组[10.3（9.0, 13.6） mm、12.3（9.1, 15.0） mm、12.9（10.5, 15.7） mm vs. 22.0（16.0, 24.6） mm，均 P<0.05]；DTF<20%发生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32.7%、41.9%、33.3% vs. 0%,均 P<0.05）；且感染性休克组和脓毒症组DE<10 mm发生率均高于术后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为36.7%、35.5% vs. 10.0%、0%，均 P<0.05）。入ICU第7天，感染性休克组DE较脓毒症组减低[10.5（6.8, 13.5） mm vs. 14.4（10.6, 18.6） mm， P<0.05]。⑵各指标相关性分析：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患者入ICU第1、3、7天的DE均与当天的hs-CRP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253、-0.436、-0.455，均 P<0.05）；入ICU第3天，DE还与IL-6呈负相关（ r=-0.338， P=0.009）,且DTF与hs-CRP呈负相关（ r=-0.375， P=0.004）。入ICU第1天，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患者DTF与转铁蛋白呈正相关（ r=0.221， P=0.049）。入ICU第3、7天，其DE与前白蛋白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318、0.408，均 P<0.05）。 结论: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患者入住ICU首日已出现膈肌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膈肌移动度及膈肌增厚分数减低，且与炎症反应和蛋白质高分解代谢程度相关。

目的:基于四维CT (4DCT)测量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建立肿瘤的位移模型并进行验证。方法:对建模样本中290例肺内孤立性肿瘤行4DCT模拟定位和主动呼吸控制(ABC)下螺旋扫描，并基于4DCT测量不同肺段肿瘤三维方向位移，在ABC图像上构建静止状态下肿瘤体积。用模拟定位机测量患侧膈肌的运动幅度，用肺功能仪测量肺活量及潮气量。采集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呼吸频率，肿瘤所在肺叶、肺段等信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与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呼吸频率、肿瘤体积、位置、膈肌运动幅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建立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序贯收集17例肺内孤立性肿瘤对位移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测试。结果:上叶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上＝－0.267＋0.002TV＋0.446DM， Y上＝－1.704＋0.004TV＋0.725DM＋2.250SⅡ＋1.349SⅢ， Z上＝0.043＋0.626DM＋0.599SⅡ＋0.519SⅢ。中叶及上、下舌段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中＝0.539＋0.758DM， Y中＝－2.316＋2.707DM＋0.009TV， Z中＝0.717＋1.112DM。下叶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下＝－0.425＋0.004TV＋0.857DM， Y下＝4.691＋4.817DM＋0.005TV－0.307RR＋3.148SⅨ＋2.655SⅩ， Z下＝0.177＋0.003TV＋0.908DM。(DM：膈肌运动幅度，TV：潮气量，RR：呼吸频率，SⅡ：后段，SⅢ：前段，SⅨ：外侧底段，SⅩ：后底段)。位移模型的预测结果与4DCT法实测肿瘤的位移相近( P>0.05)。 结论: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位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膈肌运动幅度和患者潮气量，同一肺叶不同肺段肿瘤头脚方向的位移差异显著，中叶不同肺段之间肿瘤的位移相近。位移模型法能较好地预测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为个体化靶区构建提供参考。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常见的消化道疾病。肥胖是GERD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在减重代谢手术中越来越普及，并且操作简单、并发症较少，但在治疗肥胖患者术后抗反流疗效方面仍存在争议。有研究报道，LSG可能破坏抗反流屏障功能，如His角功能改变、膈肌连续性的破坏以及术后食管裂孔疝增加。His角是胃食管连接处的重要抗反流屏障之一，重建His角已被证实能有效缓解GERD症状，LSG联合His重建术有望成为有效预防肥胖术后GERD的措施。因此，本文主要就减重手术预防GERD的研究做一综述，旨在探讨肥胖患者术后GERD的有效治疗，以改善患者GERD的症状以及其生活质量，为GERD的外科治疗提供借鉴。

目的:观察"六字诀"不同训练方式对脑卒中恢复早期患者呼吸肌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6例脑卒中恢复早期患者分成对照组、改良训练组和训练组，每组22例。3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辅以传统呼吸训练，改良训练组、训练组则分别给予改良"六字诀"呼吸训练、古法"六字诀"呼吸训练，3组患者均连续治疗2周。于治疗前、治疗2周后及治疗结束1个月后分别对3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其中呼吸肌功能指标包括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MEP)；肺通气功能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 1)、用力肺活量(FVC)、呼气峰值流速(PEF)、最大呼气中段流量(MMEF)、吸气峰值流速(PIF)；膈肌运动幅度指标包括平静吸气位时及最大吸气位时膈肌移动度。 结果:治疗2周后及治疗结束1个月后3组患者MIP、MEP及各项肺通气功能指标均明显提高，并且改良训练组MIP、MEP及各项肺通气指标在上述时间点的改善幅度均显著优于训练组和对照组。治疗2周后及治疗结束1个月后改良训练组患者在平静吸气位和最大吸气位时其膈肌移动度均显著增加，并且改良训练组膈肌移动度在上述时间点的改善幅度亦显著优于训练组及对照组。结论:相较于古法"六字诀"呼吸训练及传统呼吸训练，改良"六字诀"呼吸训练能更有效改善脑卒中恢复早期患者的呼吸肌功能、肺通气功能及膈肌移动度，并且在治疗结束1个月后随访时其疗效仍较显著。

目的:通过测量机械通气撤机患者的颤搐性气道内压（TwPtr）了解膈肌功能并分析影响膈肌功能的临床因素。方法:纳入2015年12月至2017年3月入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有创机械通气时间超过48 h、病情稳定且开始进入撤机阶段的患者进行研究，于患者进入撤机阶段后，利用双向无重复全自动呼吸触发装置监测TwPtr，分析机械通气时间、重症肺部感染、镇静药物使用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因素对撤机的影响。结果:共纳入62例患者，其中男性45例，女性17例；年龄（66.8±11.7）岁；23例存在重症肺炎。重症肺炎患者TwPtr绝对值明显低于非重症肺炎患者〔cmH 2O（1 cmH 2O＝0.098 kPa）：10.40±5.81比14.35±5.22， P＝0.021〕，但机械通气时间与非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26（17，43）比15（11，36）， P＝0.091〕。在62例机械通气患者中，TwPtr与机械通气时间呈负相关（ r＝0.414， P＝0.002），并且膈肌功能评估后仍需机械通气的时间与TwPtr同样呈负相关性（ r＝0.277， P＝0.039）；TwPtr与镇静药物存在线性关系（ r＝0.220， P＝0.040），与是否存在COPD基础疾病无相关性（ r＝-0.178， P＝0.166）。 结论:对于机械通气撤机患者，重症肺部感染是影响膈肌功能的因素之一，膈肌功能障碍与镇静药物使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男，7 d，以"产前发现膈疝1月余，出生后1周"于2019年5月收治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其母孕35周时超声发现胎儿左侧先天性膈疝、肝大、双肾大，羊水多。出生后发现患儿呼吸频率较快，就诊于我院，收入院后完善检查，家长拒绝手术后出院。出院后1周患儿呼吸频率仍较快，遂入院。患儿系其母孕38周经剖宫产分娩，第2胎，出生时患儿体重为4 000 g。患儿母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无遗传代谢病家族史，第1胎因先天性心脏病夭折，本次孕期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见异常。患儿入院接受体格检查：一般状态可，面容特殊，头较大，眼距宽，鼻梁宽，嘴较大，肌张力略低。患儿口周及肢端青紫，鼻扇及"三凹征"弱阳性，呼吸促，55次/min。左肺呼吸音弱，可闻及少许肠鸣音；右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左上腹可见1个多余乳头，腹部略饱满，肝位于肋下约5 cm，无胃肠型及蠕动波，全腹触诊软，未及异常包块，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弱。患儿血气分析提示呼吸性酸中毒，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基本正常。胸片及上消化道造影可见肠管疝入左侧胸腔（图1），诊断为左侧膈疝。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动脉导管为开放状态，管径约4 mm，大动脉水平左向右分流，房水平左向右分流，宽约2 mm；三尖瓣轻度反流，肺动脉压力轻度增高；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正常。肝、胆、脾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肝大，肝上界位于右锁中线第6肋间，肋下约4.3 cm，表面光滑，肝实质回声均匀。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左肾约为8.3 cm×3.4 cm×3.1 cm，右肾约7.5 cm×3.9 cm×3.9 cm，双肾实质回声略增强。睾丸精索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右睾丸鞘膜积液。

膈肌无力是膈肌功能障碍和萎缩的结果，并伴有严重临床后果，在重症监护病房很常见。通过磁刺激膈神经监测跨膈压，评估膈肌功能，无需受试者配合便能够提供标准化的测量，尤其适于重症监护病房配合不佳的患者；超声评估膈肌结构(厚度、增厚)和位移似乎是可行、可重复的，但尚无大规模研究证据支持；膈肌电活动与膈肌功能虽然相关，但这些测量的重复性在受试者内部表现出很高的异质性。脱机过程、人-机不协调和膈肌功能的评估可能是这些技术在临床上最相关的适应证。本综述介绍危重患者膈肌功能的临床问题，以及床旁膈肌功能监测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