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腹水淋巴细胞组分及其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就诊的初治HGSOC患者59例，年龄为（58±11）岁，分别收集腹水及腹腔冲洗液。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其中T、B、自然杀伤（NK）细胞及其亚群的比例，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结果:59例病例中有腹水者48例（81.4%），无腹水者11例（18.6%），腹水中的CD3 +T（70.2%±15.6%比78.1%±6.7%， P=0.014）、CD8 +T（38.3%±11.2%比47.7%±10.1%， P=0.014）和CD16 -CD56 bright NK［2.0%（0.8%，3.6%）比4.2%（1.5%，7.1%）， P=0.026］细胞占比低于无腹水患者的腹腔冲洗液，而CD16 +CD56 dim NK细胞增多［6.8 %（2.8%，15.7%）比 2.6%（1.6%，4.3%）， P=0.008］。与腹水量<1 000 ml的患者相比，腹水量≥1 000 ml的患者腹水中CD16 -CD56 bright NK细胞增多［3.1%（1.2%，3.9%）比 0.8%（0.4%，2.3%）， P=0.002］。年龄与腹水中CD4 +T 细胞水平（ r=0.332， P=0.021）和CD4 +T/CD8 +T比值（ r=0.379， P=0.008）均呈正相关。治疗疗效不佳的患者，腹水中CD4 +T细胞多于疗效较好的患者（64.7%±4.2%比48.3%±11.7%， P=0.002）。 结论:初治HGSOC患者腹水的形成会影响腹腔微环境中淋巴细胞的组分，其与患者年龄、癌症进展和治疗疗效存在相关性。

目的:探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HBOC患者12例，所有患者经术前穿刺或手术标本病理诊断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其中3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原发。对患者的临床、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HBOC超声影像表现为形态规则8例，边界清楚9例，无毛刺征10例，无钙化10例，后方回声增强10例；最大血流速度（0.21±0.09）m/s，血管阻力指数0.72±0.17，纵横比≤1者8例。12例HBOS患者中，浸润性导管癌9例，伴有髓样特征的乳腺癌3例；组织学分级：Ⅱ级7例，Ⅲ级5例；分子分型：Luminal B型2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型4例，三阴性型6例。3例卵巢癌及乳腺癌双原发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高级别浆液性癌。结论:HBOC是一类具有特殊遗传学背景的肿瘤性疾病，超声及病理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超声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注意询问病史及家族史，降低误诊率，提高诊断率。

目的:探讨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与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共同影响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化疗耐药的机制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09年9月—2017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且术中留取肿瘤组织标本的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患者共119例，其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制备本院患者的卵巢癌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化EnVision二步法检测组织芯片中STAT3、CAF活化的特异性标志物——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CAF分泌的Ⅰ型胶原蛋白（COL1A1）的表达水平，分析STAT3、FAP、COL1A1蛋白表达与卵巢癌化疗耐药及患者预后的关系，并分析3种蛋白之间表达的相关性；结合国际公共数据库——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人卵巢癌组织的基因表达及患者预后信息，对本院卵巢癌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1）本院资料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化疗耐药是影响卵巢癌患者总生存时间（OS）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01）。（2）本院化疗耐药患者的卵巢癌组织中STAT3、FAP、COL1A1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化疗敏感者（ P均<0.05）。本院的卵巢癌组织芯片中STAT3、FAP、COL1A1蛋白高表达患者的OS均显著短于低表达患者（ P均<0.05）；对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卵巢癌资料的分析显示，高表达STAT3、FAP、COL1A1基因的卵巢癌患者的OS也均显著短于低表达患者（ P均<0.05），其验证结果与本院卵巢癌患者的检测结果均一致。（3）相关性分析表明，本院的卵巢癌组织芯片中，STAT3蛋白与FAP、COL1A1蛋白的表达均呈显著正相关（ r=0.47， P<0.001； r=0.30， P=0.006）；对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卵巢癌资料的分析显示，STAT3基因与FAP、COL1A1基因的表达也均呈显著正相关（ r=0.31， P<0.001； r=0.52， P<0.001）。 结论:STAT3与CAF共同作用，可能促进卵巢癌的化疗耐药，进而导致卵巢癌患者的预后较差。

目的:探讨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HGSOC）组织中内皮素A受体（ETAR）表达的临床意义；设计ETAR羧基末端（ETAR-C）氨基酸序列来源的ETAR-C融合多肽，研究其对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细胞的体外抑癌作用。方法:（1）选择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HGSOC且有完整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的患者共126例，收集其癌组织标本，采用逆转录-PCR技术检测HGSOC组织中ETAR mRNA的表达，并分析其临床意义。（2）以ETAR-C氨基酸序列为基础设计ETAR-C融合多肽，通过体外表达、纯化ETAR-C融合多肽，采用划痕实验、侵袭实验分别检测ETAR-C融合多肽处理后卵巢癌SKOV3和CAOV3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比色法检测ETAR-C融合多肽处理后顺铂耐药卵巢癌SKOV3/cDDP和CAOV3/cDDP细胞的化疗敏感性，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ETAR-C融合多肽处理后卵巢癌SKOV3和CAOV3细胞中β抑制蛋白1（β-arrestin-1）的表达。结果:（1）HGSOC组织中ETAR mRNA的相对表达水平为18.6±5.1，X-Tile软件分析显示最佳截断值为61.7%，据此将HGSOC患者分为ETAR mRNA高表达（76例）和低表达（50例）。ETAR mRNA高表达与HGSOC患者的腹水量、铂类药物耐药和血清癌抗原125（CA 125）水平均显著有关（ P均<0.05），而与HGSOC患者的年龄、术后残留灶大小无关（ P均>0.05）；ETAR mRNA高表达和低表达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18.4%、28.0%，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38.2%、52.0%，两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6， P=0.034）。（2）划痕实验和侵袭实验结果均显示，内皮素1（ET-1）、ET-1+ETAR-C分别处理后SKOV3和CAOV3细胞的划痕愈合率和细胞侵袭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MTT比色法检测显示，加入不同浓度（4、6、8、10、12、24 μg/ml）顺铂后，ETAR-C融合多肽处理后的SKOV3/cDDP和CAOV3/cDDP细胞的抑制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细胞（ P均<0.05）。western blot法检测显示，ET-1、ET-1+ETAR-C分别处理后SKOV3细胞（分别为1.85±0.09、1.13±0.09）和CAOV3细胞（2.14±0.15、1.66±0.12）中β-arrestin-1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ETAR mRNA高表达HGSOC患者的预后显著差于ETAR mRNA低表达者，ETAR可能成为HGSOC治疗的新靶点。干扰ETAR与β-arrestin-1相互作用的ETAR-C融合多肽具有良好的体外抑制卵巢癌细胞的效果，具有临床应用潜力。

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是最常见和最致命的卵巢癌组织学亚型，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后进行一线铂类药物化疗是其标准的治疗方法，但其治疗后复发率高达75%。运用间隔6个月有无复发这一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对铂敏感及铂耐药患者进行分类，并能为后续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客观依据。弥散加权成像（DWI）可以利用表观扩散系数（ADC）检测细胞和细胞膜的完整性，以量化水分子在组织中的扩散程度，而基于ADC分析的直方图则可分析肿瘤的生物异质性。该研究通过治疗前阶段HGSOC原发病变全肿瘤区域和全实性肿瘤区域ADC直方图分析，对患者铂类药物的化疗反应予以预测。研究共纳入2011年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入院的70例患者，其中铂敏感患者33例，铂耐药患者37例。比较铂耐药组和铂敏感组的年龄、治疗前癌抗原125水平、国际妇产科联合会分期、术后残余肿瘤、基于全瘤体积和基于肿瘤实性成分的ADC直方图参数。结果显示，铂敏感患者和铂耐药患者的临床特征无显著差异；两组间基于全瘤体积的ADC直方图衍生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铂耐药组相比，铂敏感组的基于肿瘤实性成分直方图参数的ADC均值显著升高，偏度和峰度显著降低。ADC均值、偏度和峰度的预测性能中等，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67、0.733和0.616。偏度成为铂耐药性的独立危险因素。表明原发肿瘤实性成分ADC直方图分析优于全瘤体积，对晚期HGSOC患者的铂类药物化疗反应具有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新型还原响应纳米四价铂［NP@Pt（Ⅳ）］的抗卵巢癌作用。方法:合成还原响应的聚合物载体，与四价铂［Pt（Ⅳ）］组装形成NP@Pt（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检测NP@Pt（Ⅳ）在还原环境下的铂释放情况，以及经顺铂、Pt（Ⅳ）和NP@Pt（Ⅳ）处理后卵巢癌ES2细胞中的铂含量。四甲基偶氮唑蓝和流式细胞术检测顺铂、Pt（Ⅳ）和NP@Pt（Ⅳ）对卵巢癌细胞增殖抑制能力的影响。收集2022年10—12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手术治疗的原发性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原发卵巢癌组织，采用动物活体成像观察花菁染料（Cy）7.5标记的NP@Pt（Ⅳ）在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PDX）小鼠体内的生物分布。PDX小鼠尾静脉注射磷酸盐缓冲液（对照组）、顺铂（顺铂组）和NP@Pt（Ⅳ），测量各组小鼠的肿瘤体积和重量，采用HE染色、TUNEL荧光染色和Ki-67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肿瘤组织的坏死、凋亡和细胞增殖情况。测量各组小鼠的体重变化和主要器官的HE染色情况。结果:NP@Pt（Ⅳ）在还原环境中48 h后的铂释放量为76.29%，高于非还原环境中的26.82%（ P＜0.05）。经NP@Pt（Ⅳ）处理4、7 h后卵巢癌ES2细胞内铂含量（308.59和553.15 ng/百万细胞）高于Pt（Ⅳ）处理组（分别为100.21和180.31 ng/百万细胞）和顺铂处理组（分别为43.36和50.36 ng/百万细胞，均 P＜0.05）。NP@Pt（Ⅳ）对卵巢癌ES2、A2780、A2780DDP细胞的半抑制浓度分别为1.39、1.42、和4.62 μmol/L，低于Pt（Ⅳ）组（分别为2.89、7.27和16.74 μmol/L）和顺铂组（分别为5.21、11.85、和71.98 μmol/L）。经NP@Pt（Ⅳ）处理的ES2细胞凋亡率为（33.91±3.80）%，高于Pt（Ⅳ）和顺铂处理组［分别为（16.28±2.41）%和（15.01±1.17）%，均 P＜0.05］。Cy7.5@NP@Pt（Ⅳ）可靶向蓄积于PDX小鼠肿瘤组织。经NP@Pt（Ⅳ）治疗后的小鼠肿瘤体积［（130±98）mm 3］低于对照组［（1 349±161）mm 3］和顺铂组［（715±293）mm 3，均 P＜0.05］。NP@Pt（Ⅳ）组的小鼠瘤重［（0.17±0.09）g］低于对照组［（1.55±0.11）g］和顺铂组［（0.82±0.38）g，均 P＜0.05］。肿瘤组织染色结果显示，与顺铂组比较，NP@Pt（Ⅳ）治疗后的小鼠肿瘤组织有更明显的坏死和凋亡，Ki-67表达量减少。NP@Pt（Ⅳ）组的小鼠体重变化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8.56±2.04）g和（20.87±0.79）g， P＞0.05］。小鼠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主要脏器HE染色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NP@Pt（Ⅳ）可靶向蓄积于肿瘤组织，促进铂在卵巢癌细胞内的累积，具有较强的抗卵巢癌作用 。

目的:分析围绝经期女性原发性输卵管癌(PFTC)患者的特征性超声表现和临床症状，为超声早期诊断PFTC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医院2012年5月至2022年1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4例PFTC患者，年龄46~85岁，其中绝经过渡期早期(46岁)1例(2.9%)，绝经过渡期晚期(48岁、49岁、50岁)3例(8.8%)，绝经后期30例(88.2%)。年龄(60.9±9.7)岁，中位年龄60岁。分析超声诊断、临床特点，并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结果:34例患者临床症状以阴道不规则出血较多见。根据附件包块特点及盆腹腔内其他脏器受累情况将34例PFTC术前超声声像图分为4组：(1)A组：6例超声表现为附件区腊肠样囊性包块，内壁不光滑，内壁可见乳头状中等回声凸起，可见不完全条形分隔，乳头状凸起及分隔上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输卵管积水1例，附件区囊肿2例，PFTC 3例。(2)B组：13例附件区可见囊实性包块，形态不规则，部分区域可呈腊肠样改变，囊性部分透声差，实性部分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PFTC 2例，卵巢癌11例合并宫腔积液2例，3例伴腹盆腔积液。(3)C组：11例附件区形态不规则实性肿物，呈低回声，可伴前后穹隆腹膜及大网膜增厚，肿块内可见丰富或较丰富血流信号。超声诊断卵巢癌10例，盆腔转移癌1例。(4)D组：4例未发现附件区包块，其中3例伴有腹水，考虑恶性肿瘤所致，来源待查。34例PFTC患者术后病理结果：高级别浆液性癌30例，低级别浆液性癌1例，浆液性输卵管上皮内癌2例，输卵管原位浆液性癌1例。其中3例双侧PFTC，左侧10例，右侧21例。4例为PFTC合并卵巢癌。根据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病理分期结果为Ⅰ期8例，Ⅱ期9例，Ⅲ期11例，Ⅳ期6例。A组术前超声诊断PFTC准确率50.0%；B组术前超声诊断PFTC准确率15.4%；C组与D组术前超声均未正确诊断PFTC，但均提示盆腔恶性肿瘤。结论:双侧卵巢清晰显示、附件区腊肠样包块、伴丰富或较丰富低阻力指数血流信号的乳头状凸起及低速新生血管等特征性超声图像有助于超声检查对PFTC的早期诊断，对预测PFTC的病理分期帮助不大；有阴道出血、阴道分泌物或下腹疼痛的绝经后女性均应警惕PFTC。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的主要病理亚型包括低级别浆液性癌、高级别浆液性癌、透明细胞癌、黏液性癌、子宫内膜样癌及恶性Brenner瘤。低级别浆液性癌的特征性分子改变为BRAF和KRAS基因突变，而高级别浆液性癌为TP53和BRCA基因突变。近年来，随着对卵巢浆液性肿瘤的起源，尤其是对低级别和高级别浆液性癌这两个病理亚型在组织病理学与分子生物学之间相关性的深入认识，进一步清晰了这两类肿瘤的特征与区别，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病理诊断的精准率，而且也有助于临床适时调整及不断丰富相应的治疗措施，包括对靶向治疗的选择范围及个体化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RNA结合基序蛋白15(RBM15)与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患者预后的关系及对肿瘤细胞的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方法:在基因表达数据库(GEO)中用GSE69428和GSE40595数据集分析RBM15在HGSOC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在Kaplan-Meier Plotter在线网站分析RBM15与HGSOC预后的相关性。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方法检测人正常卵巢上皮细胞以及卵巢癌细胞系中RBM15的表达。运用慢病毒转导技术进行RBM15敲降。采用平板克隆实验、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细胞增殖实验Transwell迁移侵袭实验、药物毒性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集落形成、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及顺铂敏感性。采用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在GSE69428和GSE40595数据集中，RBM15基因在肿瘤组织中显著高表达(7.53±0.44比6.40±0.37， t＝6.215， P<0.01；6.18±0.46比5.61±0.20， t＝4.487， P<0.01)，且高表达组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显著高于低表达组。与正常人上皮卵巢细胞系IOSE80比较，RBM15在卵巢癌细胞系SKOV3及OVCAR3中的表达显著上调(1.56±0.09比1.00±0.04， t＝10.190， P<0.01；2.19±0.03比1.00±0.04， t＝42.360， P<0.01)。shRBM15组细胞表达明显低于shNC组细胞(SKOV3：0.59±0.05、0.78±0.04比1.00±0.04， F＝62.991， P<0.01；OVCAR3：0.27±0.01、0.45±0.03比1.01±0.13， F＝66.290， P<0.01)。shRBM15组细胞的集落形成能力明显高于shNC组(SKOV3：307±40、287±13比209±26， F＝9.715， P<0.05；OVCAR3：299±37、192±24比121±12， F＝34.591， P<0.05)。shRBM15组细胞的体外增殖能力明显高于shNC组(SKOV3：72 h 1.43±0.03、1.52±0.09比1.12±0.04， F＝40.240， P<0.01；OVCAR3：72 h 2.52±0.03、2.59±0.09比2.36±0.05， F＝9.753， P<0.05)。shRBM15组细胞的迁移能力明显高于shNC组(SKOV3：656±87、655±99比395±95， F＝12.771， P<0.01；OVCAR3：240±9、237±19比185±24， F＝13.729， P<0.01)。shRBM15组细胞的侵袭能力明显高于shNC组(SKOV3：971±109、876±160比649±65， F＝9.803， P<0.01；OVCAR3：325±37、349±38比220±55， F＝11.983， P<0.01)。在SKOV3细胞中，shRBM15组细胞对顺铂的半数抑制浓度(IC 50)高于shNC组(13.91、12.13 μmol/L比9.17 μmol/L)。 结论:RBM15在HGSOC中高表达，且与较好预后相关。RBM15在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系中高表达，干扰RBM15的表达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克隆形成、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影响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目的:探讨CT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风险因素建立的组合模型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患者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PDS）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4年10月—2022年5月确诊HGSOC并行PDS治疗的患者170例，年龄26~79（55.5±9.7）岁。采用随机抽样法将170例患者以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118例）和验证组（52例）。应用阈值方差法、K最佳选择法，以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法，筛选出与预后相关的CT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模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HGSOC预后相关的临床风险因素，构建临床模型；将筛选出的CT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风险因素结合梯度提升机器学习方法建立组合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和决策曲线分析评估3种模型对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结果:训练组与验证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除PDS后疾病残留状态外，其他临床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内的生存与死亡患者比较：年龄、甲胎蛋白水平、癌胚抗原水平、糖类抗原199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人附睾蛋白4水平、国际妇产科学联合会（FIGO）分期、PDS后疾病残留状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糖类抗原125水平、淋巴结转移状态在验证组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训练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用筛选出的6个CT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影像组学模型预测HGSOC患者PDS术后预后的AUC在训练组和验证组分别为0.93（95% CI：0.90~0.96）和0.81（95% CI：0.54~0.72）；用筛选出的3个临床风险因素（HE4、PDS后疾病残留状态和FIGO分期）构建临床模型，临床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预测预后的AUC分别为0.98（95% CI：0.97~0.99）和0.89（95% CI：0.86~0.97）；联合CT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风险因素构建的组合模型在训练和验证组预测预后的AUC分别为0.99（95% CI：0.98~1.00）和0.95（95% CI：0.83~0.98）。3种模型中，组合模型对训练组和验证组患者的预后预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决策收益率大于影像组学模型和临床模型。 结论:相比于临床模型和CT影像组学模型，CT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风险因素结合建立的组合模型对HGSOC患者PDS后的预后预测效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