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科中心行肝移植患者共346例临床数据，筛选后分为供者年龄60～70岁的高龄组30例及供者年龄<60岁的非高龄供体组60例。受者观察指标为：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预后指标为：术后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及住院病死率。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Mean± SD)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s精确检验分析。 结果:高龄组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量分别为(444.33±72.44) min、56.0(30～170) min、1 922.1(400～9 000) mL，非高龄组分别为(460.88±91.32) min、58.45(35～140) min、1 885.8(400～12 000) mL，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预后指标中，高龄组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及住院病死率分别为4.9(2～21) d、20.4(3～40) d、10%，非高龄组分别为5.3(1～32) d、22.1(3～61) d、10%，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未发生PNF，但高龄组术后DGF发病率为13.33%(4/30)，非高龄组为1.67%(1/60)，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严格的供体术前评估及准确的受体选择下，60～70岁高龄供体用于肝移植，可取得与非高龄供体相似的近期疗效，但远期效果尚需进一步观察。

目的:评价供体年龄因素对原位肝移植术患者术中和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行原位肝移植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体年龄分为高龄供体组(年龄≥65岁)和非高龄供体组(年龄<65岁)。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1∶2匹配2组术前和术中的临床资料。主要结局指标为：术中再灌注综合征、术后7 d内急性肾损伤和肺部并发症发生情况；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ICU停留时间、辅助机械通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再次气管插管情况、术后6个月和1年生存情况和无复发生存情况。结果:经过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共纳入66例患者，其中高龄供体组22例，非高龄供体组44例。与非高龄供体组比较，高龄供体组术中再灌注综合征、术后7 d内急性肾损伤和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ICU停留时间、辅助机械通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6个月和1年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供体年龄因素不会对肝移植术患者术中和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产生影响。

目的:探讨影响供体角膜内皮质量的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山东省眼库获取的568枚供体角膜资料进行分析。采用角膜内皮显微镜对供体角膜的内皮进行观察，检测其角膜内皮细胞密度（ECD）、变异系数和六边形细胞比例（HEX），并收集角膜供体捐献者的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死亡原因、死亡季节，以及捐献者死亡至获取角膜的时间和遗体保存方式。其中年龄因素分为5个年龄段：0~20岁、21~40岁、41~60岁、61~80岁、>80岁；获取供体角膜的时间按捐献者死亡后取角膜的时间分为3个时间段：<6 h、6~12 h、>12 h。分析各个因素与角膜内皮情况的关系。结果:568枚供体角膜来自288名捐献者，其中男性225名（78.13%），女性63名（21.87%）；年龄（51.77±18.48）岁；捐献者死亡原因及占比分别为心脑血管疾病54.58%（275人）、癌症17.96%（74人）、器官衰竭14.26%（49人）、意外13.20%（64人）。供体角膜获取时间为捐献者死亡后140（76，400）min（30 min至45 h）。145枚（25.53%）供体角膜初次行角膜内皮显微镜检查时内皮成像不清晰，经充分复温后仍有106枚（18.7%）成像不清晰无法进行分析。462枚（81.3%）图像清晰的供体角膜ECD为（2 602.23±318.40）个/mm 2，变异系数为36.61%±4.81%，HEX为52.73%±7.15%。高龄捐献者的ECD较年轻者低，各年龄段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死因为意外的捐献者ECD为（2 829.88±313.90）个/mm 2，高于死因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器官衰竭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死亡后在6 h内获取角膜者ECD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捐献者年龄大则变异系数大，但HEX低（均 P<0.05）。死亡后获取角膜时间长者变异系数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HEX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器官衰竭、冷冻保存、死亡后获取角膜时间>12 h是角膜内皮成像不清晰的危险因素（均 P<0.001）。136张（23.94%）角膜内皮图像中可见圆形、类圆形或带状暗区，有黑区者ECD低（ P<0.05）。死亡后获取角膜的时间长则黑区数量越多（ P<0.001）；黑区对变异系数和HEX无影响（ P>0.05）。 结论:捐献者高龄、死因为慢性疾病、死亡后获取角膜时间长、遗体经过冷冻保存会导致供体角膜内皮质量下降。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有效方法,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一直是阻碍肾移植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2015年以来我国器官移植尸体供体完全转变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例数稳步增长,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因供体高龄、原有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导致供肾质量存在差异,而移植前的供肾病理学诊断是一项重要评估方法.本文综述了供肾病理学评估的活组织检查时机、活组织检查方法、病理学标本处理技术和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标准,以供大家参考,籍此希望我国更多的移植中心针对目前器官移植的实际情况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目的:探讨高龄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术后患者并发症护理措施.方法:回顾2014年1月~2017年6月25例高龄DCD供肝肝移植患者的病程,观察并分析术后并发症,总结护理经验.结果:25例高龄DCD供肝肝移植患者术后出现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EAD)3例,排异反应2例,出血行手术剖腹探查2例,胆道并发症2例,感染3例.经过积极的对症治疗,患者恢复良好,均顺利出院.结论:术后监护及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有效降低高龄DCD供肝肝移植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提高肝移植成功率.

目的 通过长期病理随访探讨青年受体接受高龄亲属活体供肾肾移植的安全性.方法 根据供体年龄不同,将28例青年受体分为观察组(14例,高龄供体)和对照组(14例,中青年供体).分别比较两组移植肾术后7年的存活情况及术后各时间点的血清肌酐(Scr)水平;比较两组在零时、术后6个月、术后7年移植肾活组织检查(活检)的慢性病理损伤评分;比较两组受体术后6个月、术后7年移植肾间质纤维化相关指标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转化生长因子(TGF)-β、层黏连蛋白(LN)、纤维连接蛋白(FN)及细胞衰老相关指标细胞间连接蛋白(Cx)43及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的表达量.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移植肾术后7年存活率分别为78.5％和9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对照组术后7 d Scr水平分别为190、160μmol/L,术后1个月Scr水平分别为170、125μmol/L,观察组术后各时间点的Scr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观察组移植肾组织零时活检的慢性病理损伤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术后7年的慢性病理损伤总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组内各时间点比较,术后7年活检的慢性病理损伤总评分均高于零时活检及术后6个月活检的慢性病理损伤总评分(均为P<0.05).两组术后7年移植肾组织中CTGF、TGF-β、LN、FN、mTOR、Cx43表达量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 长期随访结果显示青年受体接受高龄供肾与接受中青年供肾的病理学改变相似,从病理学角度考虑青年受体接受高龄供肾是安全可行的.

高龄供体供肝作为边缘供肝的一种,在有效解决供肝短缺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高危因素,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密切相关,但在控制好相关并发症及相关肝脏疾病的基础上,高龄供体肝移植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可靠的.本文从高龄肝脏退行性改变、高龄供体肝移植、高龄供体肝移植并发症、高龄供体肝移植高危因素、高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选择标准思考等,就肝脏随年龄变化特点与高龄供体肝移植的近年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同时探究高龄DCD供体肝移植是否安全可行.

目的 探讨女方年龄及血清基础卵泡刺激素(FSH)水平,对夫精人工授精(AIH)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于苏北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AIH治疗的885例不孕女性共计1 835个周期为研究对象,包括738个促排卵周期及1 097个自然周期.根据接受AIH的受试者年龄,分别将1 835个治疗周期纳入＜35岁组(n=1 621)及≥35岁组(n=214);此外,根据受试者血清基础FSH水平,将1 835个治疗周期分别纳入FSH＜10 IU/L组(n=1 632)及FSH≥10 IU/L组(n=203).回顾性分析受试者临床病例资料.采用t检验及x2检验,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血清基础FSH水平的2组受试者一般临床资料,如不孕年限、人体质量指数(BMI)、血清雌二醇浓度及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等,以及AIH妊娠结局(临床妊娠率、自然流产率),进行统计学比较.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所有受试者均知情同意.结果 ①年龄＜35岁组不孕女性的AIH临床妊娠率为13.6％(221/1 621),显著高于≥35岁组的8.4％(18/214);年龄＜35岁组的自然流产率为14.0％(31/221),显著低于≥35岁组的44.4％(8/18),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5.483、11.277,P=0.019、0.001).②血清基础FSH＜10 IU/L组与≥10 IU/L组不孕女性的AIH临床妊娠率分别为13.4％(218/1 632)、9.9％(20/203),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基础FSH＜10 IU/L组不孕女性的AIH自然流产率为14.2％(31/218),显著低于FSH≥10 IU/L组的40.0％(8/20),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964,P =0.003).③对于血清基础FSH＜10 IU/L的不孕女性,采用促排卵周期的AIH临床妊娠率为15.6％(100/639),显著高于采用自然周期者的11.9％(118/993),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765,P=0.029).对于年龄＜35岁,或者年龄≥35岁,或者血清基础FSH≥10 IU/L的不孕女性,采用促排卵周期与采用自然周期的AIH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若不孕女性的年龄越大,或者血清基础FSH水平越高,则其接受AIH的临床妊娠率越低,自然流产率越高;对于高龄(≥35岁)或高血清基础FSH水平(≥10 IU/L)的不孕女性,促排卵周期并不能提高其AIH临床妊娠率;对于血清基础FSH＜10 IU/L的不孕女性,采用促排卵周期可能提高其AIH临床妊娠率.

1 血液透析常用血管通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及生存期延长,目前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anal disease,ESRD)患者患病率逐渐升高,高龄透析患者占比也越来越高[1].自1970年开始,肾移植就受限于缺乏合适的肾脏供体,因此血液透析将是慢性肾衰竭替代治疗的主要方法.目前临床常用的血液透析通路主要包括:自体动静脉内瘘(arteriovenous fistula,AVF)、人造血管移植物内瘘(arteriovenous graft,AVG)、中心静脉置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CVC);以及带cuff的中心静脉导管、皮下导管池(port)系统等.美国肾脏病数据系统2017年的数据表明[2]:60余万美国人需接受慢性肾衰竭替代治疗,同时还有20余万人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美国国家肾脏委员会肾脏透析预后质量倡议(kidney disease outcomes quality initiative,K/DOQI)为临床实践出台的指南中提倡使用动静脉瘘作为首选透析通路.2006[3]年提出的“fistula first”原则也认为AVF优于AVG,AVG又优于CVC.K/DOQI指南和“fistula first”倡议均把目标设定在了2009年争取使65％的患者使用AVF进行透析[4].但是,国内AVF的使用率并不能完全达到指南所推荐的比例.

目的:分析肾移植术后微小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免疫功能变化,为早期预防性治疗人类微小病毒B19(HPV B19)感染提供前期研究基础.方法:收集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本院22例肾移植术后受者的临床资料,对应捐献供体11例,其中HPV B19阳性受者14例、同一供体对侧供肾HPV B19阴性受者8例.回顾性分析HPV B19阳性受者治疗前、后的临床资料.对同一供体受者间术前的因素和不同受者间的供体的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HPV B19阳性受者治疗前、后与阴性受者的免疫功能变化.结果:双侧受体感染阳性的供体年龄大于单侧受体阳性和全阴受体的供体(P<0.05).HPVB19阳性受者治疗后血红蛋白(HGB)水平、CD4+T细胞数和CD8+T细胞数均较治疗前升高(均P<0.05).结论:高龄供体和免疫功能低可能是HPV B19感染的潜在危险因素;及早免疫功能监测和预防治疗有利于防控受者HPV B19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