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性尿失禁(SUI)是尿失禁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好发于经产妇、高龄女性[1].该病为产后常见的并发症,且发病率较高,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可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2].

目的:探讨不同妊娠间隔（IPI）对经产妇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基于全国14个省区市共21家医院开展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通过查阅病历收集2011—2018年间两次妊娠均在同一家医院分娩的经产妇的年龄、身高、孕前体重、IPI、既往史、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分娩孕周、分娩方式、妊娠结局等资料。根据不同IPI分为4组：<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分析其临床特征和妊娠结局。根据WHO的推荐，以24~59个月组作为参照，比较各组经产妇的妊娠结局。进一步根据年龄、妊娠期糖尿病（GDM）史、巨大儿分娩史和早产史进行分层分析，探讨不同特征经产妇中IPI对其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经产妇8 026例，其中<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分别为423、623、5 512和1 468例。（1）<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的妊娠年龄、本次妊娠前体质指数（BMI）、剖宫产史比例、GDM发生率、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率以及剖宫产术分娩比例均逐渐增加，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经产妇相比，≥60个月组经产妇的早产、胎膜早破和羊水过少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42%（ OR=1.42， 95% CI为1.07~1.88， P=0.015）、46%（ OR=1.46， 95% CI为1.13~1.88， P=0.004）和64%（ OR=1.64， 95% CI为1.13~2.38， P=0.009），其他组均未见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增加（ P均>0.05）。（3）根据妊娠年龄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高龄经产妇≥60个月组羊水过少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OR=2.87， 95% CI为1.41~5.83， P=0.004）；非高龄经产妇<18个月组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OR=1.59， 95% CI为1.04~2.43， P=0.032），≥60个月组胎膜早破（ OR=1.58， 95% CI为1.18~2.13， P=0.002）和早产（ OR=1.52， 95% CI为1.07~2.17， P=0.020）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根据有无GDM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有GDM史经产妇产后出血的风险显著增加（ OR=5.34， 95% CI为1.45~19.70， P=0.012），无GDM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4， 95% CI为1.10~1.90， P=0.009）。根据有无巨大儿分娩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有巨大儿分娩史经产妇剖宫产术分娩的比例显著增加（ OR=4.11， 95% CI为1.18~14.27， P=0.026），无巨大儿分娩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6， 95% CI为1.12~1.89， P=0.005）。根据有无早产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无早产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7， 95% CI为1.13~1.92， P=0.004）。 结论:IPI≥60个月或<18个月均会造成经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增加，应通过对育龄期妇女孕前咨询和产后保健的健康教育，指导育龄期妇女再次妊娠时保持适宜的IPI，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目的: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生育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其监测对象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宁波市奉化市居住≥1年的产妇。将资料分为"独生子女"（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单独二孩"（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和"全面二孩"（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3个时期，比较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年龄分布的差异，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经产妇占比的变化趋势，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政策与不良围产结局的关联。结果:"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产妇数分别为12 557、14 097和15 509名，后一时期分别较前一时期增长12.3%和10.0%；各时期产妇年龄 M（ P25， P75）分别为27（25，30）、28（26，31）和28（26，32）岁；各时期经产妇占比分别为19.5%、35.7%和45.8%，呈上升趋势（ P< 0.001）。"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分娩量分别为12 721、14 307和15 772名。"独生子女"时期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最低（8.7%），"全面二孩"时期最高（11.1%）。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与"独生子女"时期相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早产［ OR （95% CI）分别为1.20（1.08~1.33）和1.08（1.02~1.13）］和出生缺陷［ OR（95% CI）分别为1.33（1.13~1.55）和1.29（1.20~1.39）］风险增加；巨大儿风险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6）和0.91（0.87~ 0.95）］，围产儿死亡风险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OR（95% CI）分别为0.78（0.53~1.15）和0.84（0.69~1.02）］。 结论:随生育政策调整，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高龄、经产妇比例增加，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增加。

目的:探讨我国生育政策变化后产妇分娩信息的变化及分娩时间是否存在集中趋势，为助产士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描述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3年1月—2021年12月在北京市某三甲综合医院住院分娩的18 306名产妇为研究对象。收集产妇相关分娩信息，包括年龄、产次、是否早产、是否低出生体重儿等，利用圆形分布法分析经阴道分娩产妇的分娩时间是否存在集中趋势。结果:18 306名产妇中，经阴道分娩12 222名（66.76%，12 222/18 306）、剖宫产6 084名（33.24%，6 084/18 306），经产妇4 688名（25.61%，4 688/18 306），高龄产妇3 751名（20.49%，3 751/18 306）。2013—2021年经产妇、高龄产妇和早产占比呈增加趋势，其中，高龄产妇2013年占比为11.34%（235/2 072），2020年达高峰，占比为30.22%（475/1 572），2021年略有下降为27.84%（324/1 164）；经产妇2013年占比为9.27%（192/2 072），2017年达到高峰，为34.74%（740/2 130），且2018—2021年均在30.00%以上；早产儿总占比为7.84%（1 435/18 306），其中2021年最高，占比为9.79%（114/1 164）。2013—2021年经产妇、高龄产妇和早产儿的占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圆形分布法分析结果显示，经阴道分娩产妇的分娩时间有集中趋势，主要集中在14∶00—15∶00（ P<0.01）。 结论: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2021年高龄产妇、经产妇、早产新生儿的占比逐年增加，并且经阴道分娩产妇的分娩时间有集中趋势。故需要动态调整助产士的人力配备，以保障母婴安全，为助产士人力资源调配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产科护士主导的家庭群组孕期保健模式对高龄经产妇孕期健康行为、妊娠期并发症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便利抽样选取2021年1—12月在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产科建卡、定期产检并分娩的120例高龄经产妇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产妇实施常规孕期保健模式，试验组产妇实施产科护士主导的家庭群组孕期保健模式。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PLP-Ⅱ）评价2组产妇干预前后的健康行为水平，记录2组产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妊娠结局。结果:2组干预前HPLP-Ⅱ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试验组HPLP-Ⅱ中健康责任、营养行为、运动锻炼、压力处置维度评分及总分分别为（25.06 ± 2.73）、（28.93 ± 3.04）、（22.18 ± 2.67）、（24.09 ± 2.88）、（151.94 ± 11.78）分，高于对照组的（24.12 ± 2.27）、（27.46 ± 2.59）、（20.54 ± 2.25）、（22.97 ± 2.63）、（146.43 ± 10.3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05~3.64，均 P<0.05）。试验组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1.67%（7/60），低于对照组的26.67%（16/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6， P<0.05）。试验组自然分娩率为83.33%（50/60），高于对照组的66.67%（40/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4， P<0.05）。试验组总产程时间为（237.64 ± 66.48）min，短于对照组的（262.79 ± 60.57）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7， P<0.05）。2组早产、产后2 h出血量、新生儿1 min Apgar评分及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以产科护士为主导的家庭群组孕期保健模式可提高高龄经产妇孕期健康行为水平，在降低妊娠期并发症发生风险的同时，降低剖宫产率，缩短总产程时间。

目的:分析10年间早产率和经产率的变化，并初步探讨经产作为早产危险因素的可能性。方法:本研究为队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娩的53 979例产妇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妊娠结局，回顾性分析10年间早产率及经产率的变化。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自发性早产的危险因素及经产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1）53 979例产妇的总早产率为8.3%（4 478/53 979），早产率在10年间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7年、2018年早产率较高，分别为8.9%和9.2%。经产妇总占比为24.9%（13 440/53 979），呈先上升再下降后平稳趋势，2017年、2018年经产率最高，均为35.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经产是自发性早产的危险因素（ OR=1.678，95% CI为1.523~1.850； P<0.001），也是妊娠34周前自发性早产的危险因素（ OR=1.937，95% CI为1.632~2.301； P<0.001）。自发性早产的高危因素还包括多胎妊娠、妊娠期高血糖、羊水量异常、胎膜早破、宫内感染、子宫颈机能不全、子宫颈手术史、子宫发育异常（ P均<0.05）。（3）与初产妇比较，经产妇的年龄较大、高龄占比较高、分娩孕周较早、早产率高、新生儿出生体重较高、多胎妊娠占比低；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中，妊娠期糖尿病、前置胎盘、胎盘植入、急产、巨大儿的发生率较高，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羊水过少、胎儿生长受限、胎膜早破、宫内感染、产后出血的发生率较低；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近10年早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早产高危因素与既往研究基本相似。经产妇是自发性早产的高危人群，且多种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风险升高，在孕期保健中应引起关注。

目的:探讨妊娠间隔对经产妇妊娠并发症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5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分娩、既往有28周及以上新生儿分娩史、此次分娩孕周≥28周的7 669例单胎妊娠孕妇。收集产妇的人口学特征、妊娠并发症，以及新生儿胎龄、出生体重等资料。根据妊娠间隔分为以下5组：<12个月组（ n=350）、≥12~<24个月组（ n=945）、≥24~<60个月组（ n=2 544）、≥60~<120个月组（ n=2 478）及≥120个月组（ n=1 352）。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以妊娠间隔≥24~<60个月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logistic回归调整相关混杂因素，计算各组产妇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HDP）等妊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进一步根据年龄及前次分娩方式分析两者对妊娠间隔与妊娠并发症相关性的影响。采用方差分析、 χ2检验或Cochran-Mantel-Haenszel χ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60~<120个月组GDM和HDP的发生风险升高［ OR值（95% CI）分别为1.23（1.01~1.48）和1.47（1.13~1.92）］，≥120个月组GDM和HDP的发生风险亦升高［ OR值（95% CI）分别为1.37（1.07~1.78）和1.92（1.39~2.64）］；<12个月组子宫破裂或产后出血及≥12~<24个月组胎盘早剥发生风险均升高［ OR值（95% CI）分别为1.54（1.01~2.34）和2.38（1.13~5.02）］。≥60~<120个月组GDM（校正后 OR=1.71，95% CI：1.36~2.14）及≥120个月组GDM和HDP发生风险升高仅存在于非高龄产妇中［校正后 OR值（ 95% CI）分别为3.11（2.10~4.62）和1.81（1.12~2.91）］。在前次剖宫产经产妇中，≥120个月组GDM发生风险升高（校正后 OR=1.35，95% CI：1.00~1.81）。而≥60~<120个月组（校正后 OR=1.79，95% CI：1.08~2.95）和≥120个月组（校正后 OR=3.32，95% CI：1.91~5.77）的阴道分娩史经产妇HDP发生风险升高。 结论:长妊娠间隔（≥60个月）是经产妇GDM和HD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相关性受年龄的影响。

目的:总结天津市2011年至2020年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MMR）的变化趋势和孕产妇死亡原因，以指导孕产妇的保健管理。方法:回顾性收集2011年至2020年天津市全部孕产妇死亡病例（89例）及评审资料，分析MMR的变化趋势、死亡原因顺位及死亡评审结果。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MMR的变化趋势：10年天津市平均MMR为7.97/10万，各年MMR呈波动式下降，2014年最高（12.61/10万），最低为2019年（3.85/10万）。（2）死亡孕产妇的特征：非本市户籍死亡孕产妇高龄、无稳定职业/无业、大专以下学历、经产妇、未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的比例均高于本市户籍者［33.33%（8/24）与20.00%（13/65）， χ2=46.18；100.00%（24/24）与69.23%（45/65）， χ2=9.53；87.50%（21/24）与64.62%（42/65）， χ2=4.44；79.17%（19/24）与44.62%（29/65）， χ2=8.42；75.00%（18/24）与13.85%（9/65）， χ2=31.02； P值均<0.05］。（3）孕产妇的死亡原因：直接产科死亡占57.30%（51/89），间接产科死亡占42.70%（38/89）。死因顺位的前5位依次为产后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猝死、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症、羊水栓塞。（4）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可避免的孕产妇死亡占39.33%（35/89），其中直接产科死亡占94.29%（33/35），间接产科死亡占5.71%（2/35）。（5）可避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医疗保健系统的知识技能问题［62.86%（22/35）］，且集中在区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86.36%（19/22）］。 结论:应加强区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和流动人口的孕产期保健管理，以保障母婴安全，进一步降低MMR。

目的:探讨高龄经产妇再次妊娠患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危险因素。方法:以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妇产医院分娩的高龄经产妇（即本次妊娠分娩时年龄≥35岁，且有连续2次分娩记录）为研究对象，共219例，其中正常糖耐量（NGT）组141例，GDM组78例。收集前次及本次妊娠临床资料，分析高龄经产妇GDM发病危险因素。结果:219例高龄经产妇前次及本次妊娠年龄分别为（31.9±2.2）和（36.7±1.5）岁，GDM患病率35.62%（78例）。GDM组比NGT组前次及本次妊娠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空腹血糖［前次（5.51±1.43）比（4.63±0.62）mmol/L］；本次（5.26±0.63）比（4.59±0.30）mmol/L］，服糖后1 h血糖［前次（11.74±2.36）比（9.50±1.82）mmol/L；本次（11.03±2.03）比（9.51±1.14）mmol/L］均更高，前次及本次妊娠期剖宫产率更高（前次34.6%比4.3%；本次52.6%比2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前次妊娠剖宫产史［ OR值（95% CI）为10.80（4.09~28.54）］和GDM史［ OR值（95% CI）为10.64（4.02~28.20）］及75 g OGTT空腹血糖≥4.86 mmol/L［ OR值（95% CI）为2.70（1.27~5.70）］和服糖后1 h血糖≥8.45 mmol/L［ OR值（95% CI）为1.78（1.37~2.31）］是高龄经产妇本次妊娠患GDM的危险因素。 结论:前次妊娠剖宫产史和GDM史可增加本次妊娠GDM发病风险，前次妊娠OGTT血糖也有预测价值。

目的:了解高龄(≥35岁)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6-12月在本院住院分娩的高龄经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人口学信息及分娩资料、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查产妇产后抑郁状况及社会支持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284例高龄经产妇筛查出产后抑郁(EPDS评分≥13分)88例(占31.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4000元(OR=2.61,95％CI 1.27～5.36)、非计划妊娠(OR=3.21,95％CI 1.43～7.22)、新生儿低体重(OR=5.11,95％CI 2.01～12.97)、产前抑郁(OR=4.03,95％CI 1.76～9.19)、睡眠障碍(OR=2.07,95％CI 1.15～3.71)、人工喂养(OR=3.06,95％CI 1.37～6.83)是高龄产妇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社会支持水平(OR=0.26,95％CI 0.11～0.66)是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主要与家庭经济状况差、非计划妊娠、新生儿低体重、人工喂养、产前抑郁、睡眠障碍、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