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家系的遗传规律。方法:回顾性纳入2012年1月至2023年1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经产前诊断确诊胎儿为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46,XX/XY,+21,der(21;21)(q10;q10)］且夫妇双方完成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的12个家系（母亲均为单胎妊娠）。总结其产前诊断结果及遗传规律。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2个家系中，夫妇双方均为正常核型的新发家系8个；遗传性家系4个，均为母源性，其中1例母亲为21号染色体同源罗伯逊易位携带者，另3例母亲为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综合征患者，4个家系父亲核型均正常。有3个家系生育多个子女，其中2个父母核型正常的家系曾经生育过正常核型子代，1例母亲为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综合征患者的家系前次妊娠生育同型21-三体患儿。2个家系母亲本次妊娠行无创产前检测，1例21-三体低风险，引产胎盘检测显示低比例嵌合型21-三体（胎盘母体面嵌合比例为21%，胎盘子面为9%）；另1例为21-三体高风险。结论: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多为新发病例，少部分为遗传性。对于曾生育过同源罗伯逊易位型21-三体患者的家系应常规建议父母进行外周血染色体检查，了解父母是否为同源罗伯逊易位携带者。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探讨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对内脏型肥胖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风险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健康体检者9 324名，收集其基本信息、生化指标、甲状腺彩超等结果。以内脏脂肪面积(VFA)为100 cm 2和体重指数(BMI)为24 kg/m 2作为临界值，分为VFA(－)BMI(－)、VFA(－)BMI(+)、VFA(+)BMI(－)、VFA(+)BMI(+)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4组患病率差异，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将TyG和VFA按照四分位数分组，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TyG、VFA对甲状腺结节患病风险的影响；回归系数依次检验法分析TyG是否介导VFA与甲状腺结节患病率之间的关联。 结果: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VFA(－)BMI(－)组相比，VFA(+)BMI(－)组甲状腺结节患病风险最高( OR＝1.283，95% CI 1.064~1.546, P＝0.009)，VFA(+)BMI(+)次之( OR＝1.245，95% CI 1.028~1.508, P＝0.025)；以TyG和VFA各自 Q1为对照组， Q4组甲状腺结节患病风险增加1.584倍(95% CI 1.208~2.077, P＝0.001)和1.573倍(95% CI 1.249~1.982, P<0.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VFA对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具有直接影响( β＝0.162，95% CI 0.140~0.186, P<0.001)，TyG部分介导VFA对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的影响( β＝0.103，95% CI 0.087~0.121, 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87%。 结论:无论BMI是否超标，VFA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内脏型肥胖而BMI正常者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最高，而TyG部分介导内脏型肥胖患者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的风险。内脏型肥胖的评估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早期筛查和防治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患儿，女，11岁，2022年6月下旬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纳差，伴右侧髂骨疼痛，未重视。2022年7月10日起乏力进行性加重，就诊于定西市某三甲医院。查血常规(7月11日)：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WBC)为18.29×10 9/L，血红蛋白(hemoglobin，HGB)为35 g/L，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为10 6×10 9/L。外周血涂片：原始细胞占总数的12%。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细胞占总数的17.5%，可见Auer小体。免疫分型：可见约15.4%的髓系原始细胞伴免疫表型异常，表达CD34、CD13、CD33、CD117，部分表达HLA-DR，不表达CD2、CD3、CD5、CD7、CD8、CD10、CD11b、CD14、CD15、CD16、CD19、CD20、CD56、CD64。粒细胞相对比例正常，其免疫表型CD16、CD13、CD15、CD11b可见明显表达紊乱。56种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 WT1阳性。给予成分血输注、对症治疗。

目的:应用世界卫生组织(WHO)2016分型标准再次评价经FAB形态学分型诊断的儿童急性红白血病(AEL)资料，了解该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的初诊白血病患儿，首先根据FAB分型诊断标准，明确诊断AEL，然后按WHO 2016分型标准进行再次评价。结果:1．按FAB分型共20例患儿诊断为AEL，依据WHO 2016分型标准，其中11例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3例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伴MDS相关改变，1例诊断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5例诊断为纯红白血病(PEL)。2.AEL骨髓形态学易见病态造血，原始细胞偶见Auer小体。髓系抗原主要表达CD 117、CD 13、CD 33、CD 34、CD7、CD 38。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6例有异常染色体核型，涉及+8，-7，22p+，t(3；5：？)，+3q-，15q-，del(9)(q13)；12例为正常核型。3.13例进行化疗，1个疗程缓解率为38.5%，截至2020年7月1日，仅2例患儿无病生存(总生存分别为49个月及11个月)。 结论:儿童AEL易见三系病态造血，早期治疗反应差，预后欠佳，根据WHO 2016分型标准再评价后，大部分修订诊断为MDS相关。WHO 2016分型标准更贴近疾病本质，据此调整治疗可能有利于改善预后。

患者，男，15岁，2021年12月23日因"反复发热1个月，右眼睑进行性红肿4 d"入院。入院时高热，热峰至39.8 ℃，重度贫血貌，胸骨压痛，左眼睑红肿，无压痛，视力正常。血常规：WBC 26.82×10 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5×10 9/L，HGB 121 g/L，PLT 393×10 9/L。骨髓象提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AML-M 1）。免疫分型：原始幼稚细胞群A约87.4%，表达CD43、CD38；部分表达MPD、HLA-DR、CD11b、CD34、CD117、CD123。骨髓活检病理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病理改变。多重PCR筛查56种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t（6;9）（p23;q34）/DEK-NUP214融合基因阳性（突变比例272.27%）；髓系相关突变二代测序（NGS）：FLT3-ITD突变阳性（AR＝0.759），RUNX1突变阳性（p.Asp332Asn突变比例46.9%）、WT1突变阳性（p.Arg385fs突变比例15.0%和p.Arg375fs突变比例14.9%）。眼眶、视神经MR平扫+增强：鼻周、左侧眶周及左侧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影像。在使用羟基脲降细胞处理后予标准剂量DA方案诱导治疗。同时经验性予亚胺培南和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诱导治疗后，患者三系快速下降，然而体温仍升高，眼睑部位较前进展。上眼睑出现水疱，眶周和鼻周肿胀，病灶逐渐累及左下眼睑、右上眼睑、右下眼睑和双侧眶周区域。2022年1月4日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左侧较前略减轻，右侧较前略明显。基于患者眼睑病灶进展，考虑此前方案疗效不佳。2021年12月31日在DA方案基础上加用维奈托克继续诱导治疗。患者处于粒细胞缺乏状态，服用泊沙康唑预防真菌感染，调整维奈托克剂量为50 mg/d，持续2周。患者在DAV方案诱导治疗结束后眼睑病灶基本消退，化疗后出现Ⅳ级骨髓抑制，粒细胞缺乏期持续21 d。骨髓原始粒细胞占3.5%，见吞噬细胞及吞噬血细胞现象。2022年1月31日始予第2个疗程诱导治疗，调整为IAV方案：伊达比星12 mg/m 2第1～3天，阿糖胞苷100 mg/m 2第1～7天（间隔12 h静脉滴注），维奈托克50 mg/d第1～14天，并鞘内注射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脑脊液检查未见中枢神经系统浸润。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复查骨髓：增生活跃，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MRD）：分析见原始幼稚细胞群约0.23%，表达CD13、CD15、CD16、CD34、CD117、CD123、HLA-DR，部分表达CD33、CD64。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46%，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08%。此后患者接受中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治疗，行3次腰椎穿刺鞘内注射。4月7日复查骨髓象：增生低下，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阴性。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08%，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12%。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基本消失。患者在3个疗程化疗后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022年4月20日进行含氟达拉滨、白消安和环磷酰胺的FBUCY预处理，分别于4月27日和4月28日输注其父的造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7.23×10 8/kg，CD34 +细胞5.89×10 6/kg。持续服用环孢素A和霉酚酸酯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移植后第17天粒细胞植入，第19天血小板植入。移植后1个月，复查骨髓、MRD、基因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1年余，后因重症肺炎死亡。

目的:对3例不明原因的发育迟缓(developmental delay，DD)/智力障碍(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D)患儿进行临床症状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e microarray analysis，CMA)，明确其可能的病因。方法:采集3例DD/ID患儿的外周静脉血样，进行CMA检测。结果:例1的9号染色体q34.3区段约有190 kb的DNA片段缺失，包含Kleefstra综合征(OMIM 610253)的关键基因 EHMT1(OMIM 607001)的大部分区域；例2和例3为同胞姐妹，CMA检测显示均存在相同的4处染色体片段异常，其中9号染色体q34.3区域缺失长度分别是154 kb和149 kb，均包含 EHMT1和 CACNA1B(OMIM 601012)基因，其余变异无临床意义。 结论:3例患儿的染色体9q34.3微缺失可能是其DD/ID的致病原因， EHMT1是关键基因。

女，1岁9个月，因"智力、运动发育迟缓11个月"入院。患儿系第二胎，足月剖宫产，出生时头围30 cm、体重2500 g，无青紫、窒息，羊水、脐带、胎盘均未见异常。出生后10个月仍不能发单音节，不能扶立，4个月前开始学走，走路不稳，左右摇摆，至就诊时仍不能发"爸爸、妈妈"等单字词。其母孕期体健，否认特殊用药史及放射线接触史，28周产检时彩超示头围较小。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入院查体：体重10 kg，头围43 cm(均低于-3SD)，精神反应可，语言发育落后，指鼻试验阳性，不能配合指令做动作，前囟已闭。前额突出，眼距过宽，颈软无抵抗，心肺腹、四肢、外生殖器等未见异常。宽基底步态。生理反射存在，巴氏征、布氏征、克氏征均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及遗传代谢病筛查、甲功三项、血尿常规、心脏彩超均未见异常。颅脑磁共振：颅脑结构对称，脑实质内未见异常信号，脑室系统扩大，小脑蚓部部分Dandy-Walker缺如，第三、四脑室及双侧侧脑室扩张，第四脑室与扩大的枕大池相通；脑干未见异常信号( 图1)。动态脑电图：睡眠期双侧中央区偶见棘慢复合波散发。全外显子组检测结果为seq[hg19]del(3)(q23q25.2) chr3: g．142681794_153847512del( 图2)，染色体3q23-q25.2区存在约11.17 Mb的缺失，其父母未发现相同的缺失。其缺失区共涉及50个基因，其中11个被OMIM数据库收录， ZIC1、ZIC4为单倍剂量敏感基因，故判断为致病性变异。患儿最终被诊断为Dandy-Walker综合征(Dandy-Walker syndrome，DWS)。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审查会审查(2022-07-01)，患儿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目的:结合细胞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技术探讨一例9号染色体微小额外标记染色体(small supernumerary marker chromosome，sSMC)的遗传学机制。方法:因超声发现一例胎儿左心室点状强回声，无创产前检测提示胎儿8号单体或部分缺失、9号三体、11号单体或部分缺失高风险，对孕中期血清学筛查提示单项中值倍数值异常的孕妇进行羊水穿刺，进行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及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rray，SNP array)检测。对孕妇进一步进行C显带核型分析和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检测。 结果:孕妇染色体G显带核型为47，XX，+mar[20]/46，XX[80]，C显带显示sSMC中间深染，提示为着丝粒区域，两端浅染，提示含有常染色质；采用9pter/9qter探针的FISH结合DAPI显带分析结果显示孕妇为47，XX，+mar.ish i(9)(9p10)(9p++)[2]/46，XX[18]；SNP array提示孕妇染色体9p24.3q13区存在68.1 Mb的重复，检索数据库提示该重复片段致病可能性大。胎儿及配偶的染色体核型和SNP array检测均未见异常。结论:结合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技术分析了一例9号染色体sSMC的遗传学机制，有助于了解了这类异常染色体的再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