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病例资料男,乌拉圭籍,生后 3h,因"生后发现面部畸形,喂养后口周青紫 2 次"转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我院).患儿生后 3h测指尖血糖 1.6 mmol·L-1,予配方奶喂养后复测 1.7 mmol·L-1,喂养过程中出现口周青紫2 次,可自行缓解.患儿重要临床信息时间轴见图 1.

目的:探讨DTAS基因（DNMT3A基因、TET2基因、ASXL1基因、SRSF2基因）突变对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生存期的影响。方法:收集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二代测序检测（NGS）的163例AML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包括患者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诱导缓解方案、是否移植、外周血指标等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88例，女75例，年龄48（33，59）岁。根据患者二代测序资料，将有上述4个基因任一突变者分为DTAS基因突变组，反之为无DTAS基因突变组。同时纳入40名健康对照研究DTAS基因突变与粒淋比和淋单比之间的关系。通过Kaplan-Meier法及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与预后指标。结果:163例患者中，检出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50例（30.7%），未检出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113例（69.3%）。在50例DTAS基因突变的患者中，其中≥2个突变的患者有8例（16%），DTAS基因中有任一基因突变的患者有42例（84%）。DTAS基因突变组患者年龄较大、欧洲白血病网预后分层较差、缓解持续时间较短、诱导化疗后28 d重度骨髓抑制程度所占比例［21（61.8%）比31（34.8%）］较高（ χ 2= 7.313， P=0.007），治疗后达完全缓解时，淋单比值较低，且低于健康对照组（Z=4.935， 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DTAS基因突变组的总生存时间和无事件生存时间均低于无DTAS基因突变组（ P均<0.01）。DTAS基因突变组的中位OS时间为21（95% CI 16.63~25.37）个月，低于无DTAS基因突变组的43（95% CI 33.01~52.99）个月（ P=0.003， HR=2.0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DTAS基因突变是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HR=2.041，95% CI 1.285~3.244， P=0.003）。 结论:DTAS基因突变不影响AML患者诱导化疗后血象恢复时间，但DTAS基因突变患者缓解持续时间较短。DTAS基因突变提示预后不良，是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对1例表现为精神发育迟滞、语言运动发育迟缓的患儿进行临床及遗传学分析。方法:对患儿进行常规染色体G显带核型以及高通量测序分析，对疑似致病变异进行Sanger测序验证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患儿ASXL3基因存在c.4090G>T(p.Gly1364X)杂合变异，其父母均未携带相同变异，为新生变异。结论:ASXL3基因c.4090G>T(p.Gly1364X)变异可能是患儿的遗传学病因。

目的:探讨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患儿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选择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接受诊治的10例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ET组( n＝10)。患儿中位年龄为6.8岁；男性患儿为5例，女性为5例。选择同期于本院接受诊治的4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ST)患儿作为对照，纳入ST组( n＝4)。患儿中位年龄为1.8岁，均为女性。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分析2组患儿的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查、骨髓涂片、骨髓活组织检查及相关基因突变检查结果。2组患儿年龄、血常规和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巨核细胞总数及其比例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临床表现构成比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所有患儿临床资料收集均已获得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 结果:① ET组10例患儿中，伴神经系统症状者为6例，包括头痛者4例、头晕2例；其中1例同时伴肝大；其余4例无明显临床症状。4例ST组患儿中，伴发热症状或者前驱感染者为2例，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② 2组患儿外周血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压积(PCT)均较正常参考值范围增高，ET组患儿中位血小板计数为1 451×10 9/L[(1 193~1 831)×10 9/L]，高于ST组患儿的966×10 9/L[(677~989)×10 9/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04， P＝0.014)；中位PCT为1.28%(1.12%~1.63%)，亦显著高于ST组患儿的0.85%(0.62%~1.05%)，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56， P＝0.024)。2组患儿的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均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凝血功能相关指标中，ET组患儿中分别有4、4、4例出现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及纤维蛋白原(FIB)值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而ST组患儿中分别为1、2、2例。2组患儿其余检查指标均正常。③ 2组患儿骨髓涂片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此外，4例ST组患儿的骨髓涂片中亦可见中性粒细胞核左移和感染相关细胞。2组患儿的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且巨核细胞多见，以分叶核巨核细胞为主。巨核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示，ET组患儿骨髓中位正常巨核细胞比例显著低于ST组患儿[49.5%(44.3%~61.0%)比71.1%(61.3%~85.0%)， Z＝-2.404， P＝0.014]。④基因测序结果显示，ET组10例患儿均不伴 MPL及 JAK2基因突变，其中有2例检测到 CALR基因突变，并且这2种 CALR基因突变均为明确与ET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此外，筛选出4种可能与儿童ET相关的基因突变，包括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 结论: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具有独特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二代基因测序法发现可能与ET发生、发展相关的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可为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但是本研究纳入患儿例数较少，并且缺乏ST男性患儿作为对照，存在一定局限性。ET患儿的临床特点、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其与ST患儿的鉴别要点，有待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目的:探讨不典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aCML）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方法:对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岸院区收治的1例年轻aCML患者的临床资料、骨髓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患者骨髓涂片示：粒细胞系明显增生，占0.875，伴显著发育异常和不成熟的粒细胞增多，原始粒细胞占0.170，成熟粒细胞胞质内颗粒明显增多、增粗；骨髓穿刺活组织检查示：骨髓增生极度活跃，幼稚粒细胞增多，网状纤维广泛增生（骨髓纤维化2~3级）；左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活组织检查病理示：淋巴结结构破坏，组织细胞背景中可见巨核细胞及不成熟粒细胞，符合髓外造血；骨髓流式细胞免疫表型示：粒细胞群约占有核细胞81.6%，异常表达CD56、CD14dim，粒细胞系发育模式异常；白血病中常见30种融合基因筛查均为阴性；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示：BCR-ABL1融合基因p210型、BCR-ABL1融合基因p190型、BCR-ABL1融合基因p230型、CALR基因第9号外显子、JAK2 V617F突变均为阴性。Sanger测序示：MPL-W515基因突变、CSF3R基因第14号和17号外显子、BRAF基因突变、SRSF2均为阴性；二代测序示：ASXL1基因突变阳性，NM_015338.5：c.2077C>T（p.R693*），突变频率为47.7%；U2AF1基因突变阳性，NM_006758.2：c.101C>A（p.S34V），突变频率为51%；PDGFRA、PDGFRB、SETBP1、SF3B1、STAT3、STAT5B等均为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示：47，XX，add（5）（q33），+8，-10，+mar[8]。综合诊断为aCML，BCR-ABL1阴性。结论:BCR-ABL1阴性aCML的诊断依赖于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综合诊断，二代测序在鉴别诊断及靶向药物治疗方面尤为重要；年轻患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极具挑战性，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CMML)作为侵袭性极强的慢性白血病之一，在预后和临床表现中都显示出高度差异性，且该病3～5年内转化为急性白血病的概率为15%～20% [1]。对于CMML的治疗，部分低危患者主要采取积极支持治疗和密切临床观察，以改善症状和控制病情为主。对于高危因素较多、症状较明显的患者，推荐及时采取药物联合化疗以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手段 [2]。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血液科(以下简称我院我科)收治1例 RUNX1、 IDH2、 SRSF2、 ASXL1、 SH2 B3基因阳性的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经联合化疗治疗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伴BCR::ABL1（AML伴BCR::ABL1）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2012年11月至2022年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诊断为AML伴BCR::ABL1并接受allo-HSCT的7例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结果:7例患者起病时中位年龄35（21~40）岁，4例（57.1%）白细胞增高。7例患者BCR::ABL1融合基因均为阳性且伴有NPM1、RUNX1、ASXL1、PHF6基因突变。7例患者均接受诱导化疗联合酪氨酸酶抑制剂（TKI）靶向治疗并桥接allo-HSCT，移植后6例患者继续行TKI维持治疗。移植前6例获形态学完全缓解（CR），4例获完全分子生物学缓解（CMR），allo-HSCT后其余3例也获得CMR。1例患者移植后因感染死亡，6例无复发存活，移植后3年总生存率为（80.0±17.9）%。结论:诱导化疗联合TKI治疗AML伴BCR::ABL1疗效较好，桥接allo-HSCT可进一步提高CMR，移植后TKI维持治疗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评估基因突变对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MF）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0年12月服用芦可替尼治疗并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127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突变的56例MF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突变基因与芦可替尼疗效的关系。结果:①56例患者中，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36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后骨髓纤维化（PPV-MF）9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后骨髓纤维化（PET-MF）11例。②50例（89.29%）携带驱动基因突变，22例（39.29%）携带基因突变≥3个，29例（51.79%）检出高危基因突变（HMR）。③对于基因突变≥3个的MF患者，芦可替尼仍有较好的改善体质性症状及缩小脾脏的效果（ P=0.001， P<0.001）。与基因突变<3个组比较，基因突变≥3个组停药前持续用药时间（TTF）及无进展生存期（PFS）明显缩短[356（55~1061）d对471.5（50~1270）d， z=-2.701， P=0.007；444（91~4109）d对1248.5（91~7061）d， z=-2.030， P=0.042]。④与未检出HMR的患者比较，≥2个HMR患者的芦可替尼缩脾效果较差（ t=10.471， P=0.034），TTF及PFS明显缩短（ P<0.001， P=0.001）。⑤在携带ASXL1、EZH2、SRSF2等附加基因突变患者中，芦可替尼缩脾、症状改善及稳定骨髓纤维化作用较差，携带ASXL1、EZH2突变患者TTF[ASXL1：360（55~1270）d对440（55~1268）d， z=-3.115， P=0.002；EZH2：327（55~975）d对404（50~1270）d， z=-3.219， P=0.001]及PFS较未携带者明显缩短（ASXL1：457（50~1331）d对574（55~1437）d， z=-3.219， P=0.001；EZH2：428（55~1331）d对505（55~1437）d， z=-2.576， P=0.008]。 结论:MF患者携带的基因突变类型、数量以及HMR对芦可替尼疗效有一定影响。

目的: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基因突变特征及突变负荷与患者一般情况、疾病亚型、染色体核型间的关系和临床价值。方法:采用高通量测序靶向检测以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河南省肿瘤医院就诊的191例MDS患者和9例MDS继发急性髓细胞白血病（SAML）患者的65种血液肿瘤相关基因，分析异常基因特点、突变负荷，及与疾病亚型、染色体核型和患者年龄等的关系。结果:共有148例（77.5%）MDS患者发现突变，其中包含47种异常基因和186个突变位点。9例SAML患者均发现基因突变，突变个数显著高于MDS患者（χ 2=11.911， P=0.018）。MDS患者检出异常基因中，U2AF1（37.3%）和ASXL1（41.6%）等突变频率较高，且不同异常基因间突变负荷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1.946， P<0.001）。不同亚型MDS患者，基因突变个数存在差异，EB-2型基因突变个数最多[（2.2±1.5）个]。在SLD、MLD、EB-1和EB-2中，携带≥3个突变的比例逐渐增高（χ 2=52.471， P=0.037）。TP53突变与异常核型相关（r φ=0.177， P=0.019），特别与复杂核型相关（r φ=0.440， P<0.001），而NPM1突变与正常染色体核型相关（r φ=0.173， P=0.024）。30岁以下患者携带突变个数最少，突变个数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其中60~79岁患者的突变个数最多（ P=0.017），表观遗传学相关基因随年龄增长而突变频率增加（ P=0.041）。 结论:MDS相关基因突变特征及其突变负荷与疾病的亚型、染色体核型及患者年龄等临床因素密切相关。

目的:提高对T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T-LGLL）合并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8月至2019年10月就诊于蚌埠医学院附属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14例初诊T-LGLL合并PRCA患者的临床特征、外周血及骨髓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结果:14例患者男性和女性各7例，中位年龄58.5岁（33~75岁）；初诊时中位白细胞计数5.02×10 9/L[（1.45~8.49）×10 9/L]，中位中性粒细胞绝对值1.35×10 9/L[（0.43~7.16）×10 9/L]，中位淋巴细胞比例0.49（0.13~0.77），中位血红蛋白58 g/L（42~106 g/L），中位红细胞计数2.01×10 12/L[（0.99~3.20）×10 12/L]，中位网织红细胞比例0.52（0.14~3.02），中位血小板计数96×10 9/L[（38~281）×10 9/L]，中位大颗粒淋巴细胞占淋巴细胞比例71%（32%~81%）；骨髓穿刺结果示：中位大颗粒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0.16（0.08~0.41）；中位血清β 2微球蛋白4.85 mg/L（2.81~7.22 mg/L）；2例患者ASXL1和TET2基因突变阳性，其中1例同时有STAT3、EP300、FAM46C基因突变阳性；6例患者T细胞受体（TCR）β、γ阳性，1例TCR β阳性，4例TCR γ阳性，1例TCR δ阳性，1例TCRβ、γ、δ均阳性，1例均阴性。8例接受环孢素治疗，6例有效；6例接受甲氨蝶呤联合激素治疗，3例有效；初始诱导有效9例，5例初始治疗无效患者行挽救治疗，2例有效。 结论:T-LGLL合并PRCA患者的实验室特征与单纯T-LGLL相似，以贫血为突出表现，伴有中性粒细胞或血小板减少亦常见；外周血和骨髓中易见大颗粒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单克隆重排是重要特征，对免疫抑制治疗反应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