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祖师麻及其炮制品对SD大鼠Ⅱ型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CIA)中辅助性T细胞17(Th17)/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的影响.按体质量将64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祖师麻炙品低、高剂量组,生品低、高剂量组,祖师麻甲素组,雷公藤多苷组.除正常组外,CIA模型在第1次免疫后第7天进行二免,并在二免7 d后灌胃28 d.取材后,采用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CIA大鼠关节滑膜炎症的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γ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IL)-2、IL-4、IL-10水平变化;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PCR(qRT-PCR)和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关节滑膜中分化簇80(B7-1)、分化簇86(B7-2)、分化簇28(CD2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mRNA和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用于检测大鼠关节滑膜中Th17和Treg细胞的比例.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的关节滑膜炎症明显加剧,关节炎指数评分明显上升,免疫器官指数上升(P＜0.01);与模型组相比,各给药组均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大鼠的关节炎症,降低关节评分指数,抑制滑膜增生,降低免疫器官指数;相较于模型组,各给药组中大鼠血清中IL-2、IFN-γ 显著下降(P＜0.01),TGF-β、IL-4、IL-10 显著上升(P＜0.01),滑膜中 B7-1、CTLA-4 mRNA 及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1),关节组织中的Th17细胞和Treg细胞的比例出现显著降低(P＜0.01).综上得出祖师麻通过调控B7/CD28/CTLA-4通路以及调节Th17/Treg平衡,抑制CIA大鼠中Th17细胞的表达,促进Treg细胞的表达,进而治疗RA.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观察血液透析滤过（HDF）处理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免疫疗法后IL-6受体抑制剂治疗无效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21年7月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经CAR-T细胞治疗后出现托珠单抗治疗无效的3～4级CRS并接受HDF治疗的3例患者，包括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2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1例。结果:患者在HDF治疗结束后12 h内临床症状（体温、血压、血氧）缓解，细胞因子IL-6、IL-10、TNF-α、INF-γ及C反应蛋白（CRP）明显下降。随访3个月未发现HDF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结论:HDF控制CAR-T细胞治疗后托珠单抗治疗无效3～4级CRS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观察树突表达特异性7跨膜蛋白(DCSTAMP)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方法:在基因表达谱交互式分析平台(GEPIA)中分析DCSTAMP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中的表达；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KTC-1、FTC-133及甲状腺正常细胞Nthy-ori 3-1中DCSTAMP表达的差异；在KTC-1和FTC-133细胞中分别转染过表达和敲低质粒及其对照，构建DCSTAMP过表达和敲低细胞模型；过表达组通过细胞增殖/毒性检测试剂盒(CCK-8)、5-乙炔基-2’-脱氧尿嘧啶核苷(EdU)细胞增殖检测试剂盒检测DCSTAMP基因过表达后对增殖的影响；蛋白印迹法验证过表达后对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蛋白、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的影响；敲低组通过细胞划痕、侵袭测定实验(Transwell)实验检测DCSTAMP基因敲低后对迁移、侵袭的影响；蛋白印迹法验证敲低后对神经钙黏着蛋白(NCAD)、磷酸化蛋白激酶B蛋白(p-Akt)、总蛋白激酶B蛋白(t-Akt)表达的影响；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成组配对 t检验分析。 结果:RT-qPCR和Western blot结果均显示DCSTAMP基因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KTC-1、FTC-133中的表达高于甲状腺正常细胞Nthy-ori 3-1(RT-qPCR：DCSTAMP基因在Nthy-ori 3-1、KTC-1、FTC-133细胞中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20±0.202、17.350±3.326、8.684±0.030，Nthy-ori 3-1与KTC-1比较： t＝4.901， P<0.05；Nthy-ori 3-1与FTC-133比较： t＝37.460， P<0.01；Western blot：DCSTAMP基因在Nthy-ori 3-1、KTC-1、FTC-133细胞中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9、3.227±0.444、3.367±0.073，Nthy-ori 3-1与KTC-1比较： t＝9.628， P<0.01；Nthy-ori 3-1与FTC-133比较： t＝55.580， P<0.01)；KTC-1、FTC-133细胞中DCSTAMP过表达组细胞增殖速度高于对照组(KTC-1对照组与过表达组第3天相对增殖速度：0.215±0.010：0.397±0.029， t＝6.198， P<0.01；FTC-133对照组与过表达组第3天相对增殖速度：0.350±0.364：0.432±0.025， t＝33.640， P<0.01)，过表达组增殖能力高于对照组[KTC-1对照组比过表达组：(8.382±1.400)%比(91.253±1.699)%， t＝65.220， P<0.01；FTC-133对照组与过表达组：(14.385±2.441)%比(91.332±1.159)%， t＝49.320， P<0.01]，过表达组Ki-67表达高于对照组(KTC-1对照组与过表达组蛋白相对表达量：1.000±0.038比1.282±0.134， t＝9.968， P<0.01；FTC-133对照组与过表达组蛋白相对表达量：1.000±0.011比1.382±0.221， t＝40.920， P<0.01)，过表达组MAPK表达高于对照组(KTC-1对照组与过表达组：1.000±0.012比1.088±0.057， t＝10.720， P<0.01；FTC-133对照组与过表达组：1.000±0.039比1.220±0.123， t＝9.404， P<0.01)，过表达组MAPK通路亚家族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1.000±0.005比7.047±0.088， t＝68.650， P<0.01；FTC-133对照组与过表达组：1.000±0.003比1.983±0.029， t＝34.000， P<0.01)；而在KTC-1、FTC-133中敲低DCSTAMP基因后，对照组细胞迁移速度高于敲低组(KTC-1对照组与敲低组：(72.545±0.704)%比(45.016±2.156)%， t＝21.020， P<0.01；FTC-133对照组与敲低组：(82.422±0.196)%比(49.824±5.402)%， t＝10.450， P<0.01)，对照组侵袭能力高于敲低组(KTC-1对照组与敲低组：(320.667±13.013)%比(172.333±11.240)%， t＝14.940， P<0.01；FTC-133对照组与敲低组侵袭细胞数：302.667±24.111比228.000±14.422， t＝4.603， P<0.01)，p-Akt表达对照组高于敲低组(KTC-1对照组与敲低组：1.000±0.029比0.376±0.355， t＝21.980， P<0.01；FTC-133对照组与敲低组：1.000±0.010比0.809±0.110， t＝35.900， P<0.01)。 结论:DCSTAMP基因通过激活MAPK通路亚家族ERK及Akt磷酸化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中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目的:探讨基于双参数磁共振(bpMRI)的认知融合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在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评分≥3分前列腺活检患者中的诊断效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到2019年1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PI-RADS评分≥3分同时行bpMRI-经直肠超声(TRUS)认知融合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的22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中位年龄66(60，73)岁，中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8.73(6.52，11.93)ng/ml，中位前列腺体积39.25(29.26，58.39)ml，体质指数(24.02±2.60)kg/m 2。分别由2名泌尿外科医生独立对每例患者行bpMRI-TRUS认知融合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主要研究终点为有临床意义前列腺癌-A[CsPCa-A，定义为国际泌尿病理学会(ISUP)分级分组≥2组]的检出率；次要研究终点为CsPCa-B(ISUP分级分组≥3组)和无临床意义前列腺癌(CIPCa，ISUP分级分组＝1组)的检出率。通过McNemar检验和 χ2检验比较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诊断CsPCa-A、CsPCa-B和CIPCa的差异。 结果:220例中112例(50.91%)诊断为前列腺癌，其中靶向穿刺诊断前列腺癌的阳性率为42.73%(94/220)，系统穿刺阳性率为46.82%(103/220)。220例中84例(38.18%)诊断为CsPCa-A，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对CsPCa-A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00%(66/220)与34.09%(75/220)， P＝0.120]。如仅行靶向穿刺，则有8.18%(18/220)的CsPCa-A会被漏诊；如仅行系统穿刺，则有4.09%(9/220)的CsPCa-A会被漏诊。CsPCa-B的阳性率为26.36%(58/220)，靶向穿刺和系统穿刺对CsPCa-B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0%(44/220)与23.18%(51/220)， P＝0.190]。如仅行靶向穿刺，则有6.36%(14/220)的CsPCa-B会被漏诊；如仅行系统穿刺，则有3.18%(7/220)的CsPCa-B会被漏诊。靶向穿刺＋系统穿刺、仅靶向穿刺或系统穿刺诊断CIPCa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者均为12.73%(28/220)， P＝1.000]。9例活检后出现并发症，其中5例感染，2例迷走神经反射，2例尿潴留，均予对症治疗后好转。 结论:bpMRI-TRUS认知融合靶向穿刺与系统穿刺对CsPCa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异，但靶向穿刺联合系统穿刺可在不增加CIPCa阳性率的前提下提高CsPCa的检出率。因此，在首次活检患者中，bpMRI-TRUS认知融合靶向穿刺是必要的，同时系统穿刺也是必不可少的。

目的:探讨体外冲击波通过调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和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的水平促进大鼠骨骼肌钝挫伤后修复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66只雄性成年SD大鼠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治疗组，自制重物打击装置进行骨骼肌钝挫伤造模。正常组大鼠不作任何处理；模型组大鼠造模后不行体外冲击波治疗；治疗组大鼠于造模后24 h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设定体外冲击波刺激能流密度0.14 mJ/mm 2，频率10 Hz，冲击500次，间隔4 d后再次体外冲击波治疗。分别于造模后1、3、5、7 d，对各组大鼠腓肠肌进行取材。采用HE染色观察肌纤维排列情况，采用免疫组化及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和分析肌肉生长抑制素(Myostatin)、成肌分化抗原(MyoD)1、IGF-1、p-AKTs473的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①HE染色显示，模型组较正常组肌细胞排列间隙增大，治疗组可见较多新生单核或多核肌管；相同时间点比较，治疗组骨骼肌再生修复作用均优于模型组；②免疫组化显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各时间点的Myostatin表达量均明显增加( P<0.05)，且治疗组较模型组的表达均有明显下降( P<0.05)，至7 d时治疗组与正常组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免疫印迹检测，模型组在第1天和第3天时的MyoD1表达明显高于同时间点的正常组( P<0.01)，治疗组各时间点的表达亦明显高于模型组( P<0.01)；模型组的IGF-1和p-AKTs473的表达均高于同时间点的正常组( P<0.05)，且治疗组的表达量较模型组显著增加( P<0.01)。 结论:体外冲击波可能通过调控IGF-1及p-AKT水平促进骨骼肌损伤的再生修复。

目的:探讨前列腺活检组织快速冰冻病理检查与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P)相结合用于前列腺癌诊治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收集2021年4—9月苏北人民医院PSA>10 ng/ml且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评分均≥4分的可疑前列腺癌患者。采用16G活检针行mpMRI/经直肠超声图像融合引导下经会阴前列腺靶向活检，每例患者活检2~3针，活检组织行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对快速冰冻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者立即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LP)；对不能诊断前列腺癌者，应用18G活检针行前列腺靶向+系统活检，系统活检18~22针，行常规病理检查。记录患者的基线数据、冰冻病理检查结果、围手术期情况、术后病理结果和随访资料。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1例患者，平均年龄69.9(66~73)岁。平均体质指数22.8(19~26)kg/m 2。平均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23.2(14.25~32.00)ng/ml，平均前列腺体积45(32~52)ml，平均PSAD 0.54(0.33~0.75)。PI-RADS评分4分3例、5分8例。直肠指检阳性5例。11例活检组织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结果中9例为前列腺腺癌，立即行RALP，手术时间111.5(96~126)min；术中出血量78.9(55~105)ml；术后盆腔引流管拔除时间4.3(3.5~5.0)d；术后住院时间5.8(5.0~6.5)d。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3+4＝7分1例，4+3＝7分3例，8分4例，10分1例；3例切缘阳性，1例精囊侵犯；清扫淋巴结数量平均10.9(8.5~14.0)枚，均无肿瘤转移；病理T分期为T 2b期2例，T 2c期5例，T 3a期1例，T 3b期1例。2例快速冰冻病理检查不能诊断者，其中1例常规病理诊断为前列腺腺癌，Gleason评分4+3＝7分，后接受RALP；1例常规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炎症。11例均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5.2(3~7)个月。10例行RALP患者中，8例术后2周恢复尿控，2例术后2个月恢复尿控。3例切缘阳性患者于术后第2周规律行雄激素剥夺治疗。术后3个月1例切缘阳性和精囊受侵犯患者的PSA未降至0.1 ng/ml以下，余9例PSA均<0.1 ng/ml。11例随访期间均未发生Clavien分级>Ⅰ级并发症。 结论:对高度怀疑前列腺癌患者，将前列腺活检组织行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对提示为前列腺癌者即刻行RALP，这种诊治模式是可行的，术后无明显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