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9年4月26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收治的1例61岁原发性心脏DLBCL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本例患者病史、临床特征、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与治疗。本研究对本例患者的随访截至2021年4月28日。本研究以"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primary cardiac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为中、英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PubMed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总结与本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相关病例的诊疗资料。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征得受试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结果:①本例患者因"反复胸闷、胸痛3 d"于当地医院就诊，发现心脏占位后转诊至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心胸外科，既往无特殊病史。②患者于2019年4月26日入本院后再次突发胸闷、胸痛，伴面色苍白，一过性黑矇，心电监护结果示，心率为45次/min，血压为78 mmHg/45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为70%。遂立即予积极抢救，但是患者仍反复发作，考虑患者为右心房占位导致右心室流出道梗阻，有急诊手术指征，于就诊当日对其进行体外循环下右心房占位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三尖瓣后瓣及隔瓣交界处与冠状静脉窦之间，与心肌相互融合，阻挡三尖瓣瓣口开放及关闭，但是肿物与心肌组织融合，无法完全切除，遂沿肿瘤突起边缘部分切除肿物，以明确病变性质及解除肿物对三尖瓣活动的影响。术中肿物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示，CD20(＋)、CD79a(＋)、配对盒蛋白(PAX)-5(＋)、CD3(－)、CD5(－)、CD10(－)、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MUM)-1(－)、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L)-6(－)、BCL-2(＋)、c-Myc(－)、CD30(－)、EB病毒编码小RNA(EBER)(－)、CD117(－)、Ki-67(60%)、波形蛋白(＋)、CD31(－)、结蛋白(－)、细胞角蛋白(CK)(－)，考虑为DLBCL。2019年5月16日本例患者被转至本院血液科，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右房内团块状略低密度影，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 18F-FDG)代谢增高[摄取区域大小约为9.2 cm×6.3 cm，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为29.03]，符合肿瘤改变，心包增厚，并有少量积液本例患者。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主动脉瓣反流(轻度)，二、三尖瓣反流(轻度)，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右心房腔内有大小约为53 mm×43 mm不规则高回声，且与右心房侧壁相连，未见其明显移动或者摆动。本例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红、巨核系三系细胞增生，偶见异常细胞，形似淋巴瘤细胞。③结合本例患者的临床特征、PET/CT、活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于2019年5月16日被确诊为原发性心脏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Ⅳ期A组，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PI)为4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IPI为6分]。遂先予1个疗程减低剂量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300 mg/d, d1＋环磷酰胺600 mg/d，d2＋表柔比星50 mg/d，d2＋长春地辛6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随后对其进行4个疗程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500 mg/d，d1＋环磷酰胺1 000 mg/d，d2＋表柔比星70 mg/d，d2＋长春地辛4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本例患者中期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CR)。建议对其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但患者及其家属拒绝。本例患者再次接受2个疗程R-CHOP方案巩固化疗后停止治疗。截止随访结束本例患者无复发。④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共纳入17篇文献，报道17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加上本例患者共18例患者被纳入进行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疗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常见发病部位为右心房，其次为右心室，起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脏相关症状，常用化疗方案为R-CHOP，这18例患者中5例死亡，随访最长时间为24个月，患者未复发。 结论:本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断及时，疗效尚可。原发性心脏DLBCL是一种临床少见且预后欠佳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有望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索基线PET代谢参数联合B淋巴细胞瘤－2(Bcl－2)/细胞－髓细胞瘤病毒癌基因(c－Myc)蛋白双表达(DE)在预测原发胃肠道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PGI－DLBCL)患者危险度分层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3月至2019年11月间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74例经病理证实为PGI－DLBCL的患者(男33例、女41例，年龄20~87岁)，患者治疗前均接受基线PET/CT检查。利用SUV max≥2.5作为病灶边界进行自动勾画，计算肿瘤代谢体积(MTV)和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患者Bcl－2及c－Myc蛋白表达；建立包含MTV和DE的预后预测模型，将患者分为3组：低危组(低MTV和非DE)、中危组(高MTV或DE)和高危组(高MTV和DE)。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无进展生存(PFS)及总生存(OS)进行预后分析。 结果:74例患者中，20例复发或进展、13例死亡，29.7%(22/74)的患者DE阳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MTV[风险比( HR)＝9.110，95% CI：1.429~18.615， P＝0.012]和DE( HR＝9.837，95% CI：1.690~57.260， P＝0.011)是PFS的独立预测因素，而MTV( HR＝12.470，95% CI：3.356~46.336， P<0.001)是OS的独立预测因素。所构建的PFS预后预测模型中，低危组( n＝42)与中危组( n＝20)的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84， P＝0.005)，中危组与高危组( n＝12)的生存曲线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χ2＝18.72， P<0.001)。 结论:MTV和DE能够独立预测PGI－DLBCL患者的PFS，MTV能够独立预测OS。MTV联合DE构建的PFS预后预测模型能够很好地对患者进行危险度分层。

患者男，55岁，2021年4月无意中发现左侧腹股沟淋巴结无痛性肿大，无发热、盗汗、体质量下降，查体可及双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最大径1~3 cm。既往史：23年前因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外院行左侧腹股沟淋巴结穿刺活组织检查(简称活检)，病理经本院会诊考虑为滤泡性淋巴瘤(WHO 1~2级)，免疫组织化学：B细胞淋巴瘤(B－cell lymphoma，Bcl)－2(滤泡中心＋)，Bcl－6(滤泡＋)，CD3(滤泡间区＋)，CD10(中心及滤泡间＋)，CD20(＋＋)，CD21(滤泡树突状细胞＋)，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中心5%)，CD19(＋)，C－MYC(－)，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1(multiple myeloma oncogene－1, Mum－1；－)，CD5(滤泡间区＋)，CD23(少量＋)，CD30(Ki－1)(散在＋)。患者为治疗前分期行 18F－FDG PET/CT检查(图1)，结果示双侧锁骨上/下区、右腋下、小肠系膜、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周围、双髂、双侧腹股沟区多发淋巴结，代谢不同程度增高，最大、代谢最高者位于左侧腹股沟，最大径3.3 cm，SUV max为16.7。

目的:探讨miR－451对多发性骨髓瘤RPMI－8226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将体外培养的RPMI－8226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未转染)、阴性对照组(转染miR－451模拟物阴性对照)和miR－451组(转染miR－451模拟物)，采用实时定量PCR检测各组细胞中miR－451的表达，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法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和迁移情况，Western blot检测c－Myc、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MMP－9蛋白的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miR－451和c－Myc的靶向关系。结果:miR－451组和空白对照组细胞中miR－451的表达水平分别为2.85±0.27和1.02±0.06，细胞存活率分别为(47.28±3.15)%和(93.65±6.52)%，克隆形成率分别为(15.03±1.34)%和(28.48±2.12)%，侵袭细胞数分别为(86.65±5.58)个和(135.47±9.85)个，迁移细胞数分别为(106.36±6.48 )个和(165.28±11.05)个，c－Myc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35±0.03和0.66±0.05，MMP－2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20±0.02和0.48±0.03，MMP－9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28±0.03和0.59±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阴性对照组细胞的miR－451表达水平、细胞存活率、克隆形成率、侵袭细胞数、迁移细胞数、c－Myc蛋白的表达水平、MMP－2蛋白的表达水平和MMP－9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94±0.05、(95.16±5.04)%、(27.55±2.26)% 、(128.96±8.32)个、(158.65±8.76)个、0.68±0.06、0.51±0.03和0.54±0.03，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c－Myc为miR－451的潜在靶基因。 结论:miR－451可通过靶向c－Myc抑制RPMI－8226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目的:探讨化疗早期 18F－脱氧葡萄糖(FDG)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显像最大标准摄取值变化率(ΔSUVmax%)、Deauville评分和C－myc基因重排对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预后预测价值。 方法:2010年9月至2016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的原发DLBCL患者83例，分别于化疗前1周和化疗早期(34例在化疗1个周期后的17~21 d，49例在化疗2个周期后的17~21 d)行 18F－FDG PET/CT扫描。勾画感兴趣区，计算治疗前后ΔSUVmax%。采用Deauville 5分法对患者化疗早期的PET/CT图像进行评分。采用原位荧光杂交检测C－myc基因重排情况。随访时间为36~111个月，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时间(PFS)。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χ2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 rank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83例DLBCL患者中，19例在随访期内进展。化疗早期预测肿瘤进展的最佳界值ΔSUVmax%为62.59%，Deauville评分取5分，两种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化疗早期ΔSUVmax%与Deauville评分、C－myc基因重排均呈负相关( rs分别为－0.889和－0.862，均 P<0.001)，Deauville评分与C－myc基因重排呈正相关( rs＝0.781， P<0.001)。ΔSUVmax%≥62.59%组(57例)和<62.59%组(26例)的中位PFS分别为59.0和16.0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Deauville评分<5分组(61例)和＝5分组(22例)的中位PFS分别为59.0和15.0个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C－myc基因重排阴性组(62例)和阳性组(21例)的中位PFS分别为59.0和15.0个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ΔSUVmax%<62.59%并Deauvulle评分＝5分组、ΔSUVmax%<62.59%并C－myc基因重排阳性组、Deauville评分＝5分并C－myc基因重排阳性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15.5、15.0和13.5个月，明显差于其他亚组(均 P<0.001)。 结论:化疗早期ΔSUVmax%、Deauville评分和C－myc基因重排均与DLBCL患者的PFS有关，两两联合对DLBCL的预后有很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C-MYC和PD-L1基因和蛋白在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阴性的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 －ALCL）患者中的表达，探讨两者在ALK －ALCL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收集福建省立医院病理科2003年1月至2017年1月ALK －ALCL患者37例，应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检测C-MYC和PD-L1基因异常情况；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C-MYC和PD-L1蛋白表达情况。统计分析C-MYC和PD-L1基因及蛋白异常的关系以及与各临床病理参数间的关系。 结果:37例ALK －ALCL肿瘤组织中，C-MYC蛋白阳性率为45.9%（17/37），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是37.8%（14/37），C-MYC和PD-L1蛋白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r=0.990， P=0.014）。C-MYC和PD-L1蛋白表达率均随ALK －ALCL临床分期的增加而升高，且在国际预后指数（IPI）高危组中表达率高于低危组（ P<0.05）。FISH检测结果：37例ALK －ALC肿瘤组织中，检测到C-MYC基因多拷贝9例（24.3%），所有病例均未检测到C-MYC基因断裂；检测到PD-L1基因扩增2例（5.4%）。37例ALK －ALCL患者中，C-MYC蛋白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明显低于阴性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PD-L1蛋白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明显低于阴性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MYC蛋白和PD-L1蛋白表达与ALK －ALCL临床分期、国际预后指数以及总生存率相关，可作为判断ALK －ALCL恶性程度和预测预后的指标；ALK －ALCL中PD-L1的表达可能受C-MYC基因的调控，可能为设计针对部分ALK －ALCL患者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阻断的组合治疗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目的:探讨MYC/B细胞淋巴瘤(BCL)-2蛋白双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E-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1－2021年德阳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28例新诊断(DLBCL)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女性患者分别为76和52例；18~60、61~74、≥75岁患者分别为60、48和20例。根据患者的MYC和BCL-2蛋白表达水平，将其分为DE-DLBCL组( n＝63，BCL-2蛋白表达水平>50%且MYC蛋白表达水平>40%)和非DE-DLBCL组( n＝65，不满足DE-DLBCL的诊断标准)。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组DLBCL患者的疗效及预后相关临床资料。DLBCL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主要采用R(利妥昔单抗)-CHOP(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或CHOP样方案，对患者的随访截至2021年3月15日。采用 χ2检验对2组患者不同临床特征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2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可能影响患者生存期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结果:①与非DE-DLBCL组患者比较，DE-DLBCL组中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69.8%(44/63)比52.3%(35/65)]，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COG-PS)评分≥2分[93.7%(59/63)比72.3%(47/65)]、乳酸脱氢酶(LDH)水平≥250 U/L[61.9%(39/63)比36.9%(24/65)]，中枢神经系统(CNS)-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2分[88.9%(56/63)比64.6%(42/65)]、肿瘤包块直径≥7.5 cm [44.4%(28/63)比21.5%(14/65)]、非生发中心样B细胞(non-GCB)亚型[84.1%(53/63)比61.5%(40/65)]、P53阳性[65.1%(41/63)比36.9%(24/65)]患者的比例升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132、10.239、7.988、10.505、7.614、8.217、10.148， P＝0.042、0.001、0.005、0.001、0.006、0.004、0.001)。②与非DE-DLBCL组患者比较，DE-DLBCL组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68.3%(43/63)比84.6%(55/65)]、中位无进展生存(mPFS)期[29.0个月(95% CI：22.3~35.6个月)比未达到(95% CI：64.2~100.0个月)]、中位总体生存(mOS)期[52.0个月(95% CI：31.9~72.1个月)比未达到(95% CI：76.1~130.4个月)]、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19.6%比59.7%)及5年总体生存(OS)率(41.5%比86.0%)均较差，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773、13.562、12.806、22.385、27.995， P＝0.029、<0.001、<0.001、<0.001、<0.001)。③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 HR＝3.465，95% CI：1.627~7.381， P＝0.001)，LDH水平>250 U/L( HR＝3.224，95% CI：1.704~6.097， P<0.001)，P53阳性( HR＝2.447，95% CI：1.347~4.448， P＝0.003)为影响DLBCL患者PFS期的独立危险因素；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 HR＝4.340，95% CI：1.471~12.803， P＝0.008)，NCCN-IPI评分≥4分( HR＝2.431，95% CI：1.172~5.046， P＝0.017), non-GCB亚型( HR＝3.573，95% CI：1.065~11.991， P＝0.039)，P53阳性( HR＝2.194，95% CI：1.048~4.594， P＝0.037)，MYC/BCL-2双表达( HR＝2.380，95% CI：1.093~5.185， P＝0.029)为影响DLBCL患者OS期的独立危险因素。④DE-DLBCL患者中，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 n＝44)、NCCN-IPI≥4分( n＝14)、non-GCB亚型( n＝53)患者的2年OS率分别较Ann Arbor分期为Ⅰ~Ⅱ期( n＝19)(57.9%比85.9%)，NCCN-IPI<4分( n＝49)(33.4%比75.2%)，GCB亚型患者( n＝10)(59.0%比100.0%)较差，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381、6.073、4.683， P＝0.036、0.014、0.030)。 结论:DE-DLBCL患者的近期疗效和远期预后均较差。基于细胞起源分型、Ann Arbor分期、IPI评分等因素对DE-DLBCL患者进行风险分层，可能有助于指导DE-DLBCL患者的临床决策及预后评估。

患者男，81岁。2020年5月21日常规体检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右肾上极低回声结节，大小约3.3 cm×2.8 cm，同时间断出现右侧腰部不适感，未予重视。6月29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右肾肿物，大小9.9 cm×5.8 cm(图1)。7月2日行腹部增强MRI检查，示右肾肿物，大小10.3 cm×6.1 cm×7.1 cm，考虑淋巴瘤可能，伴腹膜后淋巴结肿大(图2)。7月4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摄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右肾周为主高代谢不规则实性肿块，累及右肾实质多个区域，邻近脂肪囊内多发高代谢小结节及索条，右肾水平腹膜后多发代谢增高淋巴结(图3)，考虑为右肾周或右肾高度恶性肿瘤(低分化间质或上皮来源)，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或淋巴瘤。7月16日行肾脏肿物穿刺。镜下显示，肾脏正常结构消失，可见大淋巴细胞弥漫分布(图4)。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结果：CD3(－)，CD20(+)，CD10(－)，多发性骨髓瘤致癌蛋白1(+)，Bcl－6(60%+)，Bcl－2(70%+)，Ki－67(>90%+)，CD5(－)，CD30(－)，c－myc(80%+)，p53(突变型+)(图5~9)。病理诊断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非生发中心样B细胞(non－germinal center B cell－like, non－GCB)型。患者有30余年的高血压病史，2018年11月行眼内鳞癌切除术。白细胞计数为8.0×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为7.6×10 9/L，血红蛋白为133 g/L，血小板计数为133×10 9/L，血清乳酸脱氢酶286 U/L，β2－微球蛋白5.1 mg/L，肌酐和尿素氮正常。红细胞沉降率为60 mm/h。骨髓涂片显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细胞占72%，淋巴细胞占6%，其中幼稚淋巴细胞占2%。骨髓活检显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红比例大致正常，网状纤维灶性增生。骨髓免疫分型：淋巴细胞占4.64%，表型未见明显异常。染色体：46，XY[4]。基因测序Notch同源物1(Notch homolog 1, NOTCH1)一级变异16.89%，NOTCH2一级变异18.57%。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显示，c－myc、Bcl－6和Bcl－2基因均未见断裂。最终诊断为原发肾脏非霍奇金淋巴瘤(DLBCL，nonGCB)，Ann Arbor分期为ⅡⅩA期，国际预后指数(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IPI)为3分，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改良IPI为5分，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预后评估模型评分为4分，N1(NOTCH1)型高危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为70分，侵及右肾实质、右肾周及腹膜后淋巴结。

将干扰素（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与人白血病细胞株及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病人原代白血病细胞体外液相共育，用细胞总RNA样品与³²P标记的c-mycDNA探针打点杂交，我们观察了IFN-γ联合TNF-α作用HL-60细胞，TNF作用病人原代白血病细胞对其c-myc癌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100U/ml和500U/ml的IFN-γ可明显促进50U/mlTNF-α对HL-60细胞c-myc表达的抑制作用；8例c-myc高表达的AML病人，经50U/mlTNF作用后，其c-mycmRNA水平发生显著性减低。结果证明了IFN-γ具有协同TNF-α抑制HL-60白血病细胞c-myc癌基因表达的作用，TNF-α对白血病细胞株及病人原代白血病细胞c-mycmRNA水平均有明显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