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umbilical cord clamping，DCC）在极早产儿和超早产儿中应用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选择广东省妇幼保健院2020年7~12月脐带结扎质量改进项目实施前生后立即脐带结扎（immediate umbilical cord clamping，ICC）的患儿为ICC组，2021年1~6月项目实施后进行DCC的极/超早产儿为DCC组进行前瞻性研究。比较两组患儿窒息、低体温发生率、生后24 h内和72 h内气管插管率、机械通气时间、总用氧时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结果:ICC组45例，DCC组54例，两组胎龄分别为（29.3±1.7）周和（29.6±1.4）周，出生体重分别为（1 250±332）g和（1 257±306）g，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窒息发生率、收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时体温、低体温发生率、生后24 h内气管插管率、生后72 h内气管插管率及其他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DCC不增加极/超早产儿窒息、低体温、有创呼吸支持等风险。

目的:调查江苏省三级妇幼保健院和综合性医院胎龄<32周早产儿早期稳定管理方案，为胎龄<32周早产儿早期稳定管理质量改进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在2021年11~12月向江苏省新生儿复苏临床研究协作组内同时设有产科和新生儿科的三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负责人发放并回收问卷，根据收回的问卷分析胎龄<32周早产儿早期稳定管理状况。结果:共发放问卷32份，回收28份（87.5%）。结果如下：（1）围产期管理：28家医院中26家（92.9%）成立了新生儿复苏团队，22家（78.6%）制定了早产儿复苏流程。（2）复苏设备配置：产房复苏中，28家（100%）医院均配备脉搏氧饱和度监测仪，24家（85.7%）配备T组合复苏器，21家（75.0%）配备心电监测仪，19家（67.9%）配备空氧混合仪，14家（50.0%）配备气体温湿化仪；院内转运时，13家（46.4%）医院使用暖箱，10家（35.7%）医护直接抱入，5家（17.9%）使用婴儿床，15家（53.6%）配备T组合复苏器/呼吸机，5家（17.9%）配备空氧混合仪，4家（14.3%）配备气体温湿化仪。（3）产房复苏实施：28家（100%）医院均开展脐带延迟结扎，26家（92.9%）使用聚乙烯膜包裹新生儿进行保暖，23家（82.1%）常规监测脉搏氧饱和度，18家（64.3%）以≤30%的氧浓度开始复苏，15家（53.6%）常规使用T组合复苏器或类似设备进行正压通气，2家（7.1%）常规使用心电监测仪。（4）复苏后管理：27家（96.4%）医院对需要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的早产儿在其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后给药；23家（82.1%）对无创通气的早产儿开展低侵入性肺表面活性物质使用技术；24家（85.7%）预防性使用咖啡因；27家（96.4%）在脐静脉置管前进行外周静脉置管，并及时给予静脉输注葡萄糖和营养液。结论:江苏省28家三级医院基本遵循新生儿复苏指南和现有循证依据进行胎龄<32周早产儿早期稳定管理，但产房和院内转运过程中的设备配置仍不足，早期处理细节及质量仍有待提高。

早产儿生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决定何时结扎脐带。对于足月儿，推荐的时机是生后30～180 s。由于早产儿生后可能需要辅助通气和维持体温调节，因此难以确定脐带结扎的最佳时机。前期研究显示，与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cord clamping，DCC）相比，脐带挤推（umbilical cord milking，UCM）可向早产儿提供更大的胎盘输血量并增加其全身血流量。但也有研究显示，UCM与极早产儿（出生胎龄23～27周）严重脑室内出血（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IVH）的发生风险升高有关。UCC对于更大胎龄的早产儿发生不良结局的影响尚不清楚。

出生后不需复苏的新生儿，包括足月儿及早产儿，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cord clamping, DCC）1~3 min有助于新生儿期及婴儿期健康。DCC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出生后脐带结扎的标准操作。对于不能实施DCC的新生儿，可采取脐带挤推。胎龄<28周早产儿使用脐带挤推安全性的证据尚不足。

目的:检测四种常见外排泵抑制剂对克拉霉素（CLA）抗脓肿分枝杆菌体外最低抑菌浓度的影响，探讨药物外排泵在脓肿分枝杆菌对CLA耐药中所起的作用。方法:本研究自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纳入脓肿分枝杆菌标准菌株和60株脓肿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选择四种常见外排泵抑制剂：氰化羰基-3-氯苯腙（CCCP）、二环己基碳二亚胺（DCC）、维拉帕米（VP）和利血平（RSP），采用Alamar Blue法检测CLA对上述菌株的体外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比较有无外排泵抑制剂作用时，CLA抗菌的MIC改变情况；对脓肿分枝杆菌的CLA耐药相关基因 erm（ 41）和 rrl基因进行序列分析，分析外排泵抑制剂对MIC的影响与耐药相关基因突变与否及突变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CCCP、DCC、VP和RSP均能降低CLA抗脓肿分枝杆菌的MIC，但RSP作用效果弱于其他三种外排泵抑制剂。60株脓肿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中，包含10株CLA耐药菌株，其中7株发生 rrl基因突变。光滑表型分离株的CLA耐药率（21.2%和66.7%）高于粗糙表型分离株的CLA耐药率（11.1%和51.9%）。当CLA药敏孵育时间为3 d时，外排泵抑制剂对CLA耐药菌株的MIC影响较大，均可使约50%菌株的MIC降低2倍以上，且相较于发生 rrl基因突变的菌株，外排泵抑制剂对未发生 rrl基因突变菌株的MIC影响更大；当CLA药敏孵育时间为14 d时，有24株携带 erm（ 41）基因T28序列型的脓肿亚种分枝杆菌发生诱导耐药，随着诱导耐药的发生，外排泵抑制剂对CLAMIC影响减小。外排泵抑制剂对不同表型分离株的CLAMIC水平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外排泵参与脓肿分枝杆菌对CLA耐药过程，外排泵抑制剂可不同程度降低脓肿分枝杆菌对CLA的耐药水平。外排泵抑制剂的使用为脓肿分枝杆菌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林奇综合征（LS）是最常见的遗传性结直肠癌（CRC）综合征，其特征是错配修复（MMR）相关基因的胚系致病变异导致微卫星不稳定。符合LS和MMR缺陷的临床标准且没有任何已发现的胚系致病变异的患者通常被认为患有林奇样综合征（LLS）。这些患者患结直肠癌和结肠外肿瘤的风险更高，但关于其潜在遗传病因的研究报道十分有限。近年研究发现，在LLS病例中存在MUTYH基因的双等位胚系变异，MUTYH相关的息肉病可通过MMR基因的体细胞失活与LS表型重叠。除此之外，携带POLE和POLD1胚系变异的LLS患者也已被确认。DNA修复基因中存在胚系变异，如MCM8、MCM9、WRN、MCPH1、BARD1、REV3L、EXO1、POLD1、Rfc1、RPA1和MLH3，在LLS患者中也有报道，但LLS的潜在胚系突变谱在巴西人群中的研究结果尚不清楚。该研究纳入了来自巴西巴雷图斯肿瘤医院确诊的20例LLS患者，并对其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WES）。结果发现，这20例患者中，女性患者占比60%，首次诊断肿瘤的年龄为（48±8）岁。75%的患者（ n=15）以结直肠癌为首发肿瘤，其次为子宫内膜癌（ n=2）、卵巢癌（ n=2）和胃癌（ n=1）。5例患者被诊断出患有第二种肿瘤；这些肿瘤包括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非黑色素瘤。共有90%的患者有癌症家族史，75%的患者在家族中有LS相关肿瘤。此外，在2 389个基因分析中筛选到了319个高质量的胚系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会（ACMG）标准进行变异分类，其中，33.5%的变异被归类为良性或可能良性（107/319），63.9%的变异具有不确定的意义（204/319），2.5%的变异被归类为致病或可能致病（8/319）。在已知的癌症基因MUTYH和ATM中，35%（7/20）的患者发现了致病或可能致病的变异。这些携带致病变异的患者与非携带致病变异的患者在首次诊断肿瘤的年龄［平均年龄48.3比48.2岁， P=0.974］、肿瘤家族数（平均肿瘤个数3.7比6.7， P=0.193）、肿瘤分级（ P=0.650）或肿瘤分期（ P=0.85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此外，在DNA修复基因POLN和其他癌症相关基因PPARG、CTC1、DCC和ALPK1中也发现了罕见潜在致病的变异。

目的:探讨2017年至2019年极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VLBWI）复苏质量改进情况及其对复苏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并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VLBWI 318例。按照具体复苏策略实施情况分为3组：2017年为复苏质量改进前（ n=83），2018年为改进中（ n=102），2019年为改进后（ n=133）。分析比较各年复苏策略，包括体温管理、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cord clamping, DCC）、呼吸支持[产房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正压通气或气管插管使用]和氧疗[复苏初始吸入氧浓度（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FiO 2）、复苏最高FiO 2以及纯氧复苏]实施情况、复苏效果及转归。采用趋势 χ2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Wilcoxon轶和检验、方差分析及LSD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母亲产前足疗程糖皮质激素使用比例在2017年至2019年逐年上升[44.6%（37/83）、47.1%（48/102）与72.2%（96/133）， χ2趋势=18.218， P<0.001]。（2）入院时低体温比例逐年下降[100.0%（83/83）、90.2%（92/102）与33.8%（45/133）， χ2趋势=136.042， P<0.001]，且并未增加体温过高比例[0.0%（0/83）、1.0%（1/102）与0.0%（0/133）， χ2趋势=2.124， P=0.346]。（3）DCC比例逐年增加[0.0%（0/83）、29.4%（30/102）与90.2%（120/133）， χ2趋势=178.659， P<0.001]，生后12~24 h毛细血管血血红蛋白含量逐年上升[（190.1±34.8）、（202.0±29.7）与（213.6±32.3）g/L，LSD检验， P值均<0.05]。疑似红细胞增多症（毛细血管血红细胞压积>68%）发生率逐年增加[7.2%（6/83）、7.8%（8/102）与17.3（23/133）， χ2趋势=5.825， P=0.016]；除外没有检测静脉血红细胞压积的病例，2017、2018和2019年VLBWI红细胞增多症确诊（静脉血红细胞压积>65%）率并未增加[1.3%（1/80）、2.0%（2/100）与4.8%（6/126）， χ2趋势=2.333， P=0.127]。（4）产房CPAP使用比例逐年增加[0.0%（0/83）、28.4%（29/102）与87.2%（116/133）， χ2趋势=167.721， P<0.001]；产房内正压通气比例[44.6%（37/83）、31.9%（32/102）与28.6%（38/133）， χ2趋势=5.371]、生后1 min内气管插管比例[100.0%（31/31）、45.0%（9/20）与35.0%（7/20）， χ2趋势=37.467]和总气管插管比例[37.3%（31/83）、19.6%（20/102）与15.0%（20/133）， χ2趋势=13.566]均逐年下降（ P值均<0.05）；但胸外按压、肾上腺素使用以及低Apgar评分比例各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5）与2017年相比，2018年和2019年复苏初始FiO 2[30%（21%~100%），30%（21%~100%）与40%（25%~100%）]、最高FiO 2[40%（21%~100%），30%（21%~100%）与40%（25%~100%）]均明显降低（ P值均<0.017），纯氧复苏比例逐年下降[13.3%（11/83）、1.0%（1/102）与0.8%（1/133）， χ2趋势=17.719， P<0.001]。各年桡动脉血气分析结果、住院期间肺表面活性物质、机械通气应用比例、最高经皮胆红素值以及高胆红素血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和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随着复苏质量改进措施的陆续应用，降低了VLBWI入院低体温的发生，提高了生后血红蛋白值，减少了正压通气和气管插管的比例，且对复苏效果无影响，也不增加短期不良结局。

目的:探讨质量改进（quality improvement，QI）促进极早产儿实施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cord clamping，DCC）的作用。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出生并转入新生儿科的极早产儿的基本资料和QI评价指标。QI评价指标包括（1）过程指标：DCC实施率及时间；（2）结局指标：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等；（3）平衡指标：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胸外按压比例、Apgar评分以及入院时体温和血气pH值等。评价指标分析时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QI实施前期（2017年1~12月）、QI实施期（2018年1~12月）、QI实施后期（2019年1~12月），以及持续QI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QI项目自2018年8月起实施。通过绘制控制图或采用统计检验［包括单变量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及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分析。 结果:（1）过程指标：实施QI项目后，DCC平均实施率及平均实施时间从0分别逐渐增加至82.2%和47.1 s。（2）结局指标：血红蛋白水平在QI实施期、QI实施后期及持续QI期均明显高于QI实施前期［分别为（202.22±28.84）、（210.10±33.52）、（210.52 ±32.27）与（187.94±35.29）g/L， F=8.61， P<0.001］。QI实施后期和持续QI期极早产儿的红细胞压积明显高于QI实施前期［（58.99±8.71）%、（60.18±8.06）%与（55.41±9.17）%， χ2=5.13， P=0.002］，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平衡指标：QI实施后期和持续QI期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低于QI实施前期［16.0%（19/119）和13.2%（25/191）与42.3%（30/71）， χ2=29.08， P<0.001］，入院时体温逐渐上升［QI实施前期、实施期、实施后期和持续QI期分别为35.3 ℃（34.5～36.1 ℃）、36.0 ℃（34.0～37.7 ℃）、36.0 ℃（35.6～37.4 ℃）和37.0 ℃（35.9～38.1 ℃）， H=277.88， P<0.001］。持续QI期入院时血气pH值为7.32（6.85～7.50），高于其余3个时期［7.26（7.07～7.46）、7.26（7.04～7.43）与7.25（6.91～7.49）， H=34.46， P<0.001］。 结论:该QI项目提高了极早产儿DCC实施率，延长了DCC时间。

目的:探讨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抗肠癌作用及机制。方法:采用集落形成实验检测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对肠癌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HE染色法检测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对肠癌细胞集落生长的影响；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对肠癌细胞IFITM1跨膜蛋白的影响；采用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对肠癌细胞抑癌蛋白的影响；采用Western Blot检测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量。结果: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浓度的增加可导致SW480和SW620细胞集落数的下调和抑制率的上调，并且呈剂量依赖关系；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组（Lhzz组）SW480和SW620细胞相较对照组（con组）集落体积缩小，细胞形态较模糊，集落细胞数明显减少；Lhzz组SW480和SW620细胞相较con组IFITM1跨膜蛋白表达绿色荧光强度减弱，集落生成数减少、体积缩小，胞核固缩且形态不规则；Lhzz组的SW480细胞抑癌蛋白DCC表达水平相较con组显著上调（2.13 ± 0.33比1.05 ± 0.16， t＝3.542， P<0.05）；Lhzz组的SW620细胞抑癌蛋白DCC表达水平相较con组显著上调（1.89 ± 0.26比0.96 ± 0.12， t＝3.466， P<0.05）；Lhzz组的SW480细胞Cyclin D1表达水平相较con组显著上调（0.64 ± 0.11比0.38 ± 0.05， t＝3.154， P<0.05）；Lhzz组的SW620细胞Cyclin D1表达水平相较con组显著上调（0.52 ± 0.09比0.24 ± 0.03， t＝3.143， P<0.05）；且Lhzz组的SW480和SW620细胞β-catenin表达水平相较con组显著上调（ P<0.05）。 结论:海南五指山裸花紫珠可以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实现对肠癌细胞增殖生长的抑制作用。

目的:总结分析“早产儿过渡期干预措施”实施和质量持续改进对超早产儿（extremely preterm infant，EPI）住院期间结局及死亡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并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185例EPI，根据2018年1月在本院实施“早产儿过渡期干预措施”改进前后分为改进前组（2014年7月至2017年12月， n=45）和改进后组（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 n=140），使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 2检验比较2组存活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通过单因素筛选和logistic回归分析EPI死亡的影响因素。 结果:（1）185例EPI的中位胎龄26周 +6，范围23周 +3~27周 +6，中位出生体重950 g，范围390~1 290 g。（2）改进后，新生儿科医生参与产前会诊比例、母亲产前足疗程糖皮质激素和硫酸镁使用比例、剖宫产娩出比例及转入NICU体温均提高［分别为77.1%（108/140）与8.9%（4/45）、67.9%（95/140）与35.6%（16/45）、67.1%（94/140）与48.9%（22/45）、44.3%（62/140）与17.8%（8/45）及36.6 ℃（36.3~36.9 ℃）与35.2 ℃（35.0~35.3 ℃）， χ 2或 Z值分别为66.41、14.81、4.85、10.17及－9.34， P值均<0.05］，且延迟脐带结扎（delayed cord clamping，DCC）和出生后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呼吸支持比例分别由改进前的无病例至改进后的67.9%（95/140）和89.3%（125/140）；而生后1 min Apgar评分≤3分、产房内气管插管及72 h内有创呼吸机使用等比例均较降低［分别为7.1%（10/140）与17.8%（8/45）、37.1%（52/140）与73.3%（33/45）、38.6%（54/140）与57.8%（26/45）， χ 2值分别为4.39、17.96及5.12， P值均<0.05］。（3）改进后，EPI总体救治存活率及胎龄27~27周 +6的存活率均明显提升［分别为72.9%（102/140）与53.3%（24/45）， OR=2.349， P=0.015；84.1%（53/63）与56.6%（13/23）， OR=4.077， P=0.007］；虽然早产儿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1 min Apgar评分≤3分（ OR=8.890，95% CI：2.005~39.412），5 min Apgar评分低（ OR=1.468，95% CI：1.103~1.953）和72 h内有创呼吸机使用比例高（ OR=7.165，95% CI：2.942~17.449）为EPI死亡的危险因素；而产房内使用nCPAP（ OR=0.314，95% CI：0.137~0.719）和体重（ OR=0.996，95% CI：0.993~0.999）为保护因素。 结论:“早产儿过渡期干预措施”改进将EPI救治技术的关注度提前至产前和产时，特别是产时开展体温管理、DCC和nCPAP 等“支持”技术，将有助于提高EPI的救治存活率和改善存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