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肾源短缺是制约肾脏移植发展的瓶颈。自启动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我国器官捐献例数逐年增加，遗体器官捐献已成为肾脏移植供肾的主要来源。器官捐献工作的快速推进在拯救大量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同时，也带来重大挑战，即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 DDI）。为了进一步规范肾脏移植DDI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相关学科专家，从DDI的定义和危险分层、评估和诊断以及DDI的预防和控制等方面共同拟定了本指南，旨在指导我国肾脏移植DDI管理的全流程优化，进一步完善肾脏移植DDI的防控策略，以保障肾脏移植的安全开展。

目的:调查宫颈癌术后患者自我表露对创伤后成长的作用路径，为提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便利抽样法，2022年6—11月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家庭弹性评定量表中文简化版及创伤后成长量表对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300例宫颈癌术后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7%。纳入的患者年龄23~70（48.13 ± 10.39）岁。宫颈癌术后患者的自我表露得分为（46.41 ± 9.82）分，心理韧性得分为（67.06 ± 14.63）分，家庭弹性得分为（108.18 ± 11.06）分，创伤后成长得分为（58.24 ± 17.86）分；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术后患者的自我表露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创伤后成长，亦可以分别通过心理韧性、家庭弹性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和家庭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创伤后成长。其中自我表露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效应为0.236（95% CI 0.138~0.335），家庭弹性和心理韧性在自我表露与创伤后成长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36（95% CI 0.018~0.060）。 结论:医护人员既要考虑到自我表露对宫颈癌术后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直接影响，也应注重提升宫颈癌术后患者的心理韧性与家庭弹性，从而促进其创伤后成长。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2—8月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收治的260例脑卒中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慢性疾病病耻感量表、SDS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本次共发放26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48份，有效回收率为95.38%。248例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得分为（35.56±6.26）分，17.74％（44/248）为低水平，74.60％（185/248）为中等水平，7.66％（19/248）为高水平。脑卒中患者慢性疾病病耻感量表总分为（55.95±10.80）分；SDS得分为（56.98±9.31）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54.10±10.8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疾病病耻感、抑郁情绪及领悟社会支持是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的影响因素（ P<0.05），可解释自我表露总变异的36.6%。 结论: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处于中等水平，有待提高，医务工作者应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高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促进其身心健康。

目的:探讨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2023年6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2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痛苦表露指数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220份问卷，收回20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82%。202例青年乳腺癌患者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总分为（58.37±13.63）分、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得分为（43.68±11.48）分、痛苦表露指数得分为（37.01±11.04）分。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82，95%置信区间为（-0.298，-0.09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06%。结论: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关注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意愿和需求，充分调动患者配偶的积极性，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并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从而降低患者的生育忧虑。

目的:比较经血流与尿路感染大肠埃希菌的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血浆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的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大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大肠埃希菌感染2型糖尿病患者82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感染途径分为血流感染组（40例）及尿路感染组（42例），均进行PCT、FD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WBC）、D-二聚体（DDi）、抗凝血酶Ⅲ活性、血电解质等检测，两组上述资料进行比较；以PCT与其他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并以PCT为因变量，其他相关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两组比较，血流感染组体温（T）［（39.49±0.64）℃］、白细胞计数（WBC）［（14.92±11.78）×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NEU）［（13.39±11.60）×10 9/L］、单核细胞计数（MONO）［（0.72±0.36）×10 9/L］、NLR［（14.86±10.52）］、PLR［（199.15±160.69）］、PCT［（22.81±17.86）μg/L］、CRP［（133.44±63.63）mg/L］、FDP［（49.71±41.44）mg/L］、DDi［（16.56±12.20）mg/L］均高于尿路感染组［（37.12±1.20）℃、（9.04±3.95）×10 9/L、（6.25±4.02）×10 9/L、（0.42±0.29）×10 9/L、（3.67±3.34）、（120.01±44.08）、（4.46±8.69）μg/L、（39.22±22.16）mg/L、（3.81±3.41）mg/L、（0.84±0.75）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356、2.578、3.162、2.958、5.538、2.591、2.810、4.825、2.902、2.375，均 P<0.05）；而血流感染组的血小板（PLT）［（167.50±104.93）×10 9/L］、淋巴细胞计数（LYM）［（1.06±0.58）×10 9/L］、血钠［（130.89±6.50）mmol/L］、抗凝血酶Ⅲ［（57.88±16.28）%］均低于尿路感染组［（239.40±82.52）×10 9/L、（2.14±0.71）×10 9/L、血清钠（138.46±5.96）mmol/L，抗凝血酶Ⅲ（90.11±8.9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53、-6.313、-4.046、-7.350，均 P<0.05）；行PCT的相关分析：PCT与T（ r=0.387）、WBC（ r=0.355）、NEU（ r=0.368）、CRP（ r=0.605）、FDP（ r=0.616）、DDi（ r=0.486）均呈正相关（均 P<0.05），与血清钠（ r=-0.319）、抗凝血酶Ⅲ（ r=-0.465）均呈负相关（均 P<0.05），PCT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FDP、T与PCT显著相关。 结论:经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的2型糖尿病患者炎症指标PCT、T、WBC、NLR、CRP、FDP、DDi显著高于经尿路感染，而PCT与T及FDP均显著相关。

肝移植时若受体可检出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CV RNA），移植肝会迅速感染HCV，称为HCV复发。HCV复发可导致移植肝纤维化进展、肝硬化等，显著降低移植肝存活率。有效清除HCV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移植术后患者只要可检出HCV RNA，均应抗病毒治疗，并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开始。目前与免疫抑制剂药物相互作用（DDI）较少、安全性高的泛基因型直接抗病毒药物已被推荐用于移植术后患者。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肝肾功能、DDI等选择不同方案。现对肝移植术后HCV感染的抗病毒治疗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总结供者来源性感染致移植肾血管并发症的治疗经验，以提高救治成功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供者来源性感染致移植肾血管并发症的6例受者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其年龄、性别、肾移植术式、免疫诱导方案、免疫抑制方案、感染预防措施、并发症发生时间、并发症类型、感染病原菌、诊治方案及预后。结果: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共进行997例次肾移植，其中6例受者发生供者来源性感染致移植肾血管并发症，总发生率为0.6%。3例受者通过分泌物培养及血培养发现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2例受者通过血培养及病理检查发现白色念珠菌，1例受者通过血培养发现泛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6例供者来源性感染导致的血管并发症中的3例为移植肾假性动脉瘤，通过介入治疗后其中1例保肾成功，2例短期内感染复发并最终因心脏并发症死亡；2例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行移植肾切除并恢复血液透析；1例移植肾动脉狭窄，通过介入治疗行移植肾动脉支架置入，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随访2年至今移植肾功能稳定。结论:介入治疗和开放手术是治疗供者来源性感染致移植肾血管并发症的两种主要方法。介入治疗可增加保肾机会但需注意感染复发风险。开放手术是控制移植肾周感染的有效手段，可根据受者病情选择保肾或切肾方案。

目的:了解伏立康唑治疗的住院患者中药物相互作用（DDI）医嘱的发生情况及常见药物。方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8年5月至2023年8月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使用伏立康唑治疗并进行血药谷浓度（ Cmin）检测的住院患者治疗信息，对伏立康唑治疗期间DDI医嘱的发生率、DDI所涉药物、DDI医嘱类型和风险级别、DDI发生的科室分布以及伏立康唑相关1/2类DDI医嘱（医嘱中含有不推荐与伏立康唑同时使用的药物/并用时需调整伏立康唑剂量的药物）患者伏立康唑的 Cmin变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共纳入752例患者，其中592例（78.7%）存在伏立康唑相关DDI医嘱1 344例次，涉及28种药物。67.7%（401/592）的患者并用了2种及以上DDI药物。伏立康唑相关DDI医嘱涉及最多的药物为糖皮质激素[91.6%（542/592）]，其次为质子泵抑制剂[87.8%（520/592）]。28种伏立康唑相关DDI药物中属于1/2类DDI者有5种，包括利福平、奈玛特韦/利托那韦、苯巴比妥、苯妥英钠和利福布汀。5种药物涉及33例患者，其中51.5%（17例）患者的伏立康唑 Cmi n<1.0 mg/L；涉及患者最多的药物是利福平（17例），其次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10例）。伏立康唑与利福平、利福布汀、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并用时，多数患者的伏立康唑 Cmin显著下降。伏立康唑相关DDI医嘱在重症医学科发生率最高，其次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结论:伏立康唑临床应用中DDI医嘱非常常见，且大多数患者并用了2种及以上DDI药物。糖皮质激素及质子泵抑制剂为最常见的并用药物。临床需要警惕伏立康唑与利福平、利福布汀、苯巴比妥及苯妥英钠的DDI发生。

目的:探讨痛苦表露在结直肠癌患者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2—8月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复查的结直肠癌术后患者22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痛苦表露指数、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文版癌症患者心理困扰筛查工具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13份，有效回收率为96.82%。结直肠癌患者中文版癌症患者心理困扰筛查工具总分为（4.31±2.46）分，痛苦表露指数总分为（37.26±9.97）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为（57.82±14.60）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结直肠患者心理困扰与痛苦表露呈负相关（ P<0.01），痛苦表露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P<0.01），心理困扰与领悟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P<0.01）。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直接效应为-0.359（ P<0.01），痛苦表露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为-0.227（ 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74%，起部分中介效应。 结论: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结直肠癌患者的心理困扰，还可以通过痛苦表露间接影响心理困扰。临床医护人员应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和痛苦表露水平，从而改善患者的心理困扰。

目的:探讨接纳承诺疗法对卵巢癌术后化疗患者自我表露、应对方式和创伤后成长的干预效果。方法:本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选取2022年2—10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病房接受术后化疗的84例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4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予接纳承诺疗法，共干预3个化疗周期。比较2组干预前后痛苦自我表露指数量表（DDI）、癌症应对问卷（CCMQ）、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评分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DDI、CCMQ及PTGI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DDI得分为（38.81 ± 5.96）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4.43 ± 4.7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3.71， P<0.01）。在应对方式方面，干预后干预组幻想、屈服、回避、发泄及面对5个维度的评分分别为6.00（6.00，8.00）、9.00（8.00，12.00）、9.00（8.75，11.00）、7.00（6.00，8.00）和20.00（16.00，21.00）分，与同期对照组的8.00（7.75，9.00）、11.00（9.75，13.00）、11.00（9.00，13.00）、9.00（8.00，12.00）和16.00（13.00，18.50）分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为2.86 ~ 5.11，均 P<0.01）。干预组PTGI总分为（71.43 ± 8.68）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3.98 ± 6.9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4.35， P<0.01）。 结论:接纳承诺疗法可增加卵巢癌术后化疗患者自我表露，加强患者的积极应对，促进其创伤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