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山西地区儿童轮状病毒肠炎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重型轮状病毒肠炎危险因素,以早期识别重症病例,提高轮状病毒肠炎临床诊治水平及防控,从而减轻疾病负担.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山西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住院治疗的急性腹泻病病儿3359例,总结轮状病毒肠炎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特征,并分析重型轮状病毒肠炎危险因素.结果 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因急性腹泻病入住消化科的住院病人3359例中轮状病毒检出1283例,检出率为38.20％;时间分布,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是轮状病毒感染高峰季节,8月、9月、10月最低;年龄分布,轮状病毒肠炎年龄(1.53±0.92)岁,>1～2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52.16％),6个月至1岁年龄组次之;性别分布,男童检出率多于女童,比例为1.53:1;地区分布,居住于城镇检出率显著高于农村;喂养方式分布,≤6个月病儿中,非母乳喂养检出率高于母乳喂养;轮状病毒肠炎住院天数(4.15±1.83)d,临床表现均为急性起病,主要表现为腹泻、呕吐、发热,常见合并症为脱水、代谢性酸中毒、电解质紊乱;轻型和重型轮状病毒肠炎在居住地区、年龄分组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分析,居住于乡村地区病儿发生重型轮状病毒肠炎的危险性是居住于城镇病儿的1.42倍.结论 山西地区轮状病毒肠炎高发季节是冬季,多见于6个月至2岁的婴幼儿,男童比女童更易感染轮状病毒,居住于城镇相比农村更易感染.但居住于农村地区病儿更易发生重型轮状病毒肠炎.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索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肠道微生物与放疗期间放射性肠炎的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收集37例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粪便样本。包括根治性放疗(RR)和术后放疗(PR)患者。根据CTCAE 5.0中腹泻和直肠炎的级别记录症状，任何症状2级及以上记为高症状级别(HG)，否则记为低症状级别(LG)。用16S rRNA测序方法对粪便样本的DNA进行测序及生物统计分析，分析指标包括α多样性、β多样性、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LEfSe)和MetagenomeSeq分析。结果:放疗前LG患者的肠道微生物α多样性高于HG患者( P<0.05)。两组的β多样性也存在差异(stress<0.2)。放疗前HG组患者样本中的 Ruminococcus gnavus明显高于LG组患者( P<0.05)。这种微生物有可能成为放疗前预测放射性肠炎的标志物种。另外，根治性放疗(RR)患者与术后放疗(PR)患者相比，放疗前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更高，且放疗后放射性肠炎的发生率更低。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在放疗前根治组中较高( P<0.05)，可能与放疗不良反应呈负相关。 结论: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特征与放疗期间放射性肠炎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手术等治疗可能会改变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状态，降低患者的辐射耐受性，使其更容易发生更为严重的放射性肠炎。

目的:了解儿童鼠伤寒沙门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型)、临床特征及耐药特性，为儿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诊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1月至2020年10月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经粪便或血培养确诊鼠伤寒患儿的临床信息，并对样本中分离的鼠伤寒沙门菌进行MLST分型及药敏试验。使用 Kruskal- Wallis检验、 χ2检验、 Fisher′ s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96例患儿分离出鼠伤寒沙门菌，有效病例93例。其中92例来自粪便培养，1例来自血培养；男53例(56.99%)，女40例(43.01%)；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12.0(8.5，22.0)月龄，7月至10月是发病高峰。按MLST分型将患儿分为ST34型(58例)、ST19型(22例)及其他型(13例)。不同MLST分型鼠伤寒沙门菌感染后引起呼吸道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57， P<0.001)，ST34型鼠伤寒沙门菌肠炎者更常伴有呼吸道症状( Cramer V＝0.421， P<0.001)。药敏试验：不同MLST分型对氨苄西林( χ2＝8.774， P＝0.03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χ2＝6.713， P＝0.022)、环丙沙星( χ2＝20.780， P<0.001)、磺胺甲 唑( χ2＝15.364， P＝0.001)、氨苄西林舒巴坦( χ2＝17.626， P＝0.001)及左氧氟沙星( χ2＝25.648， P<0.001)的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头孢曲松( χ2＝1.027， P＝0.621)、头孢他啶( χ2＝7.637， P＝0.059)、头孢吡肟( χ2＝6.099， P＝0.116)及头孢哌酮舒巴坦( χ2＝2.405， P＝0.649)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菌株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敏感。 结论:婴幼儿是儿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主要人群，7月至10月是发病高峰，鼠伤寒沙门菌MLST分型以ST34型为主且更常伴有呼吸道症状；应参照药物敏感性选择抗生素，无药敏试验结果可经验性选择三代头孢菌素。

目的:比较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采用新辅助放化疗（nCRT）和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两种模式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入组标准：（1）病理证实为距离肛缘12 cm以内的直肠腺癌；（2）经磁共振（MRI）或直肠腔内超声诊断为cT 3~4N 0或cT 1~4N 1~2者；（3）经肠镜证实为直肠单发肿瘤；（4）能够耐受放化疗；（5）既往无其他肿瘤史。排除标准：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根治手术，此次为局部复发者；（2）不能完整完成nCRT疗程者；（3）远处转移者；（4）临床病理资料不完善者。按照上述标准，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34例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82例，女性52例，男女比例为1.58∶1.00，年龄26~81（59.6±11.2）岁。根据患者接受的辅助治疗方案（2017年12月前为nCRT治疗，2018年1月后为接受TNT治疗），将患者分为nCRT组（55例）和TNT组（79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离、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态评分、肿瘤TNM分期等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放疗剂量为50.4 Gy/28 f。nCRT组放疗期间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放疗结束休息6~8周后行手术治疗。TNT组于放疗前给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诱导化疗1个周期后开始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结束后2周行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新辅助治疗疗效、放化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围手术期安全性。 结果:两组患者均完成nCRT疗程。nCRT组和TNT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中性粒细胞减少[7.3%（4/55）比10.1%（8/79）]、贫血[3.6%（2/55）比3.8%（3/79）]、血小板减少[5.5%（3/55）比7.6%（6/79）]、胃肠功能紊乱[3.6%（2/55）比6.3%（5/79）]和放射性肠炎[9.1%（5/55）比8.9%（7/7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0例患者完成TME手术，nCRT组54例，TNT组76例。相比nCRT组，TNT组采用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的比例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1.6%（25/76）比13.0%（7/54），χ 2=9.382， P=0.009]，但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的手术远切缘和环周切缘均阴性。nCRT组pCR为7.4%（4/54），TNT组为22.4%（1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217， P=0.022）。两组术后病理分期、神经侵犯和脉管癌栓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中，TNT在不增加放化疗不良反应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的前提下，pCR率高于nCRT。

目的:评价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的120例ⅡA1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41~63(49.2±4.6）岁。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0例），研究组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对照组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观察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变化；比较2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高危因素、间质浸润情况以及脉管癌栓的差异；采用后期放射性损伤评分标准评估比较2组患者急慢性放射性损伤的差异；通过随访比较2组患者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和总生存（OS）率的差异。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 结果: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降期率为95.0%（57/60），术后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占15.0%（9/60）。2组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恢复时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430、0.137、0.100，均 P> 0.05）。在术后高危因素的比较中，研究组患者淋巴结（+）、残端（+）、宫旁浸润的发生率分别为3.3%（2/60）、1.7%（1/60）、0(0/60），低于对照组患者的8.3%（5/60）、3.3%（2/60）、6.7%（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335， P<0.05）；研究组发生术后间质浸润的患者中，病理完全缓解率、间质浸润浅1/3的百分比分别为15.0%（9/60）、31.7%（19/60），高于对照组的0(0/60）、20.0% （12/60），间质浸润中1/3和深1/3的百分比分别为41.7%（25/60）、11.7%（7/60），低于对照组的50.0%（30/60）、30.0%（18/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875 ， P<0.01）；研究组患者术后脉管癌栓的发生率为26.7%（16/6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6.7%（3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1.109， P<0.01）。研究组患者1~2级急慢性放射性肠炎、急慢性放射性膀胱炎和急性血液学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927~6.508，均 P<0.05）。研究组患者的5年PFS率、OS率分别为66.7%、80.0%，高于对照组的65.0%、78.3%，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7、1.96，均 P>0.05）。 结论: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可有效减少术后高危因素和放射性损伤，但不影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预后。

目的:分析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年（FIGO 2018）分期Ⅲc期子宫颈鳞癌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浙江省肿瘤医院收治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的488例子宫颈鳞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为（57.9±11.3）岁。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手术组（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化疗，324例）和放疗组（子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16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预后及并发症发生率。随访截至2022年5月，随访时间为（96±12）个月（范围：84~108个月）。结果:（1）临床特点：手术组患者的初始治疗时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肿瘤最大径≥4 cm的比例、FIGO 2018分期（包括Ⅲc1期和Ⅲc2期）、治疗时间、治疗费用分别与放疗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2）预后：①不同期别的Ⅲc期子宫颈鳞癌患者（488例）：对于439例Ⅲc1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83.6%、52.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对于49例Ⅲc2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48.0%、33.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96）。②肿瘤最大径≥4 cm的患者（278例）：对于246例Ⅲc1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81.2%、51.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分层分析显示，手术组（299例）Ⅲc1期患者中肿瘤最大径≥4 cm比例为46.2%（138/299），放疗组（140例）为77.1%（108/1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进一步分层分析，将放疗组中原FIGO 2009分期为Ⅱb期的肿瘤最大径≥4 cm的患者提取出来，共有46例，其7年生存率为67.4%，与手术组（为81.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对于32例Ⅲc2期患者中，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50.0%、37.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7）。③髂总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126例）：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73.8%、57.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1）。（3）并发症发生率：手术组患者的淋巴囊肿、肠梗阻发生率［分别为30.2%（98/324）、7.7%（25/324）］均高于放疗组［分别为0（0/164）、1.2%（2/164）］，输尿管梗阻、急性放射性肠炎、慢性放射性肠炎发生率［分别为8.3%（27/324）、54.3%（176/324）、7.4%（24/324）］均低于放疗组［分别为36.0%（59/164）、73.2%（120/164）、20.7%（34/164）］，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结论:对于符合手术条件的Ⅲc1期子宫颈鳞癌患者，即使肿瘤最大径≥4 cm，无论是否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不包括髂总淋巴结转移），根治性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化疗和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均为可接受的治疗方式。对于Ⅲc2期或髂总淋巴结有转移的子宫颈鳞癌患者，两种治疗方式患者的生存率无明显差异，基于治疗时长和经济学考虑，推荐患者选用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方案。

放射性肠炎患者普遍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情况。中药调整肠道微生物菌群具有一定优势，临床多从热毒伤络证、寒热错杂证、脾虚湿滞证、脾肾阳虚证、阴虚津亏证辨证论治本病，主要运用白头翁汤、乌梅丸、四君子汤等方剂加减治疗，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丰度、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发挥类益生元功效及免疫调节作用等促进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从而治疗放射性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

肠道菌群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证实肠道菌群在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和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放射性肠炎（RE）多见于行放疗的肿瘤患者。近年来，肠道菌群与RE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RE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其机制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炎症细胞的浸润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密切相关。益生菌补充治疗能够缓解部分RE患者的临床症状。最近一些研究聚焦于粪便菌群移植及小分子新药在RE中的治疗作用。笔者总结了近期基于肠道菌群的RE的发生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期望为靶向肠道菌群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