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

肠杆菌科细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细菌之一，其所致的感染率及耐药率逐年升高，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更成为临床上抗感染的一大难题。目前临床上针对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相关风险因素研究较为丰富，且针对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季节性特征已较为明确。本文对环境温度、平均湿度及人口密度三个重要因素与常见的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综述，为临床及公共卫生制定控制肠杆菌科细菌感染措施提供依据。

目的:以微量肉汤稀释法为金标准，评价4种不同药敏方法检测多黏菌素敏感性的性能，为实验室选择可常规开展的药敏方法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9年1—12月临床标本分离的88株非重复肠杆菌科细菌（其中6株携带mcr-1基因），分别用微量肉汤稀释法、黏菌素肉汤纸片洗脱法（CBDE）、Vitek-2?药敏分析系统、BD Phoenix TM药敏分析系统、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多黏菌素的MIC值。以微量肉汤稀释法为金标准，分析不同方法的基本一致性、分类一致性、极重大错误和重大错误；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配对χ2检验及Spearman秩相关法对4种药敏方法与金标准之间的一致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金标准相比，CBDE、Vitek-2?药敏分析系统、BD Phoenix TM药敏分析系统和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的基本一致性分别为94.32%（83/88）、92.05%（81/88）、90.90%（80/88）和96.59%（85/88），分类一致性均为100%（88/88），未出现极重大错误和重大错误；4种药敏方法与金标准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cNemer检验 P=1），检测多黏菌素敏感性的一致性较强（Kappa=1， P<0.001）；4种药敏方法测定的MIC值与微量肉汤稀释法均呈正相关，一致性较好（ r均>0.5， P均<0.05）。 结论:多黏菌素4种药敏方法在本实验室均达到了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及欧洲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联合推荐的性能标准，其中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CBDE检测性能表现最佳，目前可应用于本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日常工作中。

目的:探讨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联合EDTA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EDTA-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eCIM）检测感染患者分离的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碳青霉烯酶的方法对诊控CRE感染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至12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感染患者分离的78株非重复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情况，应用Vitek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仪鉴定至种并检测其对厄他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用分子生物学PCR试验检测其碳青霉烯酶基因 blaKPC、 blaNDM、 blaIMP和 blaVIM，基因测序确定基因型作为金标准，同时采用mCIM联合eCIM试验对所收集的细菌进行碳青霉烯酶检测。以PCR结果为标准，计算mCIM和eCIM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Kappa值，进行mCIM和eCIM联合检测结果与PCR结果的一致性检验。 结果:78株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应用PCR法检测出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74株，阴性4株，其中 blaKPC-2阳性60株， blaNDM-1阳性2株， blaNDM-5阳性7株， blaNDM-9阳性3株， blaIMP-4阳性1株， blaKPC-2和 blaNDM-1同时阳性1株。mCIM检测碳青霉烯酶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1.000；mCIM和eCIM联合检测丝氨酸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Kappa值为1.000；联合检测金属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92.9%，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0.955。 结论:采用mCIM、eCIM联合试验对CRE中的碳青霉烯酶进行检测，实用性强，结果易于判读，依据CRE细菌中基因型的不同，将为临床CRE诊断与抗菌药物精准治疗和感染控制提供重要诊断依据。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是治疗革兰阴性菌，尤其是肠杆菌科细菌严重感染的重要药物，随着该药物的大量使用，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的病例也逐年增多。CRE的传播方式多样、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且临床治疗效果不佳。CRE定植是导致CRE感染的危险因素，增加了危重患者的死亡风险和社会经济负担，针对CRE定植目前主要的应对策略包括主动筛查、加强院感防控措施和去定植。CRE去定植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定植率，但是否能降低患者死亡率和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尚存在争议。本文针对CRE定植流行病学、主动筛查和院感防控措施及去定植方法等进行总结。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目的: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比较乙型肝炎肝硬化伴或不伴有腹水患者肠道菌群物种及代谢通路差异，并探讨差异菌群与临床指标及代谢通路间相关性。方法:在前期16S rRNA研究样本中选择2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HBLC）患者[10例无腹水(HBLC-WOA)，10例伴腹水(HBLC-WA)]及5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HC），对其肠道菌群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及Spearman检验发现差异菌群及代谢通路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1）3组间肠道菌群的总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R = 0.19, P = 0.018）；在门水平上，HC组厚壁菌门的丰度最高，而变形菌门的丰度较低；肝硬化患者伴随腹水的出现，厚壁菌门丰度显著下降（ Pfdr < 0.01)，而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增加（ Pfdr < 0.01);（2）LEfSe分析表明29个菌属（HBLC-WA组18个，HBLC-WOA组11个）在疾病组中发挥主要作用。肠道菌群与临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HBLC-WA组的未分类肠杆菌、克雷伯菌属以及HBLC-WOA组的肠杆菌属与Child-Turcotte-Pugh（CTP）评分、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评分呈正相关，与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呈负相关（ P值均< 0.05）；且HBLC-WA组的埃希菌属和志贺菌属与CTP评分呈正相关（ P < 0.05）;（3）关键差异KEGG通路与29个特定菌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脂质代谢通路中，肠杆菌科菌属与花生四烯酸、α-亚麻酸、甘油脂代谢及脂肪酸降解呈正相关；在氨基酸代谢通路中，多数肠杆菌科菌属与支链氨基酸降解正相关，与芳香族氨基酸生物合成呈负相关。 结论:肠杆菌科细菌在HBLC-WA患者肠道中明显增加，影响肝脏的储备功能，并与脂质、氨基酸代谢通路密切相关。因此，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尤其是伴有腹水的患者应注意调节肠道菌群，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

Background::Preeclampsia (PE)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that affects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ained.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nalyze longitudinal gut microbiota alterations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nd without PE in the second (T2) and third trimesters (T3).Methods::In this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hich was conducted at 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fecal samples from 25 PE patients (25 fecal samples obtained in T2 and 15 fecal samples obtained in T3) and 25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25 fecal samples obtained in T2 and 22 fecal samples obtained in T3) were collected, and the microbiota were analyzed using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the microbiota of PE cases and controls were compared.Results::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versity were found between the PE and control groups ( P > 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from T2 to T3,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Proteobacteria (median [Q1, Q3]: 2.25% [1.24%, 3.30%] vs. 0.64% [0.20%, 1.20%], Z = -3.880, P < 0.05), and Tenericutes (median [Q1, Q3]: 0.12% [0.03%, 3.10%] vs. 0.03% [0.02%, 0.17%], Z= -2.369, P < 0.05)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E group,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oidetes in T2 was lower than in T3 (median [Q1, Q3]: 18.16% [12.99%, 30.46%] vs. 31.09% [19.89%, 46.06%], Z= -2.417, P < 0.05). In T2,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mircrobiot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in T3,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Firmicut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E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60.62% ± 15.17% vs. 75.57% ± 11.53%, t= -3.405, P < 0.05).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Bacteroidetes, Proteobacteria, and Enterobacteriacea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E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median [Q1, Q3]: 31.09% [19.89%, 46.06%] vs. 18.24% [12.90%, 32.04%], Z=-2.537, P < 0.05; 1.52% [1.05%, 2.61%] vs. 0.64% [0.20%, 1.20%], Z=-3.310, P < 0.05; 0.75% [0.20%, 1.00%] vs. 0.01% [0.004%, 0.023%], Z = -4.152, P < 0.05).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combined effect size measurement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the phylum Bacteroidetes, class Bacteroidia and order Bacteroidales were increased in the PE group, while those of the phylum Firmicutes, the class Clostridia, the order Clostridiales, and the genus unidentified Lachnospiraceae were decreased in the PE group; and these dif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as taxonomic biomarkers of PE in T3. Conclusion::From T2 to T3, there was an obvious alteration in the gut microbiota. The gut microbiota of PE patients in T3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分布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识别高危患者，减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年2月至2020年9月接受肝移植手术的18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0例，女性37例，年龄(50.6±9.6)岁。采集多重耐药菌感染相关数据，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87例肝移植患者中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39例，其中9例死亡与其直接相关。肺部感染最多见，占82.1%(32/39)；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是最常见菌株，分别占46.8%(36/77)和41.7%(32/77)；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48h( OR＝3.430，95% CI: 1.124~10.467， P＝0.030)、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7 d( OR＝9.013，95% CI：3.054~26.594， P<0.001)是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拔除气管插管、尽量缩短ICU留置时间对于降低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风险非常重要。

目的:基于16S核糖体RNA(rRNA)高通量测序分析特重度烧伤患者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规律。方法:本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纳入2017年2—6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5例男性特重度烧伤患者(年龄32～48岁)，采集其休克期(伤后3 d内)、急性感染早期(伤后4～14 d)、急性感染中期(伤后15～28 d)、急性感染后期(伤后29 d至出院前1周)及出院前1周内的粪便样本，各时期样本数均为5。使用pH计测定粪便样本的pH值，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粪便样本的16S rRNA V3、V4区进行测序。QIIME分析软件分析肠道菌群操作分类单元(OTU)数目、α多样性(Chao1指数、Shannon指数)和门、科的相对丰度，非加权组平均法聚类分析肠道菌群β多样性，Tax4Fun预测肠道菌群功能变化。对数据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Bonferroni法、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结果:(1)本组特重度烧伤患者急性感染早、中期粪便pH值分别为7.40±0.45、7.56±0.45，明显高于休克期的6.68±0.36( P<0.05或 P<0.01)。(2)共获得2 333 584条有效高质量序列，序列长度为415 bp左右，共获得1 209个OTU，所有标本测序覆盖度均达99.0%以上。本组特重度烧伤患者急性感染早、中、后期OTU数目、Chao1指数明显低于休克期( Z值均为2.023， P<0.05)；出院前1周内OTU数目、Chao1指数明显高于急性感染早、中、后期，Shannon指数明显高于急性感染早、中期( Z值均为2.023， P<0.05)。(3)本组特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样本菌群结构与出院前1周内相似度高，与急性感染早、中、后期相似度低。各个单独样本的分析显示，大部分样本聚类规律与分期样本一致。休克期肠道菌群加权Unifrac距离明显短于急性感染早、中、后期( Z＝3.326、2.570、2.690， P<0.05或 P<0.01)，其他时期肠道菌群加权Unifrac距离相近。(4)门水平上，与休克期比较，急性感染早、中、后期厚壁菌门细菌相对丰度降低，变形菌门和拟杆菌门细菌相对丰度升高；上述3个菌门细菌相对丰度在出院前1周内与休克期相近。伤后不同时期科水平上相对丰度前5的优势菌有较大差异，休克期的前5优势科细菌相对丰度在急性感染早、中、后期降低。休克期的非优势科如肠杆菌科、链球菌科、拟杆菌科细菌相对丰度在急性感染早、中、后期大幅升高，成为这些时期新的优势科；出院前1周内部分产酸菌科细菌相对丰度恢复至接近休克期水平。(5)急性感染早、中期肠道菌群的某些氨基酸代谢、糖酵解和糖异生、丙酮酸代谢等功能较休克期减弱，急性感染后期肠道菌群某些氨基酸和糖类代谢较休克期增强，休克期与出院前1周内肠道菌群功能基因分布相似。 结论:特重度烧伤患者肠道内环境及菌群结构在急性感染早、中期发生了明显变化，pH值升高，菌群种类及多样性减少，尤其是产酸菌科细菌的相对丰度明显降低，但随着患者治疗结束而恢复。可考虑将粪便pH值和肠道变形菌门及产酸菌科细菌变化作为反映特重度烧伤患者肠道菌群紊乱水平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