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血清炎症标志物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收治的16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重症10例，轻症6例；收集并分析患者的一般情况、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及胸部影像学特征等临床资料。结果:① 16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中有13例有鸟类或家禽接触史，常见症状包括高热、畏寒、咳嗽、乏力及纳差（16例），呼吸困难（12例）及其他系统症状。②外周血常规检查可见白细胞计数（WBC）正常（10例）及淋巴细胞计数（LYM）减少（13例），大多数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16例）、D-二聚体（15例）水平明显升高，多数患者出现乳酸脱氢酶（LDH，13例）、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6例）、丙氨酸转氨酶（ALT，12例）水平升高及白蛋白（Alb，15例）下降，多数患者CD3 +、CD4 + T细胞减少（均为10例）。③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D-二聚体、白细胞介素（IL-2、IL-6、IL-10）水平显著高于轻症患者〔D-二聚体（μg/L）：10 257±4 203比1 085±642，IL-2（ng/L）：1.1（0.8，1.7）比0.3（0.1，0.7），IL-6（ng/L）：315（182，505）比75（18，131），IL-10（ng/L）：7.0±4.1比2.3±0.7〕，但LYM明显低于轻症患者（×10 9/L：0.4±0.1比1.1±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④胸部影像以渗出性病变与肺大片实变为特征，部分重症患者可出现双肺大面积实变。 结论: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主要与鸟类或家禽接触有关，常见表现为高热、呼吸困难、白细胞正常或轻度升高，影像学表现为肺大片实变；血中LYM、D-二聚体、IL-2、IL-6及IL-10水平有助于疾病严重程度分型。

目的:探讨声治疗联合心理咨询在治疗耳鸣伴高频听力下降的疗效。方法:选取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就诊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门诊的60例听力正常的耳鸣患者和60例高频听力下降的耳鸣患者为研究对象，每组患者再次分为对照组（声治疗组，30例），实验组（声治疗+心理咨询组，30例），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于治疗1个月和3个月后，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耳鸣致残量表（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THI）、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和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听力正常耳鸣患者和高频听力下降耳鸣患者的疗效。结果:听力正常耳鸣患者治疗3个月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较治疗前VAS、THI、HADS和PSQI评分降低（ P均<0.05）；且治疗3个月后，实验组较对照组，VAS、THI、HADS和PSQI评分降低（ P均<0.05）。高频听力下降耳鸣患者治疗1个月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与治疗前VAS、THI、HADS和PSQI评分相比，未见明显差异（ P均>0.05），治疗3个月后，仅实验组较治疗前VAS、THI、HADS和PSQI评分降低（ P均<0.01）；且治疗3个月后，实验组较对照组，VAS、THI、HADS和PSQI评分降低（ P均<0.05）。 结论:与单纯声治疗相比，声治疗联合心理咨询较能有效地减轻高频听力下降耳鸣患者的耳鸣症状，改善其精神心理状况。

目的:探讨miRNA-511-3p（miR-511-3p）对肺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ATP2A2、内质网应激在其中的可能作用。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69例肺癌患者的肺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距离肿瘤>2 cm）。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法检测癌和癌旁组织以及永生化肺上皮细胞株BEAS-2B、人肺细胞株CCD-19Lu、人肺癌细胞株A549、H1975、H1299中miR-511-3p转录水平相对表达量。选择miR-511-3p相对表达水平最低的肺癌细胞株A549进行后续实验。将细胞分为miR对照组（转染miR-511-3p无关序列）、miR-511-3p过表达组（转染miR-511-3p模拟物）、miR-511-3p敲低组（转染miR-511-3p抑制物）；另取A549细胞分为ATP2A2过表达对照组（转染空载质粒）、ATP2A2过表达组（转染ATP2A2过表达质粒），以及ATP2A2敲低对照组（转染载有小干扰RNA无关序列的质粒）和ATP2A2敲低组（转染载有ATP2A2小干扰RNA序列的质粒）。采用qRT-PCR法检测各组A549细胞miR-511-3p和ATP2A2转录水平相对表达量；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A549细胞ATP2A2蛋白及内质网应激标志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miR-511-3p与ATP2A2 mRNA的靶向关系；CCK-8法检测各组A549细胞增殖能力（以吸光度值表示）；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无机磷比色法检测各组A549细胞Ca 2+-ATP酶活性；荧光探针法检测各组A549细胞Ca 2+浓度。 结果:69例患者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miR-511-3p转录水平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08±0.03、0.17±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04， P<0.05）。miR-511-3p过表达组、miR-511-3p敲低组、miR对照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分别为（58.1±6.1）%、（11.0±1.3）%、（22.0±2.1）%，miR-511-3p过表达组较miR对照组高，miR-511-3p敲低组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9.70、7.64，均 P<0.05）。培养24、48、72 h后，miR-511-3p过表达组A549细胞增殖能力均较miR对照组低，miR-511-3p敲低组均较miR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ATP2A2敲低组、ATP2A2敲低对照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分别为（58.2±1.5）%、（23.8±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3.94， P<0.05）；ATP2A2过表达组、ATP2A2过表达对照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分别为（13.8±2.0）%、（23.8±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96，均 P<0.05）。miR-511-3p过表达组、miR-511-3p敲低组、miR对照组A549细胞ATP2A2转录水平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11±0.01、1.34±0.19、0.51±0.12，miR-511-3p过表达组较miR对照组低，miR-511-3p敲低组较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5.76、6.40，均 P<0.05）；miR-511-3p过表达组A549细胞ATP2A2蛋白相对表达量较其对照组低，miR-511-3p敲低组较其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miR-511-3p与ATP2A2 mRNA存在靶向关系。对照组、miR-511-3p过表达组、ATP2A2过表达组、miR-511-3p过表达+ATP2A2过表达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分别为（21.5±3.0）%、（58.1±5.0）%、（13.3±1.2）%、（20.5±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3.28， P<0.001）；对照组、miR-511-3p敲低组、ATP2A2敲低组、miR-511-3p敲低+ATP2A2敲低组A549细胞中凋亡细胞占比分别为（23.5±3.0）%、（11.3±1.2）%、（60.1±7.0）%、（25.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8.45， P<0.001）。ATP2A2过表达组A549细胞Ca 2+-ATP酶活性高于对照组，ATP2A2敲低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61、6.07，均 P<0.05）；ATP2A2过表达组A549细胞内Ca 2+浓度低于对照组，ATP2A2敲低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30、3.95，均 P< 0.05）。miR-511-3p过表达组A549细胞Ca 2+-ATP酶活性低于miR对照组，miR-511-3p敲低组高于miR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6.54、4.16，均 P<0.05）；miR-511-3p过表达组A549细胞内Ca 2+浓度高于miR对照组，miR-511-3p敲低组低于miR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60、6.23，均 P<0.05）。敲低ATP2A2或过表达miR-511-3p的A549细胞内质网应激标志GRP78、PERK、p-eIF2a、ATF4、CHOP蛋白相对表达量均较相应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过表达ATP2A2或敲低miR-511-3p的A549细胞各蛋白相对表达量均较相应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miR-511-3p水平变化可能影响肺癌细胞的增殖和凋亡，机制可能是其靶向ATP2A2进而调控内质网应激而影响肺癌细胞凋亡。

目的:探讨通过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诊断的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策略。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由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和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6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收集其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计算机断层成像、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结果、治疗用药及预后等。结果:26例患者中，20例(76.9%)有鸟或家禽接触史，发病季节以冬季[57.7%(15/26)]最多见。26例患者均出现高热、畏寒、纳差、乏力和咳嗽，21例(80.8%)出现呼吸困难，19例(73.1%)有相对缓脉，12例(46.2%)出现头痛、肌肉酸痛，7例(26.9%)有意识障碍。26例患者中，白细胞计数正常17例(65.4%)，淋巴细胞计数减少21例(80.8%)。26例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均有升高，D-二聚体升高24例(92.3%)，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18例(69.2%)，丙氨酸转氨酶升高15例(57.7%)。胸部计算机断层成像检查以肺实变为主要表现，20例(76.9%)为多肺叶病变，18例(69.2%)病灶主要位于肺下叶。26例患者的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检测结果中，9例(34.6%)只检出鹦鹉热衣原体，余17例(65.4%)除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外，还检出了其他病原微生物。经过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后，除2例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外，其余24例均好转。结论: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常见表现为高热、呼吸困难、相对缓脉，白细胞计数多正常，肺部影像学表现为肺实变，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有助于疾病早期诊断，经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后患者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对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212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年龄（47.6±9.3）岁。根据其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分为4组：Luminal A型31例，年龄（49.2±10.8）岁；Luminal B型104例，年龄（46.1±8.9）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45例，年龄（49.6±10.1）岁；三阴性乳腺癌（TNBC）32例，年龄（48.5±8.5）岁。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的影像特征。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进一步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及曲线下面积（AUC）对诊断效能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结果:在临床特征中，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的绝经情况、淋巴结转移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345、10.026， P=0.016、0.018）。超声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A型乳腺癌肿瘤边缘多表现为模糊，Luminal B型和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边缘多表现为成角或毛刺，TNBC肿瘤边缘多为分叶状；四者肿瘤内部回声多为不均匀回声，更多见于Luminal B型；Luminal A型和TNBC肿瘤内血流Alder分级多为0或Ⅰ级血流信号，Luminal B型和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内血流Alder分级多为Ⅱ或Ⅲ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3.542、12.283、10.699，均 P<0.05）。MRI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及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强化特征以不均匀强化为主，TNBC肿瘤环形强化的占比高于其他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142， P<0.001）。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结果显示，Luminal B型及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肿瘤内多伴有钙化，Luminal A型及TNBC肿瘤内多无钙化；Luminal A型与Luminal B型乳腺癌肿瘤内钙化形态以点状钙化为主，HER-2过表达型及TNBC肿瘤内钙化形态以多形性或线样为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627、11.792，均 P<0.05）。乳腺癌患者绝经情况与肿瘤边缘可作为乳腺癌分子分型的独立预测因子（ B=0.729、0.775， OR=7.053、23.696，95% CI：0.193~1.267、0.463~1.087，均 P<0.05），AUC为0.635（95% CI：0.528~0.742）。 结论: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超声、MRI及乳腺X射线摄影特征存在差异，均对其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在徽学研究向纵深处开展和疾病医疗史成为中国史学新增长点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医疗社会史日渐受到学界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就目前研究而言，仍存在下述问题与不足：对民间个体的生命缺乏关注；新安医学“内史”和“外史”的整合未受到足够关注；徽州与其他地域医疗史的比较研究过于薄弱。鉴于这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应从下述方面着手：徽州医疗社会史这一领域本身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呈现“人”的徽州日常医疗世界；更多触及新安医学知识这一内核；从比较中认识医学与地域的关系。

目的:评估广东省各市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输入风险，并进行短期风险预警。方法:获取截至2020年2月25日广东省21个地级市和其他各省报告病例数及百度迁徙指数，计算广东省各城市的累计疫情输入风险指数，对输入风险指数与病例报告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定滞后时间，最后根据风险指数划分疫情输入风险等级。结果:广东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 347例，90.0%的病例聚集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平均每天的疫情输入风险指数为44.03。在各市的输入风险来源中，湛江市的最大风险来自海南省，其他市均来自湖北省，广东省的相邻省份也有较大影响。广东省滞后4 d的疫情输入风险指数与每日新增病报告例数的相关性最高（ r=0.73）。各市累计4 d的风险预警显示，未来4 d东莞、深圳、中山、广州、佛山和惠州市具有高输入风险，累计输入风险指数分别为38.85、21.59、11.67、11.25、6.19和5.92，最高风险仍来源于湖北省。 结论:广东省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疫情输入风险，湖北省和广东省的邻近省份是输入疫情的主要省份。

目的:探讨原发性膝骨关节炎（KOA）患者血清、关节滑液 α-促黑色素细胞刺激激素（ α-MSH）水平与KOA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到2019年10月在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诊断为原发性KOA的96例患者资料（设为KOA组）。影像学严重程度由Kellgren-Lawrence(K-L)分级确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量血清及关节骨液中 α-MSH水平，并测定关节滑液白细胞介素1 β（IL-1 β）和基质金属蛋白酶-3(MMP-3）的水平。同时选取年龄和性别匹配的髌骨脱位患者64例作为对照组。应用数字疼痛量表（NPS）和修订版牛津膝关节评分（OKS）评估症状严重程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比较 α-MSH、IL-1 β和MMP-3用于K-L等级的诊断价值。 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KOA组患者关节滑液中的 α-MSH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16.9±3.8）pg/mL vs.（18.8±2.7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KOA组患者血清 α-MSH水平与对照组比较[(24.9±1.8）pg/mL vs. （24.8±1.7）p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关节滑液 α-MSH水平与K-L分级、NPS评分均呈负相关性( r=-0.382， P<0.001； r=-0.382， P<0.001)，与OKS评分呈正相关( r=0.339， P< 0.001)。进一步分析表明，关节滑液 α-MSH水平与关节滑液IL-1 β、MMP-3的表达均呈负相关( r=-0.483， P<0.001； r=-0.336， P<0.001)。 结论:血清 α-MSH水平与KOA进展无相关性，而关节滑液 α-MSH与KOA的进展呈负相关。关节滑液中 α-MSH的表达水平与关节软骨破坏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一种潜在的评估KOA症状严重程度的生物标记物。

目的:探讨早期肺腺癌的浸润性CT征象，为临床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0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收治的经手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的101例肺腺癌患者[男性42例、女性59例，年龄28~75(56.5±9.4）岁］的薄层CT影像学资料，包括结节内部特征（实性成分、血管征、支气管征、空泡征）、边缘特征（光整、分叶征、毛刺征、胸膜凹陷征）、结节长径、CT值、相对CT值、结节体积、CT值/体积的比值等。根据病理亚型将患者分为浸润前组（25例）和浸润组（76例），并对2组数据进行对照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最佳临界值和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浸润前组25例患者中有纯磨玻璃结节20例（80.0%）、混合磨玻璃结节5例（20.0%）。浸润组76例患者中有纯磨玻璃结节13例（17.1%）、混合磨玻璃结节26例（34.2%）、实性结节37例（48.7%）。浸润组患者结节内部出现实性成分、支气管征、血管征、空泡征的概率均高于浸润前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2.9%（63/76）对20.0%（5/25）、26.3%（20/76）对4.0%（1/25）、43.4%（33/76）对16.0%（4/25）、32.9%（25/76）对8.0%（2/25）， χ2=4.14~33.82，均 P<0.05]。浸润前组患者结节边缘光整的概率高于浸润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8.0%（17/25）对10.5%（8/76）， χ2=33.36， P<0.001]，浸润组患者结节边缘出现分叶征、毛刺征、胸膜凹陷征的概率均高于浸润前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3.7%（56/76）对32.0%（8/25）、71.1%（54/76）对0、47.4%（36/76）对0， χ2=14.08、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01]。浸润前组与浸润组患者的结节长径[7.50(6.50, 8.25）mm对13.00(11.00, 16.00）mm]、CT值[-537.00（-612.00, -418.00）HU对-61.00（-318.25, 21.50）HU]、相对CT值[-289.00（-412.00, -210.50）HU对-758.50（-839.00, -534.25）HU]、结节体积[ 0.18(0.14, 0.26）cm 3对0.86(0.44, 2.16）cm 3]、CT值/体积的比值[-2685.00（-3564.00, -1972.00）对-48.19(-422.14，12.80）］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51~-5.43，均 P<0.001）。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病变的最佳临界值：当结节长径≥8.75 mm时，灵敏度为87.5%、特异度为84.0%；当结节体积≥0.31 cm 3时，灵敏度为82.9%、特异度为88.0%；当CT值为-464 HU时，灵敏度为89.5%、特异度为72.0%；当CT值/体积的比值为-1681.7时，灵敏度为93.4%、特异度为88.0%。结节长径、CT值、结节体积、CT值/体积的比值的AUC分别为0.902(95% CI：0.843~0.962）、0.889(95% CI：0.824~0.955）、0.863(95% CI：0.784~0.942）、0.936(95% CI：0.886~0.985）。 结论:早期肺腺癌的浸润性CT征象与其结节体积、长径、密度、内部特征、边缘特征有关，需多平面仔细观察相关征象，综合分析，一旦发现其具有浸润倾向，应及早手术。

目的:基于高分辨率CT对肺腺体前驱病变及炎性结节的形态学特征进行分析以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性。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经手术病理证实肺腺体前驱病变[包括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及原位腺癌]及炎性结节患者各50例，分别比较其临床数据及肺结节影像形态学特征，筛选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建立联合鉴别诊断模型，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诊断效能。结果:腺体前驱病变组的结节较炎性结节组直径小，病变位置在双上肺较多，形态上规则的占比较多，结节类型多为亚实性( P值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结节直径及结节类型是肺腺体前驱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节直径最佳截断值为7mm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诊断效能良好，曲线下面积为0.946(95% CI：0.882~0.981)，敏感度为92%，特异度为84%。 结论:基于高分辨率CT形态学特征的差异有助于对肺腺体前驱病变及炎性结节进行鉴别诊断。亚实性结节及直径<7mm更倾向腺体前驱病变，为临床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