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2，SARS-CoV-2）感染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难，找到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案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综述了干扰素（IFN）与COVID-19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并重点分析了IFN-λ（III型IFN）抗SARS-CoV-2感染的理论基础，提示IFN-λ具有预防和治疗COVID-19的潜力，同时本文也列举了使用IFN-λ治疗COVID-19存在的潜在风险。

目的:分析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Peg-IFNα-2a）联合恩替卡韦序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西溪医院诊治的CHB患者106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恩替卡韦治疗）53例和研究组53例（Peg-IFNα-2a联合恩替卡韦序贯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肝功能指标、肝纤维化指标，以及临床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对照组和研究组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分别为（94.79±8.71）μmol/L和（67.67±9.19）μmol/L、（256.93±44.07）U/L和（186.56±48.37）U/L、（256.47±43.73）U/L和（200.69±41.34）U/L，较治疗前的（140.05±26.15）μmol/L和（141.32±25.35）μmol/L、（433.66±77.16）U/L和（429.77±73.73）U/L、（352.34±65.19）U/L和（354.05±66.13）U/L均降低（ t=19.19、-12.13，-28.85、-20.96，-19.27、-12.03，均 P < 0.05），且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 t=-6.49、-7.30、-6.74，均 P < 0.001）。治疗后，对照组和研究组透明质酸（HA）、层粘连蛋白（LN）、Ⅲ型前胶原肽（PCⅢ）、Ⅳ型胶原（Ⅳ-C）分别为（124.91±22.99）μg/L和（101.29±22.67）μg/L、（132.71±25.37）μg/L和（110.56±25.49）μg/L、（116.93±20.29）μg/L和（93.14±20.39）μg/L、（63.14±12.19）μg/L和（50.81±11.63）μg/L，较治疗前的（175.73±48.56）μg/L和（177.61±48.51）μg/L、（163.43±41.52）μg/L和（165.57±41.59）μg/L、（139.71±31.75）μg/L和（141.72±31.78）μg/L、（106.97±32.24）μg/L和（104.02±34.12）μg/L均降低（ t=-13.04、-8.68、-10.43、-5.82、-13.35、-6.26、-13.02、-10.72，均 P < 0.05），且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 t=-5.32、-4.48、-6.02、-5.32，均 P < 0.001）。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8.68%（47/5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2.26%（33/53）（χ 2=9.98， P < 0.05），研究组HBsAg转阴率为33.96%（18/5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32%（6/53）（χ 2=7.75， P < 0.05）。研究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42%（14/53）比30.19%（16/53），χ 2=0.81， P > 0.05］。 结论:Peg-IFNα-2a联合恩替卡韦序贯治疗CHB，可有效降低肝功能指标和肝纤维化指标，提高临床治疗疗效，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I型和III型干扰素(interferon, IFN)作为重要广谱抗病毒药物，是潜在的用于COVID-19治疗和预防的药物。2020年初，陆续启动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SOLIDARITY研究在内的40余项临床试验，探索IFN治疗COVID-19的临床效力及使用方法。同时，多个实验室利用动物模型和临床标本，从免疫机理层面探究了IFN在COVID-19中的作用和功能。然而，虽然过去3年积累了众多数据，但其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反，这反应了IFN在COVID-19中作用和功能的复杂性。最近，4项高质量的大型随机对照III期临床试验发表了结果。本文从免疫病理和临床试验两个层面，系统总结并分析了这些复杂而矛盾的数据，阐明了人类感染2019-nCoV以后不同的临床结局与IFN水平及其产生时间密切相关，IFN在COVID-19早期具有免疫保护作用，而在晚期具有加重炎症的免疫损伤作用。IFN在COVID-19中的精准作用和临床使用，需要进一步开展严格控制混杂因素的高质量前瞻性临床试验研究。

目的 探讨恩替卡韦联合α-干扰素(IFN-α)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9 年 5 月～2022 年3 月我院收治的69 例CHB患者被随机分为A组35 例和B组34 例,分别给予恩替卡韦联合IFN-α或单纯恩替卡韦治疗,观察12 个月.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载量,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透明质酸(HA)、层粘连蛋白(LN)、IV型胶原(CIV)和III型前胶原(PIIIP)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人尾肢同源蛋白2(Pygo2)、核转录因子κB(NF-κB)、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介素-6(IL-6)水平.结果 在治疗6 个月和12 个月末,A组血清ALT复常率分别为88.6%和94.3%,显著高于B组的67.6%和 73.5%(P<0.05),而两组血清HBV DNA阴转率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91.4%对91.2,和97.1%对91.2%,P>0.05);在治疗12 个月末,A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51.4±6.4)U/L和(47.5±5.2)U/L,显著低于B组[分别为(67.7±7.4)U/L和(61.9±6.7)U/L,P<0.05];A组血清HA和PC-Ⅲ水平分别为(93.9±21.4)ng/mL和(87.3±15.8)ng/mL,显著低于B组[分别为(125.3±24.3)ng/mL和(108.9±14.7)ng/mL,P<0.05];A组血清NF-kB、TGF-β和Pygo2 水平分别为(1.1±0.3)pg/mL、(3.4±1.1)pg/mL和(41.9±4.6)μg/L,显著低于B组[分别为(1.6±0.4)pg/mL、(4.3±1.3)pg/mL和(54.6±5.2)μg/L,P<0.05].结论 应用恩替卡韦联合IFN-α治疗CHB患者较单用恩替卡韦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短期疗效,提高肝功能指标复常率,降低血清肝纤维化指标,降低机体炎性反应,但联合短效IFN-α治疗对血清学应答的影响还需要观察.

前列腺炎是好发于中青年男性的常见病之一,通常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和夜尿增多等排尿症状的改变以及骨盆区域疼痛,若治疗不当会导致性功能障碍,甚至不育.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将前列腺炎分为四型:急性和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I型和II型),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chronic prostatitis/chronic pelvic pain syndromes,CP/CPPS, III型)和无症状炎性前列腺炎(IV型),其中,III型又分为IIIa (炎症性)和IIIb(非炎症性).我国最近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1]显示,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率为8.4%.到目前为止,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近年来研究[2]显示,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可能与免疫异常密切相关,在患者前列腺液(EPS)或精液中检测到了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干扰素(IFN-γ)、白介素(IL-1、IL-6、IL-8、IL-10)等,且其表达水平与症状有一定的相关性,除此之外,研究[2]发现,前列腺腺泡内有大量T淋巴细胞浸润,且腺泡内浸润的T淋巴细胞与精液中的细胞因子的水平相关,这也说明免疫反应参与了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与发展.本文就慢性前列腺炎中自身免疫反应、细胞因子失调和淋巴细胞比例失调等相关免疫学改变及其意义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和络舒肝胶囊联合双环醇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5年5月—2016年5月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治疗的8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根据用药的差别分为对照组(44例)和治疗组(44例).对照组口服双环醇片,1片/次,3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口服和络舒肝胶囊,5粒/次,3次/d.两组均连续治疗48周.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肝功能指标、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情况.比较治疗24、48周两组HBV-DNA和HBeAg转阴率.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79.55％、93.1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4、48周,两组患者血清透明质酸(HA)、层粘连蛋白(LN)、Ⅳ型胶原(Ⅳ-C)、Ⅲ型前胶原(PC-III)、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8(IL-18)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γ 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21(IL-21)显著增高,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24、48周HA、LN、PC-III、IV-C、ALT、AST、TBIL、TNF-α、IL-18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IFN-γ、IL-21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治疗24、48周时HBeAg阴转率分别为61.36％、77.27％,HBV-DNA阴转率分别为63.64％、79.55％;治疗组在治疗24、48周时HBeAg阴转率分别为81.82％、93.18％,HBV-DNA阴转率分别为86.36％、90.91％;治疗组HBV-DNA和HBeAg转阴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和络舒肝胶囊联合双环醇片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可显著改善患者肝功能,抑制肝纤维化,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促进机体病毒清除率,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目的 分析频繁发作和非频繁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chronic bronchitis,CB)、肺气肿、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征(asthma-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verlap syndrome,ACOS)患者临床特征及诱导痰炎性细胞、递质的异质性.方法 将我院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收治的91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分为CB、肺气肿或ACOS表型,其中频繁发作者44例,非频繁发作者47例.分析其临床资料、诱导痰炎性细胞、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的差异.结果 频繁发作患者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as percentage of predicted value, FEV1%)为( 47. 0 ±13. 1)%,明显低于非频繁发作患者的(56. 2±10. 2)%,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0).频繁发作患者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for the first second percentage of FVC,FEV1/FVC%)为(54. 3±9. 3)%,明显低于非频繁发作患者的(60. 1±7. 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频繁发作患者中GOLDⅢ、Ⅳ级的患者比例、诱导痰中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水平明显高于非频繁发作患者(P均＜0. 05).其中FEV1/FVC%、肿瘤坏死因子α是COPD患者频繁发作的独立危险因子(P值分别为0. 032、0. 021). CB表型频繁发作患者FEV1%[(47. 9 ±14. 9)%]比非频繁发作患者[(57. 2±10. 9)%]显著降低(P＝0. 049);CB 表型频繁发作患者 FEV1/FVC%为(53. 4±9. 5)%,明显低于非频繁发作患者的(60. 3±6. 9)%,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22).CB表型频繁发作患者诱导痰中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较非频繁发作患者明显增高(P均＜0. 01).肺气肿表型频繁发作患者与非频繁发作患者相比病程更长(P＜0. 05)、FEV1%和FEV1/FVC%更低(P均＜0. 05)、GOLDⅢ级患者比例及诱导痰TNF-α更高,但痰炎症细胞数量、比例及γ干扰素、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 05). ACOS表型频繁发作患者GOLDⅢ级比例、诱导痰IL-13水平明显高于非频繁发作患者(P均＜0. 05).结论 肺功能、疾病严重程度、病程以及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肿瘤坏死因子α或白细胞介素13有助于判断频繁发作高风险的患者.

目的:分离纯化猪苓多糖,观察猪苓多糖对人巨噬细胞的形态和免疫功能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方法:甲醇脱脂、水提醇沉提取猪苓粗多糖,经过滤、Savage法去蛋白、冷冻干燥、DEAE-Cellulose及Sephadex G-100柱层析分离猪苓均一多糖(PPS);Ficoll法分离新生儿脐带血PBMC,并通过CD14磁珠分选及M-CSF诱导人M2型巨噬细胞;观察猪苓多糖对M2形态的影响;FACS检测细胞表型(CD14、CD68、CD86及CD206)、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2(MHCⅡ)与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表达量;ELISA分析细胞因子 [白细胞介素(IL)-1β、IL-2、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及重组人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含量;检测猪苓多糖对M2和肿瘤细胞共培养的杀伤能力;Western bolt分析TLR2、TLR4及NF-κB蛋白表达;RT-PCR测定层黏连蛋白(LN)、纤维黏连蛋白(FN)、 Ⅲ型胶原蛋白(COLⅢ)、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和巨噬细胞表面分子抗原(MAC-1)mRNA水平.结果:分离纯化得到PPS;PPS影响巨噬细胞的黏附和诱变细胞形态;极化M1表型,降低PD1表达(P＜0.01),升高MHCⅡ分子表达(P＜0.05,P＜0.01);促进细胞因子IL-1β、IL-6、IL-8、IL-10及TNF-α分泌(P＜0.01);增强M2巨噬细胞对肿瘤杀伤的能力(P＜0.05);升高TLR2、TLR4和NF-κB蛋白的表达(P＜0.05,P＜0.01);降低FN、 COLⅢ和ICMA-1转录水平(P＜0.05,P＜0.01).结论:PPS抑制M2巨噬细胞的黏附和伪足生成,且具有显著的免疫增强作用,其机制与激活TLR2/TLR4-NF-κB信号通路、下调黏附蛋白和因子有关.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自身免疫介导的慢性弥漫性结缔组织病.目前SLE的治疗主要依赖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但长期使用这些药物存在诸多难以避免的毒副作用.因此,寻找新型治疗靶点对于探索特异性更强、毒副作用更小的新疗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SLE治疗的研究,主要涉及B细胞/浆细胞相关靶点(如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增殖诱导配体、CD20、CD22、CD19/FcγRIIb、Bruton酪氨酸激酶、蛋白酶体)、T细胞相关靶点(如钙调磷酸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调节因子X1、Rho激酶)、巨噬细胞相关靶点(如巨噬细胞游走抑制因子)、细胞内信号分子(如Cereblon、组蛋白去乙酰化酶6、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等)、共刺激因子(如CD28/B7、CD40/CD154)、细胞因子(如IL-2、IL-12/23、IL-10、IL-6、干扰素)、IgE以及肠道菌群等方面.其中,针对B细胞/浆细胞相关靶点的贝利尤单抗(人源化抗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单克隆抗体)、泰它西普(重组人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已在我国相继获批用于SLE的临床治疗.还有多种靶向治疗新药处在II期或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Anifrolumab(抗I型干扰素受体亚基1的全人单克隆抗体)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并取得良好应答,但其带状疱疹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近年来,这些针对不同靶点的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大大推动了医学界对SLE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入,也反映出该病的复杂性和异质性.随着更多新疗法投入使用,未来有望迎来SLE个体化治疗的崭新局面.

斑块型银屑病是一种免疫相关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较为常见,疾病负担重,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近十余年,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安全高效的靶向口服药物仍有待开发.JAK-STAT信号转导途径通过转导细胞因子信号,在多种免疫相关疾病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JAK家族成员中,酪氨酸激酶2已被证实可以通过转导白介素-12/23、干扰素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参与斑块型银屑病的发生发展,是较为理想的药物靶点.高度选择性酪氨酸激酶2抑制剂氘可来昔替尼III期临床试验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口服治疗斑块型银屑病,另有多种酪氨酸激酶2抑制剂目前正在研发中.本文介绍了JAK-STAT通路及酪氨酸激酶2参与斑块型银屑病发病的机制,及酪氨酸激酶2抑制剂在斑块型银屑病治疗领域的临床试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