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肝损伤激活肝星状细胞产生I型胶原纤维，造成大量的细胞外基质堆积，从而形成肝纤维化。免疫微环境的变化在肝纤维化的进展和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肝脏重要的固有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和产生γ-干扰素等效应分子杀死肝星状细胞，起到明显的抗肝纤维化作用，同时也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NK细胞的作用受到其受体和各种免疫细胞和分子的调控。

目的:探讨趋化因子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与DTC进展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17年4月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76例DTC术后患者(男25例、女51例，中位年龄39岁)外周血血样，检测其中40种趋化因子水平。以不同方式对患者进行分组：(1)按照是否发生转移，分为非转移组( n＝13)和转移组( n＝63)；(2)按照DTC失分化程度，分为未转移组( n＝13)、仅淋巴结转移组( n＝48)、高度恶性组( n＝11)和碘难治性DTC(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 n＝4)；(3)按照患者近2年随访 131I治疗次数，分为单次治疗组( n＝51)与多次治疗组( n＝25)。比较各组间趋化因子的水平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价有差异的趋化因子水平预测DTC转移及行多次 131I治疗的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数据。 结果:与非转移组相比，转移组中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3[Eotaxin－3；(25.94±6.05)与(21.76±5.71) ng/L]、γ－干扰素[IFN－γ；(116.04±28.98)和(98.71±26.18) ng/L]、巨噬细胞衍生趋化因子[MDC；(1 468.08±401.74)和(1 082.94±423.30) ng/L]及胸腺表达趋化因子[TECK；505.22(419.80，563.36)和402.89(347.43，442.97) ng/L]的表达降低( t值：2.376、2.131、3.007， U＝215.000，均 P<0.05)。采用IFN－γ＋MDC＋TECK预测甲状腺癌转移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4(95% CI: 0.755～0.932， P<0.001)，灵敏度为79.37%(50/63)。未转移组、仅淋巴结转移组、高度恶性组和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间仅MD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468.08±401.74)、(1 121.59±454.20)、(976.07±281.04)和(922.68±342.41) ng/L; F＝3.564， P<0.05]，且随失分化程度增加MDC水平逐渐降低。与单次治疗组相比，多次治疗组中仅白介素(IL)－8的水平升高[28.20(23.22，32.51)与30.51(26.98，35.57) ng/L； U＝801.000， P<0.05]；IL－8预测行多次 131I治疗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48(95% CI：0.523～0.773， P<0.05)，灵敏度达100%(25/25)。 结论:在DTC中，IFN－γ、MDC及TECK水平降低可能是预测肿瘤发生转移的潜在标志；MDC很可能是DTC失分化的潜在分子靶标，其表达降低可能预示肿瘤失分化的恶性程度增加；IL－8或可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需行多次 131I治疗。

目的:探讨呼吸道合胞病毒非结构蛋白（NS）1氨基酸变异情况及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纳入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81例单一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呼吸道合胞病毒A、B亚型NS1基因进行PCR扩增、测序，对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采用 χ2检验和Mann-Whitney秩和检验比较NS1有无变异两组患儿临床特征及其Ⅰ型干扰素水平。 结果:81例单一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患儿中男58例、女23例。变异组11例，发病年龄2.0（1.0，11.0）月龄，A亚型4例，变异位点分别为Lys33Gln 2例，Gly2Asp、Pro67Ser、Leu137Phe各1例；B亚型7例，变异位点分别为Val121Ile 2例，Tyr30Cys、Val65Met、Asn85Ser、Ser118Asn、Asp124Asn各1例；所有变异位点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蛋白质数据库中的频率为0.08（0.04，0.29）%。无变异组70例，发病年龄为3.5（1.0，7.0）月龄。变异组呼吸困难发生率高于无变异组［10/11比47%（33/70）， χ2=7.31， P<0.01］。 结论:呼吸道合胞病毒NS1氨基酸存在一定的变异，变异后患儿可能更易出现呼吸困难。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联合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细胞抗肿瘤作用的可能机制，及此过程中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趋化因子配体9/10/11(CXCL9/10/11)信号轴的作用。方法:取肾细胞癌(RCC)患者外周血10 ml，密度梯度离心获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利用重组纤维连接蛋白(5 μg/ml)、抗CD3抗体(5 μg/ml)、干扰素-γ(IFN-γ，1 000 U/ml)及白细胞介素-2(500 U/ml)制备CIK细胞。流式细胞技术检测CIK细胞表型，CIK细胞及PBMC中T淋巴细胞CXCR3的表达。利用消化酶混合液消化肾癌组织制备RCC单细胞悬液，分为两组，一组加入抗PD-1抗体(抗PD-1组)，另一组加入非特异性IgG设为对照组。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CXCL9/10/11及IFN-γ mRNA表达水平，Transwell实验检测CIK细胞迁移能力。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线性回归。 结果:CIK细胞中CD3 +CD4 +T淋巴细胞、CD3 +CD8 +T淋巴细胞占比分别为(32.93±11.77)%、(59.67±11.60)%，表达CXCR3的CD3 +T细胞百分比(28.05±4.15)%显著高于PBMC (6.69±5.29)%， t＝6.354， P<0.01。抗PD-1组CXCL9/10/11及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1.29±0.41，1.87±0.72，1.58±0.68，1.24±0.39)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2.655，4.511，3.175，2.315， P<0.05)，且趋化因子CXCL10/11与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F＝6.672，9.227， P<0.05)。抗PD-1组CIK细胞的迁移率[(16.64±6.47)%]显著高于对照组[(14.21±6.26)%， t＝4.075， P<0.01]。 结论:RCC中，抗PD-I抗体可能通过CXCR3-CXCL9/10/11信号轴促进CIK细胞的趋化迁移，进而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目的:探讨M1型小胶质细胞源性外泌体（M1-exo）对氧糖剥夺/复氧后神经元损伤的影响，并研究其作用机制。方法:取对数期生长的小鼠小胶质细胞BV2，加入100 μg/L脂多糖（LPS）和20 μg/Lγ-干扰素（IFN-γ）诱导小胶质细胞极化为M1表型，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免疫荧光法鉴定M1型小胶质细胞。收取M1型小胶质细胞的上清液，用ExoQuick-TC TM试剂盒提取M1-exo，通过透射电镜及纳米颗粒粒径分析（NTA）观察外泌体形态，采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外泌体标记蛋白白细胞分化抗原（CD9、CD63）的表达。将生长良好的小鼠神经母细胞瘤细胞N2a分为6组：C组细胞常规培养；O组氧糖剥夺3 h后复糖复氧24 h制备N2a细胞氧糖剥夺/复氧损伤模型；E组的N2a细胞氧糖剥夺3 h后复糖复氧并与M1-exo共培养24 h；NC组、M组和I组分别构建阴性对照、过表达和敲低微小RNA-20a-5p（miR-20a-5p）的M1-exo，通过qPCR检测转染是否成功。NC组、M组和I组N2a细胞氧糖剥夺3 h后，与转染后的M1-exo共培养24 h后检测各项指标。采用细胞增殖检测试剂（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采用qPCR法检测miR-20a-5p表达。 结果:与M0型小胶质细胞相比，M1型小胶质细胞特异性标志物CD32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荧光强度及其mRNA和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CD32（荧光强度）：36.919±1.541比3.533±0.351，CD32 mRNA（2 -ΔΔCt）：4.887±0.031比1.003±0.012，CD32/β-actin：2.663±0.219比1.000±0.028；iNOS（荧光强度）：29.513±1.197比7.933±0.378，iNOS mRNA（2 -ΔΔCt）：4.829±0.177比1.000±0.016，iNOS/β-actin：1.991±0.035比1.000±0.045；均 P<0.01〕，证明M1型小胶质细胞被成功激活。电镜下可见M1-exo为圆形或卵圆形囊泡状小体，并有明显膜性结构，直径范围约100 nm。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M1-exo表达特异性CD63和CD9蛋白。与C组比较，O组N2a细胞活力明显下降，细胞凋亡率和miR-20a-5p的表达明显升高〔细胞活力（ A值）：0.540±0.032比1.001±0.014，细胞凋亡率：（19.857±0.910）%比（13.508±0.460）%，miR-20a-5p（2 -ΔΔCt）：5.508±0.291比1.033±0.101，均 P<0.01〕。与O组比较，E组N2a细胞活力明显下降，细胞凋亡率和miR-20a-5p表达进一步升高〔细胞活力（ A值）：0.412±0.029比0.540±0.032，细胞凋亡率：（31.802±0.647）%比（19.857±0.910）%，miR-20a-5p（2 -ΔΔCt）：8.912±0.183比5.508±0.291，均 P<0.01〕，说明M1-exo进一步加重了氧糖剥夺/复氧后N2a细胞的损伤。与E组比较，M组N2a细胞活力明显下降，细胞凋亡率和miR-20a-5p表达明显升高〔细胞活力（ A值）：0.311±0.028比0.412±0.029，细胞凋亡率：（36.343±0.761）%比（31.802±0.647）%，miR-20a-5p（2 -ΔΔCt）：32.348±0.348比8.912±0.183，均 P<0.01〕；而I组N2a细胞活力明显升高，细胞凋亡率和miR-20a-5p表达明显下降〔细胞活力（ A值）：0.498±0.017比0.412±0.029，细胞凋亡率：（26.437±0.793）%比（31.802±0.647）%，miR-20a-5p（2 -ΔΔCt）：6.875±0.219比8.912±0.183，均 P<0.01〕。E组与NC组N2a细胞活力、细胞凋亡率和miR-20a-5p的表达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M1-exo加重氧糖剥夺复氧后神经元的损伤，这一损伤作用可能与其携载的miR-20a-5p有关。

目的:探讨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患者干扰素和（或）羟基脲治疗后症状负荷改善与血液学疗效之间的关系。方法:对190例符合WHO（2016）诊断分型标准、接受干扰素和（或）羟基脲连续治疗≥6个月的PV患者，分别应用外周血细胞计数和骨髓增殖性肿瘤总症状评估量表（MPN-10）评价患者血液学疗效和症状负荷。结果:全部190例PV患者中，男93例（48.9%），女97例（51.1%）。进行MPN-10评分时，患者中位年龄为60（32~82）岁。全部患者中位MPN-10总分为9（0~67）分，干扰素+羟基脲组（27例）为11（0~67）分，显著高于干扰素组[64例，6（0~56）分， P＝0.019]和羟基脲组[99例，9（0~64）分， P＝0.047]，而干扰素组与羟基脲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1）。28.9%（55/190）的患者存在重度症状（单项症状评分≥7分或总分≥44分），干扰素组、羟基脲组、干扰素+羟基脲组重度症状患者占比分别为23.4%、29.3%、40.7%，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全部190例患者中，进行MPN-10评分时71例（37.4%）获得完全血液学缓解（CHR），仅55例（28.9%）获得疾病充分控制（获得CHR且无重度症状）。未获得疾病充分控制的患者包括：血细胞增高80例（42.1%），获得CHR但伴重度症状16例（8.4%），血细胞增高且伴重度症状39例（20.5%）。PLT>400×10 9/L患者中存在重度症状患者比例、MPN-10总分中位数均高于PLT≤400×10 9/L患者[40.8%（20/49）对24.8%（35/141）， P＝0.044；14（0~67）分对7（0~56）分， P＝0.038]。PLT>400×10 9/L是存在重度症状的危险因素（ HR＝2.089，95% CI 1.052~4.147， P＝0.035）。 结论:经干扰素和（或）羟基脲治疗后，PV患者症状负荷未获满意控制仍较突出，部分患者虽然获得CHR，仍存在重度症状负荷。PLT>400×10 9/L是干扰素和羟基脲治疗后患者存在重度症状的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分析Ⅰ型干扰素病患儿的临床特点，为其早识别、早诊断提供线索。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就诊的20例及深圳市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的5例基因确诊的Ⅰ型干扰素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基因数据、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25例患儿中男12例、女13例。发病年龄1日龄~11岁。其中21例（84%）在3岁前起病。Aicardi-Goutières综合征（AGS）14例（3例AGS1型、1例AGS2型、4例AGS3型、1例AGS6型、5例AGS7型）、腺苷脱氨酶2缺陷（DADA2）6例、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相关婴儿期起病的血管炎（SAVI）3例、脊椎软骨发育异常伴免疫调节异常（SPENCD）2例。共18例（72%）患儿神经系统受累，其中16例（64%）表现为颅内钙化、11例（44%）为肌张力异常、10例（40%）为脑白质病变、6例（24%）为癫痫、5例（20%）脑萎缩及5例（20%）脑卒中。15例（60%）患儿皮肤受累，其中8例（32%）为冻疮样皮疹，4例（16%）为网状青斑、3例（12%）为红斑，结节性红斑及雷诺现象各有2例（8%）。12例（48%）自身免疫抗体阳性，10例（40%）生长发育落后，8例（32%）肺间质病变，7例（28%）甲状腺功能异常。1例（4%）患儿11岁死亡。结论:Ⅰ型干扰素病可累及全身多个脏器，具有全身炎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点。3岁前起病、神经系统症状（脑血管事件、颅内钙化、脑白质病变、脑萎缩）、皮疹（冻疮样皮疹、网状青斑、红斑）、自身免疫抗体阳性、发育落后、肺间质病变、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特点对Ⅰ型干扰素病有提示意义。

cGAS-cGAMP-STING信号通路是固有免疫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识别胞浆DNA诱导I型干扰素(interferons，IFNs)和其他细胞因子产生，介导抗微生物先天免疫，同时也在肿瘤进展及远处转移中发挥作用。深入了解cGAS-cGAMP-STING信号通路与炎症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以及STING激动剂的研究现状等，将对临床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案给予理论支持，也将对开发cGAS-cGAMP-STING信号通路的抗肿瘤靶向药物提供新的启示。

目的:探究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1型糖尿病（T1DM）小鼠在不同时期的肠道功能、血清相关抗体、脾脏细胞因子谱表达与肠道菌群的演变。方法:取3~4周龄雄性C57BL/6小鼠28只，采用随机抽样法分为对照组（NC组，13只）和STZ组（15只）。STZ组连续5 d空腹腹腔注射STZ 50 mg·kg -1·d -1，NC组注射等体积溶剂。实验第3周测定随机血糖>16.7 mmol/L为建模成功，定义为基线水平，两组各取6只小鼠处死，剩余小鼠观察4周，即实验第7周（实验终点）处死剩余小鼠。每周测量体重、随机血糖和每日饮水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脾脏细胞因子谱［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IL）-6、IL-17、IL-4、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血清相关抗体［胰岛细胞抗体（ICA）、胰岛素自身抗体（IAA）与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和结肠紧密连接蛋白1（ZO-1）的表达；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CD4 +FoxP3 +调节性T细胞（Treg）水平；对粪便进行16SrRNA菌群测序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CD4 +FoxP3 +Treg细胞、肠道菌群、各免疫生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流式细胞术与ELISA结果显示，在基线水平，与NC组相比，STZ组小鼠脾脏CD4 +FoxP3 +Treg、TGF-β、TNF-α、IFN-γ、IL-6、IL-17与血清ICA、IAA表达水平增加，脾脏IL-4、IL-10表达水平下降（均 P<0.05）；在实验终点，与NC组相比，STZ组小鼠脾脏TNF-α、IFN-γ、IL-6，血清GADA、ICA与结肠ZO-1表达水平增加（均 P<0.05）。16SrRNA测序结果显示，与NC组相比，STZ组乳杆菌属丰度明显下降（ P<0.05），拟杆菌属、阿克曼菌属、普雷沃菌属和颤螺菌属丰度明显上升（均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乳杆菌属丰度与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65， P<0.05），与TNF-α、IFN-γ、IL-6、IL-17和GADA水平呈负相关（ r值-0.61~-0.58，均 P<0.05）；颤螺菌属丰度与TGF-β、TNF-α、IL-6和IAA水平呈正相关（ r值0.55~0.72，均 P<0.05），与IL-10水平呈负相关（ r=-0.59， P<0.05）。 结论:多次低剂量STZ诱导的T1DM小鼠可能存在CD4 +Foxp3 +Treg及TGF-β介导的负性免疫调节和以增加结肠ZO-1表达的肠道调节，其中颤螺菌属与乳杆菌属丰度改变可能参与免疫调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推荐了3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干扰素α（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口服）和利巴韦林（静脉输注）。另外，一种尚未上市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也在我国展开了临床试验。本文主要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利巴韦林在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等治疗中的安全性数据以及瑞德西韦在动物实验、Ⅰ期临床试验、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临床试验中的安全性数据及用于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初步数据进行简要综述，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