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甲氨蝶呤载药囊泡对小鼠实验性牙周炎的治疗作用。方法:分离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的细胞外囊泡（EVs）。构建甲氨蝶呤（MTX）载药囊泡（MTX-EVs）并通过扫描电镜及动态光散射仪（DLS）对构建的载药囊泡进行形态大小分析，通过蛋白质印迹法对其表面特异性蛋白进行鉴定。选取4~5周C57BL/6J雄性小鼠40只，通过盲抓法随机抽取其中8只不做处理，正常饲养作为对照组（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其余小鼠利用脂多糖（LPS）（2 g/L，5 μl）牙周局部注射诱导小鼠牙周炎模型，间隔1天注射1次，诱导2周。将成功诱导牙周炎模型小鼠通过盲抓法随机分为4组，每组8只。分别为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牙周局部治疗2周后，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牙龈组织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质量浓度。通过显微CT（micro-CT）、HE染色评估对照组、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小鼠的牙槽骨吸收情况。流式细胞仪分析牙龈组织中γ干扰素（IFN-γ）阳性细胞的占比。结果:扫描电镜结果显示EVs和MTX-EVs呈圆形或椭圆形，DLS粒径分析证明EVs粒径在200 nm左右，MTX-EVs粒径在300 nm左右。ELISA结果显示，对照组、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IL-1β质量浓度分别为（28.86±2.76）、（51.50±2.04）、（35.26±2.40）、（45.49±2.04）、（35.77±3.49）ng/L；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IL-1β质量浓度均显著低于LPS组（均 P<0.05）；LPS+MTX-EVs组IL-1β质量浓度显著低于LPS+EVs组（ P<0.05）。对照组、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IL-6质量浓度分别为（125.44±4.12）、（221.64±10.59）、（178.16±16.90）、（181.09±18.22）、（170.15±9.04）ng/L；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IL-6质量浓度均显著低于LPS组（均 P<0.05）；LPS+MTX-EVs组IL-6质量浓度显著低于LPS+EVs组和LPS+MTX组（均 P<0.05）。对照组、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TNF-α质量浓度分别为（320.27±38.68）、（479.62±40.94）、（342.18±25.89）、（415.88±12.01）、（325.75±30.83）ng/L；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TNF-α质量浓度均显著低于LPS组（均 P<0.05）；LPS+MTX-EVs组TNF-α质量浓度显著低于LPS+EVs组及LPS+MTX组（均 P<0.05）。micro-CT扫描结果显示，对照组、LPS组、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小鼠右上颌第一磨牙第一牙根处釉质牙骨质界到牙槽嵴顶的距离分别为（0.11±0.03）、（0.28±0.02）、（0.23±0.03）、（0.20±0.04）、（0.18±0.03）mm，与LPS组相比，LPS+MTX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骨吸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LPS+MTX-EVs组与LPS+MTX组及LPS+EVs组相比，骨吸收抑制效果最好，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LPS组、LPS+EVs组及LPS+MTX-EVs组IFN-γ阳性细胞占比分别为（11.77±1.02）%、（6.87±0.65）%及（4.15±0.92）%，LPS+EVs组及LPS+MTX-EVs组中IFN-γ阳性细胞占比均显著低于LPS组（均 P<0.05），LPS+MTX-EVs组中IFN-γ阳性细胞占比显著低于LPS+EVs组（ P<0.05）。 结论:MTX-EVs可有效改善牙周炎模型小鼠牙周局部炎症环境，减少小鼠牙槽骨骨吸收。

目的:探讨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拔除后牙槽窝内残余牙囊是否对邻牙牙周健康产生影响，为第三磨牙拔除后残余牙囊的处理提供临床参考。方法:研究前瞻性纳入2020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就诊于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并拔除双侧下颌埋伏第三磨牙的患者82例。采用自身对照，将每例患者双侧下颌第三磨牙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A组（拔除第三磨牙并彻底刮除残余牙囊组织）和B组（拔除第三磨牙后不对留存的牙囊组织作任何处理）。记录手术时间及不良反应。术后6个月随访对两组患者进行临床及影像学检查，评估双侧下颌第二磨牙的牙周指标及牙槽骨高度，比较两组间有无差异。结果:所有患者的双侧下颌第三磨牙均成功拔除，均未发生出血、创口感染、干槽症、下唇麻木等不良反应，两组手术时间、术后疼痛及面部肿胀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时，A组第二磨牙远中探诊深度［2.67（2.00，3.67）mm］显著小于B组［4.00（3.00，5.00）mm］（ Z=-6.55， P<0.001）；A组第二磨牙远中临床附着丧失［1.00（0.00，3.00）mm］显著少于B组［3.00（2.00，5.00）mm］（ Z=-5.99， P<0.001）；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嵴顶至釉质牙骨质界的距离［（1.86±1.34）mm］显著小于B组［（3.04±1.89）mm］（ t=-6.87， P<0.001）。在年龄≥20岁的患者中，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恢复至正常水平的比例［42.3%（11/26）］显著高于B组［0（0/26）］（ P<0.01），而在年龄<20岁的患者中，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恢复至正常水平的比例［63.3%（19/30）］与B组［46.7%（14/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拔除后牙槽窝内残余牙囊可对邻牙的牙周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拔除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术中刮除残余牙囊有利于术后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的恢复，尤其是20岁以上的患者。

牙周炎情况下局部组织微生态失衡可造成大量菌斑生物膜堆积，从而导致牙周组织破坏与附着丧失，并使牙周再生性愈合尤为困难。为突破牙周炎的临床治疗困境，近年来新型生物材料辅助的牙周组织再生治疗是研究的热点内容，其中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静电纺丝材料备受关注。本文从牙周临床问题出发，提出并明确功能性牙周组织再生的重要性；并基于既往研究中静电纺丝材料在牙周组织再生领域的应用，分析了其促进功能性牙周组织再生的效果；同时探讨了静电纺丝材料实现牙周组织修复的内在机制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牙周炎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策略。

牙周炎所致的牙周组织慢性进行性破坏是成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传统牙周治疗虽可控制牙周炎症、延缓或阻止疾病进程，却不能使缺失的牙周组织获得良好的再生。以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牙周骨移植技术为代表的再生治疗策略，虽可有效减小牙周骨下袋深度，一定程度上恢复患牙牙周稳态，却面临再生能力有限、可预见性差的困境，特别是在恢复牙周组织的生理结构和功能上，远未达到临床所期望的目标。利用组织工程的原理、技术和方法促进牙周组织再生的尝试，在动物实验中已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但临床转化中却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诱导机体自身干细胞归巢，实现牙周组织内源性再生，可避免细胞培养和移植等复杂程序，有望加速牙周组织再生新技术、新方法临床转化的进程。由于口腔微环境和牙周局部条件的影响，牙周组织再生的生物学基础差，探索切实有效的再生策略，挽救、守护天然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牙周病学基础和临床研究领域关注的难题，任重而道远。

随着成年正畸患者比例的增加，牙周状况对正畸治疗效果的影响以及正畸治疗与牙周支持组织改建的关系逐渐成为焦点。越来越多的正畸医师意识到，正畸治疗前牙周炎症应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炎可增加正畸治疗的难度，导致额外的牙槽骨吸收；因此，降低牙周炎患者在正畸治疗过程中牙周组织健康状况恶化的风险成为临床医师关注的重点。除牙周炎外，正畸治疗也有可能导致牙龈退缩。另外，正畸治疗中应考虑特定类型的牙槽骨缺损情况：如骨开窗、骨开裂与正畸牙移动的关系。本文主要从牙周炎与正畸、牙龈退缩与正畸以及骨开窗和（或）骨开裂与正畸三方面阐述正畸治疗中牙周支持组织的风险考量。

牙龈生物型分为薄龈生物型和厚龈生物型。牙龈生物型有多种测量方法，包括视觉法、牙周探针法、锥形束CT法等，每种方法均有其特点。牙龈生物型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性别、牙冠形态、龈乳头高度、牙槽骨厚度及形态等。在前牙区，不同的牙龈生物型对口腔美学及牙周、正畸和种植治疗的预后均可产生不同影响，本文主要就牙龈生物型对口腔治疗预后的影响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Piezocision联合微孔技术加速成年人下颌磨牙前移过程中牙周组织改建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9月绍兴市中医院收治的因第一磨牙严重龋坏无法保留或缺失多年无法实行种植的正畸患者3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纯正畸对照组（A组）15例、Piezocision联合微孔技术实验组（B组）15例。观察比较治疗后两组下颌第二磨牙近中移动距离、菌斑指数（PI）、牙龈指数（GI）、牙周袋深度（PPD）、角化牙龈宽度（WKG）、牙龈萎缩（GR）、临床附着丧失（CAL）、下第二磨牙近中牙根吸收、牙槽骨高度（测量从下切牙的中心点到颏部前缘距离，即LM-AC距离）、下颌骨高度（测量牙根远中面或近中面至牙槽骨缘距离，即CEJ-AC距离）、矫正满意度。结果:治疗后第4、6、8、12周，B组下颌第二磨牙近中移动的距离分别为（0.86±0.13）mm、（2.75±0.24）mm、（3.54±0.24）mm、（4.67±0.13）mm，均大于A组的（0.43±0.06）mm、（1.27±0.14）mm、（1.85±0.53）mm、（2.65±0.06）mm（ t=6.83、14.13、18.24、23.78，均 P < 0.001）。治疗前，两组PI、GI、PPD、WKG、GR、CA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治疗后，A组PI、GI、WKG、GR与治疗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PPD、CAL水平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57、-7.50，均 P < 0.05）；B组PPD、WKG、GR、CAL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57、-45.33、-9.72，均 P < 0.001）；且B组PPD、WKG、GR、CAL均显著高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28、-3.18、10.00、10.69，均 P < 0.001）。两组下颌第二磨牙近中牙根吸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4， P < 0.001）。治疗后两组LM-AC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Piezocision联合微孔技术能够加速成年人下颌磨牙前移过程，能维护牙周组织健康，值得推广。

牙周炎是发生于牙周支持组织的口腔感染性疾病，其破坏牙齿周围软硬组织，最终引发牙齿松动脱落。目前的临床治疗手段可有效控制牙周感染及炎症，但对已遭到破坏的牙周组织，由于受到牙周缺损局部状况和患者全身因素的影响，传统牙周治疗方式尚不能达到满意且稳定的牙周组织再生。近年基于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的牙周组织再生治疗代表了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策略，在现代再生医学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本文结合近10年MSC在牙周组织工程中的临床转化应用研究及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对MSC促进牙周组织再生的机制、MSC在牙周组织再生治疗中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转化研究及MSC未来的应用前景进行总结和阐述，以期为后续开展MSC相关研究及临床试验提供参考。

目的:观察S100A8、S100A9蛋白在比格犬健康及实验性牙周炎组织中的表达分布特点。方法:将6只比格犬的一侧下颌第二磨牙通过拴线法诱导实验性牙周炎模型（结扎组），另一侧下颌第二磨牙保持口腔卫生（健康对照组），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S100A8、S100A9在6只比格犬健康及实验性牙周炎组织中的表达；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两种蛋白亚基在人牙龈成纤维细胞（human gingival fibroblasts，hGF）（来自3例牙冠延长术切除的牙龈组织）、人牙周膜细胞（human periodontal ligament cells，hPDLC）（来自3例因正畸拔除的前磨牙或第三磨牙的牙周膜细胞）中的表达。结果:实验性牙周炎诱导第12周，结扎组探诊深度[（3.86±0.14）mm]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2.11±0.28）mm， P<0.01]；比格犬健康牙周组织中S100A8、S100A9主要表达于牙龈上皮细胞、中性粒细胞，且在结合上皮处呈强阳性表达；实验性牙周炎组织中除牙龈上皮、中性粒细胞外，两种蛋白还诱导表达于牙龈成纤维细胞、牙周膜细胞、微血管内皮细胞及骨髓成纤维细胞；hGF及hPDLC中均可检测到S100A8、S100A9的表达。 结论:实验性牙周炎使S100A8、S100A9的表达范围更大，表达S100A8、S100A9的细胞类型更多。

牙周病是导致成年人牙齿丧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口腔和全身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口腔疾病诊治过程中，多个口腔医学的亚专业涉及牙周组织健康的维护问题。中华口腔医学会组织多个相关专业的专家，经过反复研讨，撰写了本专家共识，旨在增强口腔医学专业工作者维护牙周组织健康的意识，规范口腔诊疗行为。若能尽早发现和判定是否存在牙周病损及其损害程度，并进行适度干预，科学地判断修复、正畸、种植、牙体牙髓等诊疗活动的预后，则可提高口腔疾病的防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