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miRNAs介导的胶质瘤肿瘤微环境(TME)中巨噬细胞(Mφ)的恶性转化及其机制。方法:应用集落刺激因子诱导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小鼠骨髓来源细胞(BMDCs)分化，获得Mφ-GFP。将胶质瘤干细胞(GSCs)与Mφ-GFP体外共培养，筛选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Mφ-GFP，即恶变巨噬细胞(t-Mφ)。通过miRNAs芯片分析获取t-Mφ与正常Mφ的miRNAs差异表达谱。分别比较目标miRNA在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胶质瘤组织、来源于手术切除的10例胶质瘤组织与瘤旁组织、t-Mφ与正常Mφ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目标miRNA表达水平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采用流式细胞术、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及荧光素酶活性实验探讨目标miRNA调控TME中Mφ恶变的分子机制。结果:通过建立双色荧光示踪共培养体系，成功获得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单克隆GFP +细胞，并表达Mφ标志物F4/80和CD11b。miRNAs芯片差异表达谱和qRT-PCR结果证实，与正常Mφ相比，miR-223-3p在t-Mφ中的表达显著升高。临床分析中，胶质瘤组织样本中miR-223-3p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配对的瘤旁组织( P<0.01)。对CGGA的分析结果发现，胶质母细胞瘤中的miR-223-3p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WHO 2/3级)( P<0.001)。生存分析结果提示，低表达miR-223-3p胶质瘤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显著优于高表达组( P<0.01)。下调miR-223-3p可促进t-Mφ的凋亡( P<0.01)。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RIPK3)基因3′-UTR区存在miR-223-3p潜在的结合位点。荧光素酶活性实验结果显示，与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对照和RIPK3-WT的细胞相比，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和RIPK3-WT的t-Mφ细胞荧光强度显著降低( P<0.01)。qRT-PCR和WB实验结果证实，miR-223-3p下调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而miR-223-3p过表达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此外，miR-223-3p抑制剂/RIPK3抑制剂组t-Mφ的凋亡细胞比例显著低于miR-223-3p抑制剂组( P<0.01)。 结论:GSCs可诱导TME中Mφ的恶性转化，而miR-223-3p可靶向抑制t-Mφ中RIPK3的表达，进而抑制t-Mφ的细胞凋亡。

脂肪肉瘤（LPS）是一种罕见的脂肪细胞分化的恶性肿瘤，约占软组织肉瘤（STS）的15%~20%。不同LPS亚型的免疫微环境差异较大，对LPS患者的预后及免疫疗效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研究表明，肿瘤遗传学与肿瘤免疫密切相关。治疗方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性抗体、肿瘤疫苗、免疫调节剂、过继细胞治疗（ACT）、T细胞受体基因工程T细胞（TCR-T）疗法等在内的免疫治疗可能成为晚期不可切除LPS患者的新选择。目前，ICI单药治疗LPS患者的初步疗效欠佳，ICI与其他策略如化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阻断剂、细胞因子、免疫调节剂、放疗等方案的联合正在积极探索研究中，有望改善LPS的肿瘤学预后。本文就LPS各亚型的免疫微环境、遗传学与免疫关联、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及相关预后预测标志物作一综述。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是一类严重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疾病，患者于生后不久即发病，表现为反复且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可伴不同程度的发育异常。通常根据国际免疫学会PID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分类方式，按各型淋巴细胞数量对SCID进行临床分类。SCID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是提高预后的关键，随着T细胞受体切除环测定法等早期筛查手段的推广，SCID的检出率较前有明显提高，而其在不同人种的准确检出率仍在进一步探究中。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SCID的传统疗法，而SCID的基因治疗经过近年的不断改良，安全性正在逐渐提升。该文将对SCID的分类、早期筛查方法及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多数患者初诊时已无手术机会，手术切除率仅约20%~30%。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及远处转移的患者，系统治疗对其预后改善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以吉西他滨/白蛋白紫杉醇或奥沙利铂/伊立替康/亚叶酸钙/5-氟尿嘧啶（oxaliplatin，irinotecan，5-FU/LV，FOLFIRINOX）为代表的一线化疗方案客观反应率不足40%，针对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G12C、多聚ADP核糖聚合酶通路的靶向治疗潜在获益人群<10%，预后改善有限。近年来免疫治疗应用于多种实体肿瘤并取得巨大进展，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但基于胰腺癌呈免疫抑制状态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单纯免疫治疗多以失败告终。近期针对胰腺癌异常丰富的肿瘤间质，通过免疫微环境重塑使“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课题，免疫治疗联合化疗、靶向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CAT-T）技术及肿瘤疫苗等新组合、新方法在早期临床研究中显现出良好的安全性，有望引领未来胰腺癌综合治疗的方向。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CID)起病年龄早，是免疫出生错误中最严重的一种，是儿科急症，延迟识别和检测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大都在<2岁死亡)，也会降低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成功率。SCID新生儿筛查可促进患儿在未出现临床症状之前的早期诊断，但目前国内SCID的新生儿筛查尚未广泛开展，筛查阳性的患儿不能及时被诊断，延迟了HSCT的时间。为此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妇幼健康管理分会和上海市免疫学会儿科免疫分会组织新生儿筛查、血液、免疫、感染、产科和检验学领域的专家，综合国内外文献，从SCID的新生儿筛查原理和流程、筛查阳性患儿的诊断流程和方法以及HSCT和家庭再生育等方面提出36条诊疗建议。本共识是我国第1部有关SCID的新生儿筛查和筛查阳性患儿诊断和干预共识，目的是早期发现SCID患儿，促进出生后3.5个月内、无症状患儿的早期救治，以提高SCID生存率和降低SCID出生率。

目的:探讨CD3D基因在卵巢癌（OC）组织中的表达，对卵巢癌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浸润的影响及其预后价值。方法:利用GEPIA数据库分析CD3D基因在包括卵巢癌在内的多种肿瘤中的表达情况；收集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山西白求恩医院治疗的卵巢癌患者223例及因子宫平滑肌瘤切除全子宫+双侧附件的患者25例，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卵巢癌及正常卵巢组织中CD3D基因的蛋白表达，比较CD3D基因表达与卵巢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cBioportal数据库分析CD3D基因的共表达基因；DAVID数据库分析CD3D基因及其共表达基因KEGG功能富集通路；Kaplan Meier plotter数据库分析CD3D基因的预后价值；TIMER2.0数据库分析CD3D基因表达与卵巢癌中主要免疫细胞的免疫浸润关系。结果:与正常卵巢组织相比，CD3D蛋白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 P<0.05），且在卵巢癌不同FIGO分期、残留病灶是否达R0间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Kaplan-Meier-Plotter预后分析提示CD3D基因高表达的患者具有更高的生存率（ P<0.05）。表达基因的富集分析提示，该组基因主要富集于Th1与Th2细胞分化通路、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Th17细胞分化通路、原发性免疫缺陷通路、PD-L1和PD-1免疫检查点通路、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通路等。Timer数据库分析发现CD3D基因与肿瘤微环境中B细胞、CD8 + T细胞、CD4 + 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浸润程度呈正相关（均 P<0.05）。 结论:CD3D基因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其可能通过调整免疫相关通路影响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浸润而改变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单形性亲上皮性肠道T细胞淋巴瘤（MEITL）的组织病理学形态、免疫表型、分子病理特征、临床预后及治疗等。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2019年3月至2021年2月5例MEIT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5例均进行组织病理、免疫组织化学、EB病毒原位杂交及T细胞克隆性评估检测，1例进行了二代测序（NGS）检测。临床随访2例。结果:5例MEITL均为中老年男性，组织病理学表现为肠壁弥漫肿瘤细胞浸润，细胞明显亲上皮性。所有患者肿瘤细胞CD3、CD8、CD56、GrB均阳性，其他T细胞标志表达情况不一，其中1例CD30阳性，1例CD20阳性。5例EB病毒原位杂交均阴性。5例均检测到T细胞受体基因单克隆性重排。1例NGS检测到BCOR、JAK3、STAT5B、ATM基因突变。2例获得随访的患者中，1例首次发病行手术后7个月复发，再次手术，13个月后因肺、肝、腹腔广泛转移并腹腔积液死亡；1例穿孔急诊手术后1个月死亡。结论:MEITL是一种罕见的消化道原发性T细胞淋巴瘤，发病机制主要涉及肿瘤抑制基因SETD2突变和JAK-STAT通路的1个或多个基因突变。MEITL目前无标准的治疗方法，主要采取手术切除和蒽环类药物为主的化疗。

梁尘格等通过观察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疗效，目的是为此类特殊人群的抗病毒治疗提供循证依据，结果显示，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影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病毒学应答及生物化学应答（梁尘格等，第113~117页）。刘丽萍等通过观察恩替卡韦经治后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抗病毒治疗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恩替卡韦经治后发生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6周完全病毒学应答率，且可以改善患者肝肾功能和减轻纤维化程度。48周后续用恩替卡韦和48周时乙型肝炎病毒（HBV）DNA载量是低病毒血症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预测因素（刘丽萍等，第118~125页）。尚梦月等分析了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组织学特征。并认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代谢紊乱易发生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HBV病毒因素、肝脏纤维化程度与肝脏组织脂肪变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尚梦月等，第126~132页）。柯若曼等研究结果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且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与HBsAg正相关，表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是慢性乙型肝炎不能像慢性丙型肝炎一样被根治的重要原因，HBsAg持续存在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的重要机制（柯若曼等，第133~137页）。CD100的活性形式是sCD100而非mCD100，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中存在sCD100和mCD100表达失衡，sCD100可增强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CD8 +T淋巴细胞的功能，是潜在治疗靶点之一（侯环荣等，第138~146页）。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内镜下治疗的出血并发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国内鲜有文献报道。崔浩等研究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切除伴出血的发生率，并对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肝硬化与非肝硬化人群比较，行内镜下胃肠道息肉切除时发生出血的风险更高。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C级、息肉位于胃部、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高危因素的肝硬化患者，应列为内镜下息肉切除的相对禁忌证（崔浩等，第147~154页）。林鹏等认为，当肝癌复发符合米兰标准时，补救性肝移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肝源紧缺的情况下，再次肝切除和局部消融是复发性肝癌合适的治疗方案（林鹏等，第155~160页）。杨婷等研究结果显示国产钆塞酸二钠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和诊断有效性（杨婷等，第161~167页）。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遗传性性疾病，其特征为非溶血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罗磊等报道了3例由UGT1A1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患者，并对其家系进行深入研究。报道了一种新的UGT1A1基因3位点复合杂合致病性突变(c.-3279T > G，c.211G > A和c.1456T > G)（罗磊等，第168~173页）。艾馨等认为，CXCR1/CXCL8轴可调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管上皮细胞异常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核因子-κB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通路有关（艾馨等，第174~180页）。赵添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发性门体分流道栓塞或者限流对改善肝性脑病患者症状有效且安全（赵添等，第181~185页）。

目的 探索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B细胞基因表达谱的变化.方法 收集2022年9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肝切除术治疗的3例HCC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的外周血样本,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并进行单细胞 RNA 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根据测序数据进行B细胞数量分析、上下调基因差异分析、KEGG分析、GSEA-KEGG及GSEA-GO分析和细胞通讯分析,比较手术前后B细胞的动态改变.结果 PBMC经scRNA-seq分析识别出了标记基因为MS4A1、CD79A的细胞簇,即B细胞群.B细胞群重新聚类分析后可分为记忆B(memory B)细胞、初始B(naive B)细胞和浆母细胞(plasmablasts)共3个细胞亚群.与术前组相比,术后组naive B和plasmablasts细胞占比升高,memory B细胞占比降低.手术前后B细胞中共筛选出285个显著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其中S100A8、S100A9、IL1R2、MALAT1等152个基因在手术后显著上调(P＜0.05),RPS27A、RPS3A、RPS 12、RPS3等133个基因在手术后显著下调(P＜0.05).KEGG分析发现手术后B细胞中显著下调的DEGs主要富集到核糖体、抗原处理和提呈通路.GSEA-KEGG分析发现手术后B细胞中表达上调的基因集显著富集于癌症中的转录失调、P53信号通路,表达下调的基因集显著富集于核糖体、抗原处理和提呈通路;GSEA-GO分析发现手术后B细胞中表达上调的基因集显著富集于环氧化酶P450途径、信号模式识别受体活性,表达下调的基因集显著富集于免疫球蛋白复合物、T细胞受体复合物.手术后B细胞与T细胞之间的通讯增强,且手术后配体-受体对CD22-PTPRC在B细胞与B细胞、B细胞与Mono细胞之间的通讯概率上调(P＜0.01).无论是手术前还是手术后,CD22信号通路对B细胞与T细胞之间的通讯均具有较强调控能力.结论 HCC患者外周血B细胞基因表达谱在手术前后发生动态变化且与外周血B细胞免疫功能相关,可为研究外周血B细胞的抗肿瘤免疫作用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尽管针对不同分期的肝细胞癌患者有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消融治疗、经动脉化疗栓塞、放射治疗、系统抗肿瘤治疗等多种治疗方法可供选择,但肝细胞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较低.传统的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或已无法满足监测甚至预测不同治疗方法的治疗反应以指导治疗决策的临床需要,而能够提供准确和全面的基因表达和突变分析的液体活检有望成为监测治疗反应及预后评估的潜在标志物.本文旨在阐述液体活检在肝细胞癌不同治疗方法中的预后价值的研究进展,以展示液体活检在该领域的较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