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目前治疗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然而，重复进行无效的TACE治疗可能会加重肝功能损伤而影响患者预后。“TACE抵抗（TACE failure/refractoriness）”这一概念，即是在此背景下为避免进行重复无效的TACE治疗而提出的。但已有的多个“TACE抵抗”定义彼此间尚存在分歧，且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中国HCC人群是否适用也有待商榷。由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Chinese College of Interventionalists，CCI）成立的“TACE抵抗”协作组结合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及国内专家意见，于2021年提出了符合中国临床实践的“TACE抵抗”CCI定义及专家共识，旨在使“TACE抵抗”概念更具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以进一步提高中国HCC患者TACE治疗的受益率。

目的:分析肝细胞癌患者发生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抵抗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TACE治疗的106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0例，女性16例，年龄(59.9±9.3)岁。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TACE抵抗分为TACE抵抗组( n＝47)和对照组( n＝59)。比较两组首次TACE术前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肿瘤数目、肿瘤血管强化类型(影像学检查)、肿瘤最大径等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的影响因素。 结果:TACE抵抗组中甲胎蛋白>400 μg/L、异常凝血酶原>40 AU/L、肿瘤多发、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不均匀强化)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ACE抵抗组肿瘤最大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1， P＝0.0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前甲胎蛋白>400 μg/L( OR＝2.707，95% CI：1.008~7.271)、肿瘤多发( OR＝6.069，95% CI：2.115~17.415)、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 OR＝7.813，95% CI：2.246~27.176)的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风险增加(均 P<0.05)。 结论:术前甲胎蛋白>400 μg/L、肿瘤多发以及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是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抵抗肝细胞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确诊为肝细胞癌并行TACE治疗后发生TACE抵抗的7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29例患者发生TACE抵抗后行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125I粒子组)；41例患者继续行TACE治疗(TACE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无肿瘤进展时间(PFS)、生存时间、整体生存时间，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 结果:共70例肝细胞癌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59例，女性11例，年龄(60.5±11.9)岁。治疗后1、3、6个月时， 125I粒子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20.7%、40.7%、34.6%，高于TACE组(2.6%、3.3%、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25I粒子组的PFS、生存时间、整体生存时间分别为7.6、21.1、32.1个月，高于TACE组的3.5、8.5、14.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25I粒子组和TACE组术后栓塞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93.1%(27/29)和100.0%(41/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hild-Pugh分级B级( HR＝0.311，95% CI：0.160～0.603， P＝0.005)和TACE( HR＝0.308，95% CI：0.159～0.597， P＝0.002)是影响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TACE抵抗肝细胞癌的安全性和疗效均较好，与单纯TACE治疗比较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在治疗载药微球-肝动脉化疗栓塞（D-TACE）后进展的中晚期肝癌中的初步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的23例D-TACE后进展的中晚期肝癌患者临床资料。23例患者，男15例，女8例，年龄为（62±9）岁。肿瘤疗效根据改良实体肿瘤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并分析治疗后相关不良事件。结果:所有患者均接受过（2.6±1.0）次的D-TACE治疗，TACE抵抗7例，远处转移6例。联合治疗后1和3个月疾病缓解率（ORR）分别是47.8%和60.9%，疾病控制率（DCR）分别是73.9%和78.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126 d。入组时18例甲胎蛋白（AFP）>200 μg/L患者中，治疗前和治疗后2个月分别为（497±117） μg/L和（80±19）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9例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142.2 ng/L患者中，治疗前和治疗后2个月分别为（154±51） ng/L和（57±19） 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7.0%（20/23），所有不良反应均未超过3级且可通过对症支持治疗或调整阿帕替尼的服药方式得到控制，其中治疗后3个月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较治疗前升高［（77±33） U/L比（45±26） U/L， P<0.05］。 结论:对于中晚期肝癌D-TACE治疗后进展的患者，应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的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 分析阿帕替尼靶向治疗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疗效及对外周血Ras相关区域家族1 A(RASSF1A)基因甲基化的影响.方法 64例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分为单一组(n=32)与联合组(n=32),单一组行TACE治疗,联合组行阿帕替尼靶向治疗联合TACE治疗,两组患者均行标准疗程TACE治疗,于治疗1个月(1 mo)及3个月(3 mo)评估临床疗效,比较治疗前后肝功能[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标志物[甲胎蛋白(AFP)、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半胱氨酰天冬氨酸蛋白酶8(Caspase-8)]、外周血RASSF1A基因甲基化、不良反应及TACE抵抗发生率.结果 单一组治疗3 mo时的客观缓解率(ORR)较治疗1 mo时下降(P＜0.05),且低于联合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3 mo时的ALT、AST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且联合组低于单一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3 mo时的AFP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联合组治疗3 mo时的VEGF较治疗前降低(P＜0.05)、Caspase-8较治疗前升高(P＜0.05),联合组治疗3 mo时AFP、VEGF低于单一组(P＜0.05),Caspase-8高于单一组(P＜0.05);联合组治疗3 mo时RASSF1A基因甲基化阳性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而单一组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手足综合征、高血压发生率高于单一组(P＜0.05),TA-CE抵抗发生率略低于单一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阿帕替尼靶向治疗联合TACE对晚期HCC效果及安全性良好,且对减少RASSF1A基因甲基化有利.

目的 评价 FOLFOX(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and oxaliplatin)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联合仑伐替尼(lenvatinib,LEN)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经动脉化疗 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抵抗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江苏省肿瘤医院54例HCC患者TACE抵抗后接受FOLFOX-HAIC联合LEN和ICIs的临床资料,采用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odified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mRECIST)统计分析临床疗效,常见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 5.0 版(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ersion 5.0,CTCAE 5.0)记录和评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 related adverse events,TRAEs),主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次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和安全性.结果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 11.7 个月(95％CI:8.124～15.276),中位总生存期(mOS)23.1 个月(95％CI:19.508～26.692),ORR 46.3％,DCR 87.0％.各级最常见TRAEs是丙氨酸转氨酶升高(51.9％),最常见3/4级TRAEs是高血压(9.3％),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死亡事件的发生.结论 FOLFOX-HAIC联合LEN和ICIs治疗TACE抵抗后HCC患者安全、有效.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目前公认的治疗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首选方法.由于肝硬化背景、HCC的异质性及TACE抵抗等诸多原因,介入治疗疗效差异较大.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制剂等创新型药物在临床开始使用,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是对于不可切除HCC,使用单一治疗手段患者获益有限,因此基于TACE为主的介入治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二联、三联、四联治疗方式已逐步成为HCC治疗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各种联合治疗方案的搭配模式、应用时机、疗效和安全性等尚不明朗,仍需要大样本、前瞻性、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索和验证.本文旨在对不可切除HCC各种介入联合治疗方式的相关临床特征及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目的 建立肝细胞癌(HCC)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介入治疗预后的临床-影像学联合列线图模型,分析该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164例采用TACE治疗的HCC患者临床及术前CT检查资料,应用风险比例COX回归模型,筛查影响HCC患者TACE抵抗的独立因素,建立联合临床与影像学的列线图模型,并进行模型内部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验证该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 多因素COX回归模型表明,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CLC)、术前甲胎蛋白(AFP)水平、肿瘤个数、肿瘤最大直径及CT显示肿瘤边界不规则是影响TACE抵抗的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COX回归模型构建预测列线图,设定预测模型的总分为6分,以3分为分界点,将TACE抵抗的HCC患者分为低危组(0～3分)与高危组(3～6分).高危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短于低危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生存曲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ROC曲线与校准曲线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论 基于TACE预后影响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预测HCC患者TACE抵抗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是中期肝细胞癌(HCC)的标准治疗方案,部分患者无法在重复的TACE疗程中获益,这种状况被称为"TACE抵抗".TACE抵抗发生的原因尚未完全阐明,TACE治疗后肿瘤缺氧环境诱导的TP53突变是其可能的机制.基于肿瘤影像学特征、肿瘤标志物、放射组学特征和基因组数据的多个预测模型被提出,旨在早期识别TACE抵抗状态.此外,血清微小RNA、蛋白质和炎症因子也是TACE抵抗潜在的预测标志物.以索拉非尼为代表的靶向治疗是TACE抵抗后首选的替代方案,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以进一步改善预后;肝癌局部治疗,包括DEB-TACE、B-TACE、SBRT、TARE、125I粒子放射治疗及HAIC也被证明在部分TACE抵抗患者中有效.本文就TACE抵抗预测模型和发生TACE抵抗的后续治疗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 探讨新型载药微球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对常规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抵抗的中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存在常规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抵抗的30例中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均采用新型载药微球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并对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观察评价.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实施载药微球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后,临床疗效确切,手术成功率为100.00%(30/30).相较手术前,手术后早期阶段AST及ALT水平有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逐渐恢复正常,其余指标无异常.术后8例患者体温升高到38.1℃～39℃,3例患者出现腹部疼痛,6例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症状.结论 常规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抵抗情况的发生,对中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有严重影响,而采用新型载药微球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技术则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