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气管转移瘤(endotracheal/endobronchial metastases,EEM)是指由肺部以外的恶性肿瘤转移至中央支气管及亚段支气管,并在纤维支气管镜下可见的肿瘤,约占气管肿瘤的1.1％[1],临床上极为罕见.支气管部位的肿瘤可导致中心气道狭窄,如治疗不及时,可因阻塞严重或破裂出血导致窒息,严重者可能导致死亡[2].目前临床针对大咯血患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支气管动脉栓塞术(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BAE)、支气管镜腔内治疗以及外科手术[3].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 比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后不同时间间隔联合射频消融(RFA)治疗早期肝细胞癌(HCC)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接受TACE联合RFA治疗的早期H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TACE治疗后接受RFA治疗的时间间隔分为两组:A组(0～14 d)22例,B组(15～30 d)34例.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总生存期(OS)及无进展生存期(PFS),同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56例患者中,BCLC分期0期20例,A期3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分期与肝癌的预后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肿瘤分期(RR=0.045,95％CI:0.003～0.623,P=0.021)是影响TACE联合RFA治疗HC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A组的5年生存率78％,B组为75％;A组和B组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14％和11％.A组和B组的PFS分别为23个月和31个月,两组的OS均为60个月.A组和B组的PFS(HR=1.085,P=0.795)和OS(HR=0.514,P=0.4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TACE联合RFA治疗HCC患者的肿瘤分期越早,预后越好.而TACE与消融的时间间隔对疗效无影响,TACE后30 d内行RFA安全有效.

目的 探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肝细胞癌的近远期疗效.方法 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枞阳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肝细胞癌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治疗组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对照组接受传统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评估治疗效果、肝功能、血清AFP水平、生存期、安全性等.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CR+PR比例高于对照组为90.00％(27/30)比66.67％(2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811,P=0.028);治疗6周后ALT为(40.92±6.09)U/L,低于对照组的(46.33±8.13)U/L;治疗9周后血清AFP水平对照组为(153.25±42.23)μg/L,高于治疗组的(74.61±18.29)μg/L;治疗组的无进展生存期为(22.41±2.88)个月,总生存期为(34.18±5.77)个月,对照组无进展生存期为(14.17±3.14)个月,总生存期为(21.68±5.36)个月,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肝细胞癌的近远期疗效均较好.

目的 探讨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联合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dex,SIRI)预测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后疗效的价值.方法 选择2019年6月-2022年12月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胆道三科首次行TACE治疗的97例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前1周内对所有患者行MRI检查,记录ADC值、SIRI和临床病理特征.术前收集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计算SIRI.术前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因、Child-Pugh分级、肿瘤最大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al liver cancer staging,BCLC).TACE治疗后1个月,依据美国肝病协会提出的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对患者术后疗效进行评估,分为客观缓解(Objective remission,OR)组和非OR组.结果 经TACE治疗后,76例患者纳入OR组,21例患者纳入非OR组.与OR组比较,非OR组的肿瘤最大径增大,术前ADC降低,SIRI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肿瘤最大径＜60 mm者相比较,肿瘤最大径≥60 mm者的术前ADC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Child-Pugh分级为B级患者比较,A级患者的术前SIRI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患者治疗前ADC值与SIRI呈负相关关系(r=-0.308,P=0.002).ADC值、SIRI及两者联合预测肝癌患者经TACE治疗后疗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分别为 0.854(95％CI:0.766～0.942)、0.857(95％CI:0.772～0.942)和0.925(95％CI:0.868～0.981).结论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ADC值联合SI-RI对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短期疗效的预测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观察仑伐替尼治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无效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介入放射科收治的不可切除且对TACE无效（间隔4~6周、两次TACE后仍呈肿瘤进展）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36例，男30例、女6例，年龄35~76（54±10）岁。所有患者均口服仑伐替尼（体质量≥60 kg者12 mg/d；体质量<60 kg者8 mg/d）后6~8周以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评价疗效，包括疾病控制率、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并记录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等，此后每8周评估一次。结果:具有完整的随访资料者35例，无完全缓解病例，部分缓解2例（5.7%），稳定5例（14.3%），疾病控制率20.0%（7/35），总生存期11.5个月，无进展生存期5.3个月。24例（66.7%）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高血压、蛋白尿、腹胀等，因不能耐受停用者1例（2.8%）、减量者5例（13.9%）。结论:仑伐替尼对部分不可切除且对TACE无效的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有效，能延长总生存期，虽然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但多较轻且为可逆。

目的:本研究基于倾向评分匹配(PSM)比较挽救性肝移植(sLT)及再次肝切除(RR)的疗效，同时探讨影响复发性肝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8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124例肝癌切除术后肝内复发再手术的患者，按照再次所行手术方式的不同，分成sLT组(46例)和RR组(78例)，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PSM)，筛选出34例患者用于数据分析，比较匹配前后两组的临床基本资料、总生存期(OS)及无瘤生存期(DFS)来探讨两种手术方式的优劣以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匹配前sLT组的术前血清总胆红素、多发肿瘤的比例、术前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的比例及符合米兰标准的比例均要高于RR组( P<0.05)，最大肿瘤直径sLT组要小于RR组(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微血管侵犯(MVI)阳性率及术后ClavienⅢ级以上的并发症的比例均要高于RR组( P<0.05)。匹配后sLT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ClavienⅢ以上的比例均高于RR组( P<0.05)；sLT组的1、3、5年OS与RR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LT组的1、3、5年DFS与RR组相比较优( P<0.05)；甲胎蛋白(AFP)≥100 μg/L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方式、AFP≥100 μg/L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sLT组术前病情更重，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严重并发症率高于RR组；sLT组较RR组可取得更长的DFS，但对OS来说，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脏常见恶性肿瘤，具有浸润性强、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特点。大部分HCC患者在初诊时发现即为晚期，难以采用根治性手术进行切除。因此，临床上常采用介入治疗、肝动脉血管栓塞术、全身系统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联合应用，但中位生存时间、无进展生存期不尽人意，效果不甚理想，且晚期HCC患者缺乏统一的有效治疗措施。近年来，伴随着生物治疗技术的发展，免疫治疗以其毒副作用小、自身特异性高的特点，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式。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介入治疗等联合应用，在晚期HCC患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文章对近几年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HCC患者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上HCC免疫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研究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治疗肝癌的精准护理。方法:选取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肝癌患者66例，采取数字表随机法将肝癌患者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3例。两组患者均应用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治疗，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加强常规护理，应用精准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不良反应率为3.0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6.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护理后患者的总满意度(100.00%)高于对照组(87.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术需精心的临床护理配合，精准护理可明显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并且提高护理满意度，是一种优秀的护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