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骨髓增生异常性肿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患者基因突变与临床特征、预后及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转化风险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100例连续的初治MDS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第二代测序技术检测患者中34种MDS疾病相关突变基因,分析该队列中不同基因的突变发生率及分布情况,探讨高频基因突变(突变率≥10%)与患者临床特征、预后及转化为AML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100例MDS患者共检出32种基因突变,有84%患者出现至少1种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最多见于MDS伴多系病态造血(MDS with multilineage dysplasia,MDS-MLD)患者(39.3%);≥60岁老年患者中有82.8%(53/64)出现基因突变.基因突变中,ASXL1突变发生率最高(26.0%),其他突变率大于10%的基因(高频基因)还包括TET2、U2AF1、DNMT3A、RUNX1、TP53和SF3B1.ASXL1易与RUNX1共突变,与TP53突变共排斥.在基因突变与临床特征相关性分析中,ASXL1突变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高于ASXL1未突变组;U2AF1突变组血小板计数少于U2AF1未突变组,老年患者中DNMT3A突变(85.7%)高于年轻患者(14.3%);RUNX1突变组白细胞计数高于RUNX1未突变组;TP53突变组中位国际预后评分系统-修订版(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Revised,IPSS-R)评分(6.0分)高于TP53未突变组(4.5分),P=0.016;TP53突变组中位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数值(420 U/L)高于TP53未突变组(222 U/L)(P=0.002).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18.6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7.1个月,多因素分析表明,TP53突变是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短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期间,15例(15%)患者发生AML转化,而DNMT3A基因突变是MDS患者发生AML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HR=3.73).结论:本研究中MDS患者的MDS相关基因突变率为84%,TP53突变与患者不良预后有关,DNMT3A突变与患者易于发生AML转化有关.

目的 建立α1A-肾上腺素能受体(α1A-AR)与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GFP)标记的活化T细胞核因子2(NFAT2)稳定共表达细胞.方法 ① 将pcDNA3.1-α1A-AR-3×FLAG重组质粒转染至U2OS-EGFP-NFAT2细胞,经潮霉素B(Hygro-B)200 mg·L-1 压力筛选后加入α1A-AR激动剂去甲肾上腺素(NE,10 μmol·L-1)孵育30 min,通过高内涵筛选系统检测细胞核内绿色荧光强度,验证EGFP-NFAT2 核转位,筛选得到稳定表达α1A-AR的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②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和Western印迹法检测该细胞和对照细胞U2OS-EGFP-NFAT2中α1A-AR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③将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接种于96孔板,分别加入NE(10-8～10-5 mol·L-1)或α2-AR激动剂右美托咪定(DMED,10-8.8～10-5 mol·L-1)孵育30 min,通过高内涵筛选系统检测EGFP-NFAT2 核转位.④将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分为溶剂对照组、α1-AR拮抗剂萘派地尔(1 μmol·L-1)组、NE(1 μmol·L-1)组、萘派地尔+NE(各1 μmol·L-1共孵育)组、α2-AR拮抗剂阿替美唑(0.1 μmol·L-1)组、DMED(0.1 μmol·L-1)组、阿替美唑+DMED(各0.1 μmol·L-1 共孵育)组和萘派地尔+DMED(萘派地尔1 μmol·L-1 与 DMED 0.1 μmol·L-1共孵育)组,药物孵育时间均为30 min,通过高内涵筛选系统检测EGFP-NFAT2核转位,验证该细胞α1A-AR功能的特异性.结果 ①Hygro-B压力筛选得到58株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NE 10 μmol·L-1孵育后,其中50号细胞核内绿色荧光强度最强,故选定其为稳定共表达α1A-AR和EGFP-NFAT2的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②Western印迹法结果显示,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可明显表达α1A-AR蛋白,而对照细胞U2OS-EGFP-NFAT2中未见α1A-AR蛋白表达.RT-qPCR结果显示,该细胞在传代5～20代内α1A-AR mRNA均稳定表达,其表达水平为对照细胞的500～800倍.③NE或DMED使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中EGFP-NFAT2核转位明显增加,半数有效浓度(EC50)分别为5.94×10-7和6.15×10-8 mol·L-1.④与溶剂对照组和萘派地尔组比较,NE组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EGFP-NFAT2核转位明显增强(P<0.01),而萘派地尔+NE组EGFP-NFAT2核转位较NE组明显减弱(P<0.01).与溶剂对照组和阿替美唑组比较,DMED组EGFP-NFAT2核转位明显增强(P<0.01),阿替美唑+DMED组EGFP-NFAT2核转位与DMED组比较无明显差别,而萘派地尔+DMED组EGFP-NFAT2核转位较DMED组明显减弱(P<0.01).结论 成功构建稳定共表达α1A-AR和EGFP-NFAT2的U2OS-EGFP-NFAT2-α1A-AR细胞,可用于靶向α1A-AR化合物筛选和受体分子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伴环状铁粒幼红细胞增多（RS）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RS）患者的基因突变特征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01年1月至2019年6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新诊断的255例原发性MDS-RS患者资料。129例采用一代测序、126例采用包含112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的二代测序（NGS）进行基因突变分析。结果:共193例（75.7%）检出SF3B1突变，其中SF3B1 K700E突变147例（76.2%）。非SF3B1基因突变较常见的有TET2（16.7%）、ASXL1（14.3%）、U2AF1（11.1%）、TP53（7.9%）、SETBP1（6.3%）和RUNX1（6.3%）。RS 5%~<15%患者SETBP1突变率显著高于RS≥15%患者（21.4%对4.5%， P=0.044），其余基因突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114例NGS检出SF3B1突变的患者中，RS 5%~<15%患者SF3B1等位基因突变频率（VAF）与骨髓RS比例呈正相关（ r=0.486， P=0.078）；RS≥15%组SF3B1突变型患者骨髓RS比例显著高于野生型患者[40.0%（15.0%~80.0%）对25.5%（15.0%~82.0%）， P<0.001]，且SF3B1 VAF与骨髓RS比例呈正相关（ P=0.009， rs=0.261）。全部患者SF3B1突变型与野生型年龄、ANC、PLT、平均红细胞体积、RS比例、IPSS-R染色体核型及IPSS-R预后分组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SF3B1突变是影响总生存（OS）时间的独立良好预后因素（ HR=0.265，95% CI 0.077~0.917， P=0.036），TP53突变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HR=6.272，95% CI 1.725~22.809， P=0.005）。根据SF3B1和TP53突变状态将MDS-RS患者分为四组：SF3B1和TP53均突变组、SF3B1和TP53均野生组、SF3B1野生伴TP53突变组及SF3B1突变伴TP53野生组，四组患者OS时间差异显著（ P<0.001）。组间两两比较显示SF3B1突变伴TP53野生组OS时间显著长于SF3B1野生伴TP53突变组、SF3B1和TP53野生组，而与SF3B1和TP53均突变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SF3B1突变在MDS-RS中的发生率较高，几乎均是错义突变，以K700E突变最为常见。SF3B1突变是MDS-RS患者生存的独立良好预后因素，TP53突变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二者联合可更精细地指导MDS-RS患者预后分层。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RNA CDKN2BAS(lncRNA CDKN2BAS)是否通过靶向微小RNA(miRNA，miR)-98-5p影响骨肉瘤细胞增殖、凋亡、迁移及侵袭。方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成骨细胞hFOB1.19(购自上海通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骨肉瘤细胞U2-OS、SOSP-9607、Saos-2、SJSA-1(购自美国典型菌种保藏中心)中CDKN2BAS、miR-98-5p的表达水平；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组为si-con组、si-CDKN2BAS组、miR-con组、miR-98-5p组、si-CDKN2BAS＋anti-miR-con组、si-CDKN2BAS ＋anti-miR-98-5p组，噻唑蓝(MTT)法检测CDKN2BAS与miR-98-5p表达对骨肉瘤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CDKN2BAS与miR-98-5p表达对骨肉瘤细胞凋亡能力的影响；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CDKN2BAS与miR-98-5p表达对骨肉瘤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检测CDKN2BAS是否靶向miR-98-5p；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MMP-9、p21、活化的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9、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磷酸化-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p-p38 MAPK)的表达量。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hFOB1.19细胞与骨肉瘤细胞U2-OS、SOSP-9607、Saos-2、SJSA-1中CDKN2BAS的表达水平分别为1.05±0.28、4.26±0.42、3.65±0.56、4.02±0.46、3.75±0.41，miR-98-5p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98±0.06、0.41±0.05、0.64±0.07、0.57±0.06、0.47±0.05，与hFOB1.19细胞比，骨肉瘤细胞株中CDKN2BAS表达明显上调( F＝80.889， P<0.05)，miR-98-5p表达明显下调( F＝130.868，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沉默CDKN2BAS与过表达miR-98-5p后骨肉瘤细胞存活率分别为(68.57±8.63)%、(64.68±7.24)%，迁移细胞数分别为(98.43±11.51)、(93.46±12.54)个，侵袭细胞数分别为(47.93±6.84)、(38.64±6.69)个，沉默CDKN2BAS与过表达miR-98-5p后骨肉瘤细胞增殖活力明显降低( F＝37.873、60.131， P<0.05)，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减弱( F＝159.281、189.097，167.638、302.502， P<0.05)，Ki-67、MMP-2、MMP-9、p-p38 MAPK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F＝101.455、161.465、196.590、149.229、157.759、55.555， P<0.05)，而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 F＝260.694、270.939， P<0.05)，p21、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9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F＝88.672、448.342、202.034、118.338、121.661、290.273，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实CDKN2BAS靶向抑制miR-98-5p的表达；与si-CDKN2BAS＋anti-miR-con组比较，si-CDKN2BAS＋anti-miR-98-5p组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明显增强( t＝4.546、10.682、5.648， P<0.05)，细胞凋亡能力明显减弱( t＝6.996，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lncRNA CDKN2BAS通过靶向负调控miR-98-5p的表达影响骨肉瘤细胞增殖、凋亡、迁移及侵袭能力。

目的:探讨镭-223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采用镭-223治疗的22例mCRPC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70.7±1.3)岁；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1分7例，2分15例；骨转移分级Ⅱ级7例，Ⅲ级15例。针对mCRPC，既往行一线治疗1例(4.6%)，二线治疗4例(18.2%)，三线治疗10例(45.5%)，四线治疗4例(18.2%)，五线治疗3例(13.6%)；平均经历三线治疗。从诊断mCRPC至开始镭-223治疗的中位时间为29(20，34)个月。治疗前中位碱性磷酸酶(ALP)为147.0(101.8，212.5)U/L，中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为44.7(20.2，99.1)ng/ml；6例(27.27%)合并1~2级贫血，血红蛋白中位值115.0(103.8，122.5)g/L，中性粒细胞计数(3.0±0.3)× 10 9/L，血小板计数(169.8±17.0) ×10 9/L。患者每4周静脉注射镭-223(剂量为55kBq/kg)，最多6个周期。统计分析总生存时间(OS)、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时间(rPFS)、PSA进展时间、PSA缓解率、疼痛缓解率、疼痛进展时间，根据镭-223治疗前经历的治疗线数分层分析OS、rPFS、PSA进展时间等。同时分析镭-223治疗的主要不良反应。 结果:本组22例采用镭-223治疗平均2.7(1~6)个周期，共4例完成6个周期；12例(54.6%)治疗≥3个周期，10例(45.5%)治疗<3个周期。13例(59.1%)单独采用镭-223治疗，9例(40.9%)联合其他治疗(其中多西他赛化疗1例，恩扎卢胺2例，奥拉帕利3例，磷酸雌莫司汀3例)。本组所有患者均未使用双磷酸盐治疗。本组中10例(45.5%)死亡，均死于疾病进展；22例中位生存时间11.0(2.2，19.8)个月。3例(13.6%)、7例(31.8%)、3例(13.6%)、1例(4.5%)分别于治疗后2、3、4、10个月出现影像学进展，余8例(36.4%)均未出现影像学进展，22例中位rPFS为4.0(3.1，4.9)个月。4例(18.2%)出现PSA缓解，其中3例(13.6%)后期PSA再次升高，1例(4.5%)PSA持续稳定下降；22例中位PSA进展时间为3.6(2.2，5.1)个月。15例(68.2%)治疗1个月疼痛缓解，其中5例(22.7%)后期出现疼痛加重，10例(45.5%)疼痛持续缓解；22例疼痛进展时间中位值5.5(3.5，7.6)个月。本组无骨折患者，无因疼痛行放疗或手术患者。7例(31.8%)治疗后ALP较基线下降≥30%。镭-223治疗主要不良反应为恶心(15例，68.2%)、呕吐(7例，3.8%)、血小板减少(8例，36.4%)、贫血(6例，27.3%)、中性粒细胞减少(4例，4.6%)，均为1~2级，无≥3级不良反应；无因不良事件导致治疗中断者。结论:镭-223治疗mCRPC患者疼痛缓解率高，可延长OS、rPFS及PSA进展时间；治疗期间无严重不良反应，患者耐受性好。结论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延长随访时间以验证。

目的:探讨Rab蛋白22A(Rab22A)在骨肉瘤组织中得表达及对肿瘤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上皮-间充质转化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77例骨肉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分析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Rab22A蛋白表达水平。采用对照慢病毒和Rab22A短发卡RNA(shRNA)慢病毒感染人骨肉瘤细胞U2OS，分别为对照组和Rab22A KD组，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分析两组细胞增殖能力；采用划痕实验、Transwell和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分析对照组和Rab22A KD组细胞迁移、侵袭和上皮-间充质转化能力。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骨肉瘤组织中Rab22A表达水平(2.09±0.22)明显高于癌旁组织(1.01±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910， P<0.05)。对照组细胞吸光度( A)值(2.09±0.11)明显高于Rab22A KD组(1.53±0.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795， P<0.05)。对照组细胞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表达水平(1.18±0.12)明显高于Rab22A KD组(0.89±0.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195， P<0.05)。对照组细胞划痕愈合率[(85.98±3.82)%]明显高于Rab22A KD组[(68.03±5.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54， P<0.05)。对照组细胞侵袭数量[(117.67±12.23)个]明显高于Rab22A KD组[(87.83±5.88)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387， P<0.05)。对照组细胞黏着斑激酶(FAK)表达水平(0.98±0.12)明显高于Rab22A KD组(0.70±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039， P<0.05)。Rab22A对骨肉瘤细胞上皮-间充质转化的影响，Western blot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上皮细胞标志物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水平(0.71±0.10)明显低于Rab22A KD组(1.11±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14， P<0.05)。对照组细胞间皮细胞标志物Snail、N-钙黏蛋白(N-cadherin)、波形蛋白(Vimentin)表达水平(0.98±0.10、1.16±0.09、1.09±0.11)明显低于Rab22A KD组(0.82±0.05、0.80±0.09、0.80±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595、6.849、4.931， P<0.05)。 结论:Rab22A在骨肉瘤组织中呈高表达，促进骨肉瘤细胞得迁移、侵袭和上皮-间充质转化等恶性转移特性。

目的:探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联合小剂量艾曲泊帕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持续血小板减少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20例诊断为allo-HSCT后血小板持续减少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移植后未达血小析植入标准[血小板计数（Plt）连续7 d不低于20×10 9/L且脱离血小板输注]，接受rhTPO 15 000 U，1次/d，皮下注射；艾曲泊帕50 mg，1次/d，口服。治疗有效为治疗后Plt≥20× 10 9/L且连续7 d脱离血小板输注，治疗无效为治疗后Plt<20×10 9/L或未能脱离血小板输注。分析rhTPO联合小剂量艾曲泊帕治疗效果；评价不良反应；比较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的临床特征；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的总生存（OS）、无病生存（DFS）。 结果:20例患者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5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4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2例；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PFPR）10例，继发性血小板减少症（SFPR）10例。患者移植后开始治疗的中位时间[ M（ Q1， Q3）]为79 d（50 d，89 d），治疗持续中位时间为19.5 d（15 d，30 d）。20例中13例（65.0%）治疗有效（其中PFPR 8例，SFPR 5例），7例（35.0%）治疗无效。治疗有效患者的治疗起效中位时间为10 d（7 d，19 d）。联合治疗期间，5例氨基转移酶升高至正常值上限2.5倍以上或胆红素高于2倍正常值上限，无不良反应相关动脉栓塞、骨髓纤维化、原发病复发等。联合治疗前治疗有效组巨核细胞计数高于治疗无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个（10个，20个）比2.5个（2个，4个）； Z＝-2.33， P＝0.017]；两组性别、基础疾病类型、人类白细胞抗原匹配程度、供受者血型、预处理方案、使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输注CD34 +细胞数量、血小板减少症类型、合并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真菌或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的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1年OS率分别为100.0%和42.9%，两组O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年DFS率分别为92.3%和28.6%，两组D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 结论:rhTPO联合小剂量艾曲泊帕治疗allo-HSCT后血小板持续减少具有一定的疗效，安全性较好。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探讨术前血清细胞角质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 21-1）对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手术切除患者预后的预测应用。采用回顾性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CRC患者456例。收集研究对象术前CYFRA 21-1、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数据及病理资料，根据X-tile确定CYFRA 21-1的cut-off值，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比较临床病理特征在不同CYFRA 21-1水平组的差异，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5年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的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不同水平CYFRA 21-1、CEA、CA19-9的CRC患者5年OS、DFS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CYFRA21-1用于CRC预后的预测效能，绘制nomogram列线图预测1、3、5年生存率。结果显示血清CYFRA 21-1、CEA和CA19-9的最佳cut-off值分别为4.9 ng/ml、29.2 ng/ml和72.8 U/ml。不同性别、肿瘤大小、位置、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TNM分期在CYFRA 21-1高、低值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18、<0.001、<0.001、<0.001、0.002、0.001、0.003。CYFRA 21-1（≥4.9 ng/ml）既是CRC患者5年OS（ HR：4.008，95% CI：2.309~6.958， P<0.001）也是DFS（ HR：3.75，95% CI：2.227~6.314， P<0.001）的独立危险因素。CYFRA 21-1预测5年OS和DFS的AUC分别为0.725和0.720，联合CEA、CA19-9后的AUC为0.804和0.827。根据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OS和DFS的列线图，C指数分别是0.799和0.803。综上，术前血清CYFRA 21-1水平可能是影响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CYFRA 21-1结合CEA、CA19-9和TNM分期等建立的预后模型，可能为预防CRC的复发和临床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