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不典型肾脏血管瘤临床特点及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肾脏血管瘤的临床资料,术前均接受检查,均诊断为肾脏肿瘤性病变,接受肾脏切除术.结果 病灶在CT上呈圆形、类圆形或椭圆形等低密度灶,边界欠清,突向皮质外或肾窦,增强扫描实性成分早期边缘不均匀强化,静脉期不均匀延迟强化,中央或周围有不强化区域.MRI扫描在T1WI上呈稍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正反相位图像区别不大,DWI呈等或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强化同CT相似.病理切片肿块呈灰褐色,细胞无异型性.免疫组化检查CD31(+)CD34(+),KI-64呈低增值,符合肾脏血管瘤.术后,患者均恢复良好,12月内无出现复发或转移.结论 不典型肾脏血管瘤临床少见,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但较典型血管瘤相比,容易误诊为肾脏富血供良恶性肿瘤.最终确诊依赖病理学检查.治疗以手术切除或介入栓塞为主.

目的:探讨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淋巴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L）与Lugano标准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期疗效与预后评估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为DLBCL且在治疗前及中期（3~4个疗程）化疗后行 18F-FDG PET/CT检查的8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其中男性40例、女性42例，年龄（53.9±16.6）岁。依据RECIL在中期化疗后对所有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轻微缓解（MR）、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将MR患者分别定义为PR或SD。再依据Lugano标准在中期化疗后对所有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包括CR、PR、SD、PD. CR和PR患者归为缓解组，SD和PD患者归为未缓解组。采用Kappa检验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的一致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缓解组与未缓解组患者的预后；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的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结果:当MR患者定义为PR时，RECIL与Lugano标准的一致性为92.7%（76/82），一致性较好（Kappa值=0.855， P<0.01）。当MR患者定义为SD时，二者的一致性为90.2%（74/82），一致性也较好（Kappa值＝0.811， P<0.01）。Lugano标准、RECIL (MR定义为PR）、RECIL (MR定义为SD）缓解组患者的2年无进展生存（PFS）率（69.7%对0、71.4%对0、71.2%对0）和总生存（OS）率（88.2%对33.3%，87.0%对40.0%，90.4%对33.3%）均明显高于未缓解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4.540~65.446，均 P<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年龄、RECIL （MR患者定义为SD）均是影响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PFS率的危险因素[风险比（ HR）= 1.050、3.527，均 P<0.001]，RECIL未缓解组患者进展的风险是缓解组患者的3.527倍。年龄、Ann Arbor分期、RECIL （MR患者定义为SD）均是影响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OS率的危险因素（ HR=1.097、1.884、4.739，均 P<0.05），RECIL未缓解组患者死亡的风险是缓解组患者的4.739倍。 结论:RECIL与Lugano标准对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疗效评估的一致性较好，RECIL能在DLBCL患者的预后预测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是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标志性蛋白，其在多种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中高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几乎不表达，现已成为肿瘤诊疗的重要靶点。 68Ga标记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API）的PET/CT显像具有不受血糖水平的影响、肿瘤摄取迅速以及可获得较高的靶／本底比值图像等特点，已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胃及结直肠肿瘤具有发病隐匿、易复发转移，且腹膜转移不易检出等特点，患者预后较差。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检查相比， 68Ga-FAPI PET/CT在胃及结直肠肿瘤的诊断、分期与疗效评估中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笔者重点就 68Ga-FAPI-04 PET/CT在胃及结直肠肿瘤诊疗中的临床价值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鼻咽癌是一种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高发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具有易复发、易转移的特点。临床上，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及生化指标监测已成为管理鼻咽癌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环。 18F-FDG PET/CT参数和炎症标志物的联合应用可能在提高鼻咽癌诊断准确率及开展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并对鼻咽癌患者临床预后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笔者系统地综述了 18F-FDG PET/CT参数和炎症标志物在鼻咽癌患者预后预测中的应用进展。

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是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重要且有效的手段，感染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诊断延误或评估不足将导致生存预后降低等严重后果。近年来，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在LVAD植入术后感染诊断的定性、定位、分型、程度评估、治疗指导和预后预测方面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临床作用。笔者对 18F-FDG PET/CT在LVAD植入术后感染中的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构建并验证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的孤立性肺结节(SPNs)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恶性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PET/CT中心行 18F-FDG PET/CT显像，且有明确吸烟史、同机CT示有肺间质纤维化合并SPNs的169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均为男性，年龄68(63，75)岁。以病理学诊断结果或肺内病灶随访的影像学资料(随访时间≥2年)为标准，判断结节良恶性；运用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恶性病灶的临床特征(年龄、吸烟指数)、形态特征(病灶最大径、密度、位置、分布、与纤维化区域相对位置、毛刺征、分叶征、钙化、空泡征、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肺气肿及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和代谢特征[病灶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结节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及 k折交叉验证( k＝10)验证模型。 结果:共发现SPNs 222个，其中恶性157个、良性65个。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指数，结节是否伴毛刺征、分叶征、血管集束征、钙化、肺气肿，结节大小，与纤维化区域的相对位置，SUV max，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在良恶性结节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2.514~9.858, χ2值：4.353~18.442，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钙化、血管集束征及SUV max为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OR)：0.048~2.534，均 P<0.05]，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为：恶性概率 P＝1/(1＋e - x), x＝-1.839-3.033×钙化＋0.930×血管集束征＋0.754×SUV max(结节具有钙化或血管集束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自身验证ROC曲线下面积为0.932(95% CI: 0.895~0.969)，模型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87.9%、86.2%。 k折交叉验证示，测试组预测准确性为0.847±0.075，训练组预测准确性为0.862±0.010。 结论:钙化、血管集束征和SUV max是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SPN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指标的模型判断恶性SPNs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 18F－FDG PET/CT显像对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病因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49例初诊HLH患者(男32例、女17例，年龄19～61岁)。观察并记录PET/CT显像结果及临床资料。以病理学检查及临床随访结果为标准，计算PET/CT、PET、CT显像对HLH病因的诊断效能；采用 χ2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与非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间PET/CT显像特征及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计算血液系统肿瘤患者淋巴结SUV max、可溶性CD25(sCD25)预测继发HLH的AUC和最佳阈值。 结果:PET/CT、PET、CT在HLH病因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5.7%(30/35)、8/10、84.4%(38/45)、93.8%(30/32)、8/13；77.1%(27/35)、6/10、73.3%(33/45)、87.1%(27/31)、6/14；62.9%(22/35)、5/10、60.0%(27/45)、81.5%(22/27)、5/18。不同病因组间淋巴结分布及边界、肝脾及骨骼病变特征、淋巴结及肝、脾、骨骼SUV max、性别、年龄、WBC、中性粒细胞(ANC)、PLT、乳酸脱氢酶(LDH)、总胆红素(TBIL)、C反应蛋白(CRP)、sCD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3.91～9.66， t值：3.75～7.90, z值：3.82～4.01，均 P<0.05)。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比值比( OR)：1.28(95% CI：1.09～1.72)、1.56 (95% CI：1.17～2.49)， P值：0.004、0.013]；预测最佳阈值分别为12.6、40 028 ng/L，AUC分别为0.87、0.76，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8.6%(31/35)和8/10、65.7%(23/35)和7/10；两者结合后AUC为0.83，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74.3%(26/35)和9/10。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对HLH病因诊断具有较高价值；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

目的:探讨适合心房 18F-FDG PET/CT显像的方法，并分析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患者心房异常摄取的特征。 方法:前瞻性入组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间北京朝阳医院69例房颤患者[男43例，女26例，年龄(64±11)岁]行60及120 min 18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另招募10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3名，女7名，年龄(66±4)岁]行60 min 18F-FDG PET/CT显像。采用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美国核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血管计算机断层扫描学会(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生理性摄取。图像分析：(1)左心室心肌 18F-FDG摄取情况定性分析：0级，左心室心肌摄取低于或等于心血池；1级，轻度高于心血池；2级，明显高于心血池。另观察左心房、左心耳和右心房的 18F-FDG摄取情况，高于心血池判定为异常摄取；采用配对 χ2检验比较早期相与延迟相各心房及心耳结构异常摄取的比例。(2)定量分析：测定左心房、左心耳、右心房的SUV max，并测定左右心房腔的SUV mean，计算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的靶本比(TBR)；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各心房及心耳结构早期相与延迟相TBR间的差异。采用 χ2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房颤患者和对照组心房各结构 18F-FDG摄取差异。 结果:84.8%(67/79)的受试者左心室心肌生理性摄取被有效抑制，仅1例由于左心室摄取较高而影响对左心耳的判读。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左心房、右心房及左心耳延迟相异常摄取的比例均高于早期相，其中左心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9%(19/68)与42.6%(29/68); χ2＝8.10， P＝0.020]。定量分析示，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延迟相TBR均高于早期相TBR[左心房：1.1(1.0，1.3)与1.1(1.0，1.2)；左心耳：1.2(1.0，1.5)与1.0(0.9，1.2)；右心房：1.4(1.1，1.9)与1.3(1.0，1.5)； z值：-6.81~-3.42，均 P<0.05]。87.0%(60/69)的房颤患者存在心房异常摄取，明显高于对照组[0(0/10); χ2＝31.50， P<0.001]，其中左心耳、右心房异常摄取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心耳：30.4%(21/69)与0(0/10); χ2＝4.10， P＝0.042；右心房：53.6%(37/69)与0(0/10); χ2＝8.00， P＝0.001]。 结论:采用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的生理性摄取并适当延长采集间隔，有利于观察心房的 18F-FDG异常摄取。房颤患者心房 18F-FDG摄取增加。

目的:探讨局限性紫癜性肝病(PH)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与磁共振成像(MRI)特征。方法:选择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于乐清市人民医院经病理确诊的8例PH患者(10个病灶)，分析病灶部位、大小、形态等，以及患者的CT(4例患者4个病灶)与MRI(5例患者7个病灶)特征。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8例PH患者中，6例患者病灶位于肝右叶，1例位于肝左叶，1例(3个病灶)位于肝左、右叶；8个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2个病灶呈片状不规则形。病灶中位最大径(范围)为4.2 cm(2.2～9.3 cm)，其中2个病灶最大径<3.0 cm ，6个最大径为3.1～5.0 cm ，2个最大径>6.0 cm。9个病灶界限清晰，1个界限模糊。9个病灶有包膜，1个无包膜。1个病灶内有血管穿行。4例患者(4个病灶)CT平扫显示，3个病灶密度均匀，3个病灶呈低密度；CT增强扫描显示，动脉期2个病灶呈显著强化，门脉期3个病灶持续中度强化，延迟期2个病灶持续轻度强化。5例患者(7个病灶)MRI平扫显示，6个病灶信号均匀，T1加权像3个病灶呈低信号、4个呈等信号，T2加权像压脂序列6个病灶呈高信号，弥散加权成像3个病灶呈高信号、4个呈等信号；MRI增强扫描显示，4个病灶动脉期全瘤显著强化，5个病灶门脉期持续中度强化，6个病灶延迟期持续轻度强化。结论:PH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界限清或不清，密度均匀或不均，CT和MRI平扫特征为低密度，T1加权像低信号，T2加权像和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CT和MRI增强以中度或显著持续强化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