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疗效以及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03-01-2023-07-3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一线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进展后接受阿美替尼序贯治疗的99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评估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及颅内疾病控制率(IC-DCR),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99例患者中,脑转移占52.53％(52/99),T790M+占53.54％(53/99).患者中位 PFS 为 12.6 个月(95％CI:10.7～17.4),中位 OS 为 32.3 个月(95％CI:23.8～NA),DCR为93.94％(93/99),IC-DCR为92.31％(48/52).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功能状态(PS)评分≥2分(HR=2.181,P=0.007)、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10.033,P=0.041)、T790M 突变未知(HR=3.086,P=0.004)和有脑转移(HR=1.910,P=0.040)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T790M+(HR=0.393,P=0.034)、进展后未停用阿美替尼(HR=0.106,P＜0.001)是影响 PFS 的保护性因素.男性患者(HR=2.550,P=0.010)、PS≥2 分(HR=2.888,P=0.011)、21 861Q/18 G719X 突变(HR=12.623,P=0.004)、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70.605,P=0.001)、阿法替尼一线治疗(HR=56.203,P=0.001)、有脑转移(HR=4.585,P=0.001)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HR=0.125,P=0.001)是影响OS的保护性因素.在脑转移亚组中,基线有脑转移(HR=0.364,P=0.005)、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70,P=0.005)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60,P=0.029)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疗效良好,尤其对有脑转移患者疗效更为突出.

目的 探讨老年女性(年龄≥65岁)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和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以及手术治疗方式选择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北京妇产医院因阴道镜病理提示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病变[含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Ⅱ、CIN Ⅲ]住院治疗的老年女性病例共108例做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包括宫颈锥切和全子宫切除.结果 108例病例中合并HPV 16/18感染者共56例(51.85％),新柏氏液基细胞学检测(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提示HSIL以上及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高级别病变(atypical squamous cells:cannot exclude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ASC-H)病例共47例,与术后病理的符合率为43.52％.宫颈管搔刮(endocervical canal curettage,ECC)提示HSIL44例.约50％ 的病例因宫颈萎缩明显,初次治疗方法选择全子宫切除.HPV 16/18感染和非HPV 16/18感染病例阴道镜活检提示HSIL的点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8).宫颈锥切术后病理情况切缘情况研究显示,合并HPV 16/18感染和非HPV16/18的其它高危型HPV感染病例切缘阳性可能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1).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HPV 16/18感染仅与ECC提示为HSIL相关.手术方式初次选择锥切的病例65例,其中切缘阳性需进一步子宫切除的病例为36例,占56.25％.33例继续进行了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术后病理未见HSIL病灶者为16例(48.48％).结论 绝经后老年女性高危型HPV 16/18感染仍然是造成宫颈HSIL的重要因素之一;ECC对于宫颈萎缩的老年女性的宫颈HSIL的诊断有非常重要的协助作用.对于老年女性HSIL治疗的选择仍然建议首选宫颈锥切,宫颈萎缩明显的患者应由有经验的手术医生施行手术.

目的 探讨鼻咽癌根治性放疗后鼻咽部坏死的治疗策略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2年1月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收治的1020例鼻咽癌行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患者的资料,使用鼻咽部MRI、电子鼻咽镜检查及病理活检确认发生鼻咽部坏死的患者.鼻咽部坏死患者行电子鼻咽镜下冲洗清创,联合全身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应用Kaplan-Meier方法统计生存,Cox回归模型分析临床因素与预后的关系.结果 鼻咽癌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后出现鼻咽部坏死的患者共计20例,其发生率为1.96％.鼻咽部坏死患者以鼻咽部恶臭味及头痛症状多见.所有鼻咽部坏死的患者初治时鼻咽癌均为局部晚期,T3期2例(10％),T4期18例(90％).鼻咽部坏死均发生在原鼻咽病灶处,根据鼻咽部坏死分期,Ⅰ期6例(30％),Ⅱ期14例(70％),无Ⅲ期.鼻咽部坏死发生时间距放疗结束时间为2～24个月,中位时间为5个月.16例鼻咽部坏死患者经鼻咽镜下清创冲洗联合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后,均临床痊愈,其中无痕愈合9例,有痕愈合7例.4例因不能耐受鼻咽冲洗或诊治延误,病灶累及大血管致大出血死亡.累及颈内动脉组与不累及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37.5％和85.7％(P=0.008),有、无糖尿病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25.0％和77.8％(P=0.016).Cox回归单因素分析显示,坏死灶累及颈内动脉(HR=5.80,95％CI为1.14～29.38,P=0.034)及糖尿病(HR=10.24,95％CI为1.19～88.04,P=0.034)是患者总生存的影响因素.结论 初治鼻咽癌患者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后鼻咽部坏死经以鼻咽镜下清创冲洗为基础的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坏死病灶累及颈内动脉及合并糖尿病是影响患者生存的重要因素,血管侵犯致血管破裂是死亡主要原因.

目的:探讨重症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星形细胞病（GFAP-A）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内科自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收治的12例重症GFAP-A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如抗体检测结果等）、治疗方案及预后情况等，并对其进行分析总结。结果:12例患者中男性9例、女性3例，发病年龄（46.58±17.53）岁。首发临床症状为头痛、肢体无力、肢体麻木、精神异常、癫痫发作、尿便障碍等，起病前发热9例，病情加重后出现意识障碍12例、呼吸衰竭12例、血压心率不稳6例、癫痫持续状态2例。12例患者的头颅MRI均有异常，脑干受累的10例中有7例累及延髓，另有10例软脑膜异常强化。行全脊髓MRI检查的8例患者中，7例有脊髓异常病灶，其中6例表现为全脊髓膜点线样强化。12例患者的脑脊液GFAP-IgG均为阳性，其中3例合并血清GFAP-IgG阳性。12例患者均使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球蛋白治疗，1例加用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其中8例预后良好，4例死亡。并发症主要包括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症、低钠血症、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结论:重症GFAP-A患者的临床表型以脑膜脑炎、脑膜脑脊髓炎为主，延髓易受累，病情进展迅速，即使接受早期免疫治疗也仍有较高的死亡率。

目的:探讨个体化选择局部皮瓣Ⅰ期修复鼻翼部分缺损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19年6月大连市中心医院38例鼻翼区肿物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皮内痣5例，交界痣8例，基底细胞癌21例，毛发上皮瘤3例，鼻翼沟瘘管合并感染1例。采用局部麻醉为主的手术治疗，术中行冰冻病理学检查确诊并确定安全缘。所有患者均无鼻翼软骨浸润。鼻翼病灶切除后的缺损面积在1.0 cm × 1.0 cm~3.0 cm × 2.5 cm。根据鼻翼缺损的位置、大小，按照美学要求设计局部皮瓣，Ⅰ期修复术区缺损。其中，采用带蒂鼻唇沟皮瓣修复15例，改良菱形皮瓣修复10例，鼻唇沟旋转皮瓣修复6例，V-Y推进皮瓣修复5例，双叶皮瓣修复2例。结果:1例术后因压迫包扎过紧导致血运障碍，1例术后感染，2例患者经对症处理后延期愈合；其余患者均愈合良好。所有皮瓣均成活，无面部畸形，美容效果良好。结论:鼻翼部分缺损的Ⅰ期皮瓣修复，需要按照鼻面部的美学要求，因病而异，因医者经验而异，进行个体化皮瓣选择，达到兼顾修复缺损和美容的目的。

目的:探讨结合临床实践提出的感染性胰腺坏死（IPN）影像学分型中各型IPN的临床特点及不同治疗方式的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胆外科收治的126例IPN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70例（55.6%），女性56例（44.4%），年龄［ M（IQR）］44（17）岁（范围：12~87岁）。重症急性胰腺炎（SAP）67例（53.2%），中重症急性胰腺炎59例（46.8%）。所有病例均符合IPN诊断标准。根据CT图像中显示的感染坏死部位不同，将病例分为Ⅰ型（中央型IPN）、Ⅱ型（外周型IPN）、Ⅲ型（混合型IPN）和Ⅳ型（孤立型IPN），分别为21例、23例、74例和8例；另根据治疗策略不同分为创伤递升式（Step-up）治疗策略（Step-up组）和跨越式（Step-jump）治疗策略（Step-jump组），分别为109例和17例。分别采用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各组临床指标及患者预后的差异。 结果:各型IPN患者在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等级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其他三型IPN合计相比，Ⅳ型IPN患者的总住院时间［69（40）d 比19（19）d］及总住院费用［32.3（41.9）万元比6.0（7.8）万元］均明显增加（ Z=-4.041、-3.972， P值均<0.01）。Ⅳ型IPN患者残余感染的发生率高于其他三型IPN合计（ χ2=16.350， P<0.01）。各型IPN患者不同治疗分组之间病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tep-up组总住院时间及总住院费用少于Step-jump组［19（20）d比33（35）d， Z=-2.052， P=0.040；5.9（8.0）万比12.2（10.9）万元， Z=-2.317， P=0.020］。Ⅳ型IPN中Step-up组住院费用高于Step-jump组［33.0（57.8）万元比14.1万元， Z=-2.000， P=0.046］。Step-up组残余感染发生率［17.4%（19/109）］低于Step-jump组（10/17）（ χ2=11.980， P=0.001）。 结论:Ⅳ型IPN患者的感染坏死程度较其他三型更重，患者住院时间更长，住院费用更高。Step-up模式治疗IPN是安全有效的，Step-jump模式可用于治疗位置深在、常规引流方式难以抵达或以“干性坏死”为主的感染病灶。

目的:回顾性分析宁波地区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um，NTM)引起的手部皮肤和软组织感染(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SSTI)，分析NTM感染的临床表现、菌种鉴定结果以及治疗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3年至2020年期间浙江宁波地区NTM培养阳性的手部SSTI患者52例，分析年龄、职业、致病因素、感染部位、病程表现、培养结果及菌种特点。结果:本组52例患者，标本共57例。培养阳性菌株经菌种鉴定，共发现7种分枝杆菌，其中海分枝杆菌42例(73.68%)，龟/脓肿分枝杆菌2例，堪萨斯分枝杆菌1例，偶然分枝杆菌2例，浅黄分枝杆菌2例，楚布分枝杆菌2例，线虫分枝杆菌1例，未知分型5例。分枝杆菌感染病理报告多提示慢性炎细胞浸润伴肉芽肿性炎。所有患者均在分枝杆菌培养同时开始经验性用药，以大环内酯类药物加左氧氟沙星为主。8例轻症患者接受了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保守治疗，平均3.5个月；余44例因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予住院行手术治疗，术后随访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平均2.7个月后痊愈，其中5例患者复发感染行二次手术或二次以上手术，仅1例截指。根据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定手功能：优36例，良10例，可4例，差2例。结论:海分枝杆菌依然是浙江宁波地区NTM感染的最常见致病菌种，病理以肉芽肿性炎为主，对于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例，彻底的病灶清除手术和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是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重要且有效的手段，感染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诊断延误或评估不足将导致生存预后降低等严重后果。近年来，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在LVAD植入术后感染诊断的定性、定位、分型、程度评估、治疗指导和预后预测方面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临床作用。笔者对 18F-FDG PET/CT在LVAD植入术后感染中的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儿童股骨近端骨纤维异样增殖症的手术治疗方式、临床效果及翻修原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小儿骨科行手术治疗的26例股骨近端多骨型骨纤维异样增殖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男18例，女8例，平均年龄9.2岁（范围：5~16岁），其中1例为McCune-Albright综合征。15例患儿为首次手术，11例患儿为翻修手术；手术方式采用带锁髓内钉或儿童髋钢板固定。观察26例患儿的手术效果并分析其中11例行翻修手术患儿的畸形复发原因。结果:行初次手术的15例患儿中，13例行截骨或骨折复位+带锁髓内钉固定；1例行外翻截骨+儿童髋钢板内固定；1例行外翻截骨+病灶刮除+异体骨植骨+儿童髋钢板内固定。行翻修手术的11例患儿中，9例行带锁髓内钉固定、1例行儿童髋钢板内固定、1例行儿童髋钢板内固定+异体骨植骨。所有患儿均获得随访，平均随访1.4年（范围：1.0~3.5年），患儿截骨或骨折端愈合良好，畸形矫正满意，疼痛症状消失。术后发生感染1例，局部骨吸收1例，无其他并发症发生。11例翻修患儿在既往16次手术后复发，复发原因包括带锁髓内钉远端失效6例次，带锁髓内钉近端失效3例次，钢板固定失效5例次，病灶刮除人工骨植骨术后复发2例次。结论:截骨矫形辅以坚强内固定支撑是治疗儿童股骨近端骨纤维异样增殖症的有效手术方法，以带锁髓内钉最为常用。由于生长发育、疾病进展等原因导致内固定失效是畸形复发导致翻修的主要原因，需术后密切随访。

目的: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急性脑病的临床及短期预后特征。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2例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急性脑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及短期预后。按照可能的临床病理机制及影像学特征分为细胞因子风暴组、兴奋毒性组及不能分类的脑病组，对各组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末次随访儿童校正版Rankin量表（mRS）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2分）和预后不良组（>2分），两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22例患儿中男10例、女12例，起病年龄为3.3（1.7，8.6）岁。11例（50%）有异常既往史，4例有异常家族史。患儿均以发热起病，21例（95%）在发热24 h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首发神经系统症状中抽搐17例，意识障碍5例。病程中脑病表现22例，抽搐20例，言语障碍14例，不自主运动8例，共济失调3例。细胞因子风暴组3例均为急性坏死性脑病（ANE）；兴奋毒性组9例，8例为急性脑病伴双相发作及后期弥散减低（AESD），1例为偏侧惊厥偏瘫综合征；不能分类的脑病组10例。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9例，丙氨酸转氨酶升高4例，血糖升高3例，D二聚体升高3例；5例检测血清铁蛋白3例升高，9例行血和脑脊液神经丝轻链蛋白检测5例升高，18例检测血细胞因子7例升高，8例检测脑脊液细胞因子7例升高。18例头颅影像学异常，3例ANE均显示对称性、多灶性病灶，8例AESD均存在“亮树征”。22例患儿急性期均给予对症治疗及免疫治疗（免疫球蛋白或糖皮质激素），其中1例ANE予托珠单抗治疗。22例患儿随访50（43，53）d，预后良好组10例，预后不良组12例，两组在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启动免疫治疗的病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引起急性脑病的重要病原体，AESD和ANE为常见急性脑病综合征，早期甄别发热、抽搐、意识障碍的患儿并积极治疗是改善其预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