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 制备靶向抗T细胞免疫球蛋白-ITIM结构域蛋白(T cell immune receptor with Ig and ITIM domains,TIGIT)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相关免疫球蛋白结构域蛋白(Poliovirus re-ceptor-related immunoglobi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PVRIG)双特异抗体,探究其体外生物学活性.方法 用PVRIG人源化抗体hP1和TIGIT人源化抗体hT1构建KY-TIGIT-hlgG4M-PVRIG-SCFV双特异性抗体,将纯化得到KY-TIGIT-hlgG4M-PVRIG-SCFV抗体进行SDS-PAGE凝胶电泳、热稳定性检测和稳定性分析;采用流式细胞术(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ing,FACS)检测双特异性抗体的结合活性;采用生物干涉膜技术(Bio-layer interferometry,BLI)检测双特异性抗体亲和力;用 Jurkat-NFAT-Luc2-PD1-TIGIT-PVRIG 细胞和 293T-OS8-PVRL2-PDL1细胞中检测双特异性抗体KY-TIGIT-hlgG4M-PVRIG-SCFV对于TIGIT/PVRIG靶点的阻断作用;采用CMV recall assay法检测IFN-r在上清液中的浓度.结果 SDS-PAGE凝胶电泳结果显示KY-TIGIT-hlgG4M-PVRIG-SCFV双特异性抗体纯度＞95％;Tm结果为Tm1:66.34,Tm2:80.95.采用SEC-HPLC对双特异性抗体KY-TIGIT-hlgG4M-PVRIG-SCFV进行稳定性分析,其纯度均＞90％.KY-TIGIT-hlgG4M-PVRIG-SCFV抗体和PVRIG的人源化抗体hP1与293T-PVRIG cell line 的 EC50 分别为 0.168 70 μg/mL 和 0.038 65 μg/mL,与 293T-cyno-PVRIG cell line 的 EC50 分别为 0.037 14 μg/mL 和 0.031 98 μg/mL,与 Human PVRIG Protein,His Tag的亲和力为 1.74E-10M 和 1.69E-10M.KY-TIGIT-hlgG4M-PVRIG-SCFV 抗体和 TIGIT 的人源化抗体 hT1 与 293T-PVRIG cell line 的 EC50 分别为 0.070 27 μg/mL 和 0.031 21 μg/mL;与293T-cyno-TIGIT cell line 的 EC50 分别为 0.020 28μg/mL 和 0.028 22 μg/mL;与 Human TIGIT Protein,His Tag 的亲和力为 8.50E-10M 和 8.47E-10M.KY-TIGIT-hlgG4M-PVRIG-SCFV 抗体具有阻断 PD1/PDL1/TIGIT/PVRIG 相互作用活性,且 KY-TIGIT-hlgG4M-PVRIG-SCFV 的 EC50为 0.007 μg/mL,优于单独人源化抗体 hT1(EC50为 0.013 μg/mL)和 hP1(EC50为 0.048 μg/mL)的作用.在含 pp65 peptide 条件下 KY-TIGIT-h1gG4M-PVRIG-SCFV 抗体分泌 IFN-r 为 349.72 pg/mL,明显高于其他抗体.结论 KY-TIGIT-hlgG4M-PVRIG-SCFV抗体具有高亲和力和良好的生物学活性,有望开发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抗体药物.

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 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 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线R-CHOP方案治疗后，30%~40%患者仍会复发，小部分患者达难治，即使接受干细胞移植，很多患者仍不能得到治愈，且许多患者并不适合高强度化疗或移植。第62届美国血液学会年会报道了针对PD-1/LAG-3、CD20/CD3、CD19/CD3的双特异性抗体及CD19抗体偶联药物、CD47拮抗剂及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4抑制剂等靶向药物，用于治疗复发难治DLBCL，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双特异性抗体（BsAb）是一种可以同时或先后特异性结合两个抗原或抗原表位的新型高效抗肿瘤药物。目前，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cMET的埃万妥珠单抗已获批应用于治疗EGFR ex20ins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CTLA-4、PD-L1和转化生长因子-β、PD-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抑制剂应用于NSCLC的治疗正在进行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深入探讨BsAb在NSCLC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将为临床治疗NSCLC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以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实体肿瘤治疗中取得重大突破。近年来ICI开始在血液肿瘤中应用，多项临床试验显示其具有较好的疗效并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文章结合2020年第62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报道，介绍ICI在血液肿瘤治疗中的相关临床研究进展。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联合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细胞抗肿瘤作用的可能机制，及此过程中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趋化因子配体9/10/11(CXCL9/10/11)信号轴的作用。方法:取肾细胞癌(RCC)患者外周血10 ml，密度梯度离心获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利用重组纤维连接蛋白(5 μg/ml)、抗CD3抗体(5 μg/ml)、干扰素-γ(IFN-γ，1 000 U/ml)及白细胞介素-2(500 U/ml)制备CIK细胞。流式细胞技术检测CIK细胞表型，CIK细胞及PBMC中T淋巴细胞CXCR3的表达。利用消化酶混合液消化肾癌组织制备RCC单细胞悬液，分为两组，一组加入抗PD-1抗体(抗PD-1组)，另一组加入非特异性IgG设为对照组。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CXCL9/10/11及IFN-γ mRNA表达水平，Transwell实验检测CIK细胞迁移能力。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线性回归。 结果:CIK细胞中CD3 +CD4 +T淋巴细胞、CD3 +CD8 +T淋巴细胞占比分别为(32.93±11.77)%、(59.67±11.60)%，表达CXCR3的CD3 +T细胞百分比(28.05±4.15)%显著高于PBMC (6.69±5.29)%， t＝6.354， P<0.01。抗PD-1组CXCL9/10/11及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1.29±0.41，1.87±0.72，1.58±0.68，1.24±0.39)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2.655，4.511，3.175，2.315， P<0.05)，且趋化因子CXCL10/11与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F＝6.672，9.227， P<0.05)。抗PD-1组CIK细胞的迁移率[(16.64±6.47)%]显著高于对照组[(14.21±6.26)%， t＝4.075， P<0.01]。 结论:RCC中，抗PD-I抗体可能通过CXCR3-CXCL9/10/11信号轴促进CIK细胞的趋化迁移，进而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目的:探讨基于靶向整合素α vβ 3的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TRT)联合基于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配体1(PD－L1)的免疫治疗的抗肿瘤疗效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制备可特异性靶向整合素α vβ 3的分子探针 177Lu－伊文思蓝(EB)－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并测定其放射性比活度与放化纯。建立结肠癌MC38荷瘤鼠模型，进行生物分布及microSPECT显像研究。通过监测小鼠肿瘤体积和体质量变化来评估疗效与安全性(各组 n＝9)；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A组(对照组；生理盐水治疗)、B组( 177Lu－EB－RGD单药治疗，18.5 MBq)、C组(PD－L1抗体单药治疗，10 mg/kg)和D组(联合治疗，18.5 MBq 177Lu－EB－RGD与10 mg/kg PD－L1)荷瘤鼠经治疗后肿瘤微环境(PD－L1 ＋免疫细胞、CD8 ＋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改变(各组 n＝3)。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177Lu－EB－RGD放射性比活度为(55.85±14.00) GBq/μmol，放化纯大于95%。MicroSPECT显像中， 177Lu－EB－RGD在荷瘤鼠肿瘤中清晰可见，且摄取率高、滞留时间长，注射后24 h肿瘤/肌肉比值达14.87±0.88，而在正常组织摄取及滞留较少；生物分布结果显示，注射后4 h 177Lu－EB－RGD较 177Lu－RGD表现出明显增高的肿瘤摄取[(12.00±1.60)和(3.69±0.37)每克组织百分注射剂量率(%ID/g)； t＝8.63， P<0.01]。在治疗开始后第6天，A～D各组小鼠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32， P＝0.03)，在监测时间内，D组平均肿瘤体积最小，治疗效果最好，7/9的荷瘤鼠表现为完全缓解，且未出现肿瘤复发。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TRT可导致肿瘤微环境中PD－L1表达上调，B组与A组PD－L1 ＋免疫细胞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D45 ＋/PD－L1: 2.34%与0.95%，CD11b ＋/PD－L1：2.41%与0.66%； t值：11.17和8.70，均 P<0.01)，而免疫治疗及联合治疗使C、D组微环境中的CD8 ＋T细胞浸润较A组急剧增加(2.07%与0.26%，2.71%与0.26%； t值：4.10和6.03，均 P<0.05)。 结论:TRT联合免疫治疗可协同增强抗肿瘤疗效，有望应用于可接受TRT的转移性肿瘤患者的治疗。

目的:探讨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后腹腔镜手术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短期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0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经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后，再行腹腔镜手术治疗。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及不良反应情况。（3）术前评估与手术完成情况。（4）术后情况及病理学检查结果。（5）术后辅助化疗及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期间每3周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手术治疗后2年内每3个月随访1次，此后每6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肿瘤复发和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3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1）入组患者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30例；男17例，女13例；年龄为（57±16）岁；术前原发肿瘤分期cT3期、cT4期分别为22、8例；术前淋巴结转移分期cN0期、cN1期、cN2期分别为4、16、10例；术前患者临床分期Ⅱ期、Ⅲ期分别为4、26例。30例患者中，术前影像学评估环周切缘阳性21例、直肠壁外血管侵犯12例。30例患者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为4.7（1.9~9.0）cm，肿瘤长径为5.4（2.1~10.0）cm。30例患者中，肿瘤组织错配修复完整28例、错配修复缺陷1例，1例因治疗前未成功行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缺失肿瘤组织错配修复资料。（2）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及不良反应情况。30例患者术前均完成短程放疗，其中3例未行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24例完成2个疗程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3例完成1个疗程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27例患者放疗结束至开始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时间为12（4~18）d。30例患者行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期间发生白细胞减少、皮肤毛细血管内皮增生、放射性直肠炎、贫血、外周神经毒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降低、疲乏、食欲减退、肝功能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分别为24、22、21、20、18、16、16、13、10、9、2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3）术前评估与手术完成情况。30例患者经术前多学科评估，7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23例未达到临床完全缓解。30例患者中，27例行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3例未完成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患者未行手术治疗。27例患者完成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至行手术时间为14（5~141）d，术前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0、1分分别为13、14例，手术方式采用低位直肠前切除术、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分别为24、3例，手术时间为（182±36）min，术中出血量为30（10~150）mL。27例患者中，16例行保护性回肠造口，24例保留肛门。（4）术后情况及病理学检查结果。27例完成手术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2（1~4）d、3（2~5）d、8（7~16）d。27例患者中，5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均为Ⅰ~Ⅱ级，其中2例发生切口感染，腹腔感染、切口出血、左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各1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27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病理学完全缓解率为48.1%（13/27），肿瘤退缩分级0、1、2、3级分别为13、5、7、2例，肿瘤病理学T分期T0期、Tis期、T2期、T3期分别为13、1、5、8例，肿瘤病理学N分期N0期、N1期、N2期分别为19、6、2例，肿瘤病理学TNM分期0期、Ⅰ期、Ⅱ期、Ⅲ期分别为14、0、5、8例，淋巴结清扫数目为15（3~29）枚，环周切缘阳性1例，R 0切除26例，无二次手术或围手术期死亡。（5）术后辅助化疗及随访情况。27例完成手术患者中，21例行术后辅助化疗，疗程为4（1~6）个周期。27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20（20~29）个月。随访期间，14例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患者中，3例发生肿瘤复发，无患者死亡。27例患者无病生存率为88.9%。 结论: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抗PD-1抗体治疗后腹腔镜手术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安全、可行，短期疗效较好。

目的:探究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后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手术的应用效果与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入组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0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充分了解本研究后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年龄18~75岁；（3）肿瘤临床分期为cT3~4N+M0期；（4）体力状况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为0~1分；（5）预计生存期≥6个月，具有进行以治愈为目的的R 0切除术的可能；（6）入组前7 d内患者有充足器官和骨髓功能；（7）完成胃癌D 2根治术。排除标准：（1）抗PD-1或PD-L1抗体治疗、化疗史；（2）治疗前14 d内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3）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间质性肺病活动期；（4）其他恶性肿瘤病史；（5）治疗前28 d内有外科手术史；（6）对本研究药物成分过敏。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前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免疫治疗期间每3周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手术治疗1个月后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与生存情况。本研究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术前治疗情况及评估与手术完成情况；（3）术后情况及病理结果。评价标准：（1）手术标本按第8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TNM分期系统进行分期；（2）肿瘤退缩分级（TRG）参考AJCC标准评估；（3）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根据常见不良反应评价标准5.0版进行评估；（4）治疗前后CT采用RECIST V1.1标准评估肿瘤反应；（5）术后采用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进行并发症评估。 结果: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30例，其中男25例，女5例；中位年龄60.5（35.0~74.0）岁；初诊肿瘤位置位于食管胃结合部12例、胃上部8例、胃中部7例、胃下部3例；治疗前30例患者临床分期均为Ⅲ期。30例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过程中，21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4例 CTCAE 3~4级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及胸主动脉血栓形成。所有不良反应经过积极对症处理后均减轻或者消失。30例患者接受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其完成新辅助治疗至手术中位时间为28（23~49）d，其中10例全腔镜下胃癌根治术，20例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合并脾脏切除1例，合并胆囊切除1例。手术时间（239.9±67.0）min，术中中位出血量为84（10~400）ml，中位手术切口长度7（3~12）cm。术后病理证实30例均完成R 0切除。肿瘤低分化18例，中分化12例，神经浸润11例，脉管浸润6例，清扫淋巴结30（17~58）枚，30例患者完成手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术后流质饮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2~6）d、3（2~13）d、5（3~12）d、10（7~27）d。23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以上并发症7例，6例患者经治疗后均好转顺利出院，1例患者因粒细胞缺乏、贫血、双肺感染和呼吸窘迫综合征，经抢救无效术后27 d死亡。余29例患者出院30 d内未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死亡。30例患者TRG 0、1、2、3级分别为8、9、4、9例，术后病理分期0、Ⅰ、Ⅱ、Ⅲ分别为8、7、8、7例，8例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可达到根治性切除目的，但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化疗相关不良反应值得关注，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相关并发症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