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流派,可定义为伤寒学派之下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学术问题认知不同,从而形成的有特色、有传承、有创新、有代表性医著的医家群体.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其医著或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证候、辨证、治法、经方、文献、医案等),或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注解、发挥、重订等),或对某些关键学术问题看法不一(如伤寒概念、寒温关系、三纲鼎立、错简重订等),这些医家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同时,多有突破创新,从而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其中,影响力较大、有一定特色、有代表性著作、传承脉络清晰的伤寒流派有重订派、增补派、证候派、广义伤寒派、八纲派、气化派等.

"三纲鼎立"说是经历代医家阐述,最终由方有执、喻嘉言完善并倡导,从而开启了明清伤寒学术争鸣的肇端.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朱肱、许叔微、成无己、方有执、喻嘉言等医家的相关论述又具有各自的立场.笔者从医家的著书时代出发,探析了"三纲鼎立"说形成的过程及其内涵的演变.研究发现,张仲景、王叔和用来阐释麻黄汤证的脉证病理,孙思邈更注重对《伤寒论》方的归类整理,朱肱、许叔微的机械辨证促成风寒脉证与三方的配属,成无己以阴阳分风寒、营卫.方有执仿朱子《大学》之"三纲"确立太阳篇"三纲",并重订仲景条文,其目的是构建新的医学知识体系.

民国名医祝味菊(1884-1951)结合西医对中医诊疗感染性疾病做了系统阐释.在其遗存的230余例医案中,有40余则中医治愈感染性疾病的案例,并提出感染性疾病“三因鼎立”的病因学说,认为用抗生素不是抗感染的惟一方法,细菌感染后的某些症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体抗菌的反应,张仲景六经是诊疗一切外感疾病(包括感染性疾病)的总结.依据《伤寒论》创立了“五段八纲”学说,认为《伤寒论》是通过系统扶助人体正气来抗感染的,认可抗生素类药物的理论与疗效,认为抗生素是“治病”的病原疗法,中医扶助人体正气抗菌是“治人”的本体疗法,指出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与特点,提出了“人病并重”的治疗原则,以及分别以“药”和“法”为研究对象的中医实验方法.

《孙思邈本〈伤寒论〉》是有别于宋本《伤寒论》的重要伤寒论文本,学界亦称"唐本伤寒论".通过阐述《孙思邈本〈伤寒论〉》出现的学术背景,考察其后世流传的主要文本和与之相关的伤寒学术流变,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晰了《孙思邈本〈伤寒论〉》单行本的出现和演变离不开明清时期伤寒学术研究中,尊经崇古与错简重订不同观点的学术对峙,由此也给后世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争鸣和文献遗产.

古徽州钟灵毓秀,文风昌盛,素有“程朱阙里”之称.方有执深受程朱理学熏陶,其著书立说,往往援理入医,以理论医.《伤寒论条辨》之错简重订说、三纲鼎立说、《伤寒》所论不啻伤寒说等,皆与程朱理学渊源极深.因此,从社会、哲学、文化角度研究《伤寒论条辨》,追本溯源,剥丝抽茧,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之过往,更对中医之未来有所启示.

《尚论篇》是清代著名医家喻昌对《伤寒论》的再编注,其中荟萃了喻氏在伤寒学研究上的大量学术观点.该书以类证汇聚,纲要统文的方式编撰,提出"三纲鼎立说"和"温病三纲说"的理论,内容上以阴阳、经络脏腑、表里虚实,营卫气血,邪正消长等对条文进行分类并加以注解,别具炉锤.另,喻昌诊病强调审证求因,立法遣方,治疗重视养护脾胃气津及防治疫病注重驱邪逐秽的临证思想在书中已可见端倪.

《删补名医方论》系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由官方组织撰辑的方论专著,其方剂收录与分类切合实用,影响深远.自方剂出处而言,全书192首方剂,68％被收录于今日《方剂学》教材.据彭怀仁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考辨,全书方剂出自48部医籍,以明代以前医籍居多,尤其倚重仲景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东垣方.就方剂分类而论,其方剂编排顺序反映出以功效为依据的分类方法,这一方法至今仍为方剂分类的主流方法.补益方、祛邪方、《伤寒论》方三纲鼎立,大类之下又有细类,既方便学习、检阅与临证使用,又体现出对《伤寒论》方的重视.

晚清名医柳宝诒著有《温热逢源》《惜余医案》《柳选四家医案》等书,并提倡用养阴托邪一法治疗伏气温病,在温病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柳宝诒强调伏邪为病,认为"冬伤于寒""冬不藏精"是导致伏气化温的原因.他驳斥其他医家"寒毒藏于肌肤""鼎立三纲"等观点,引《黄帝内经》说明伏邪不伏别经而必伏少阴的合理性.辨证上柳宝诒以张仲景六经辨证为纲,兼参卫气营血,募原三焦等辨证方式.治疗上柳宝诒总以祛邪养阴为要,并根据肾气之亏虚分为三类:肾气始虚,泄热透邪;肾气虚甚,养阴托邪;肾阳虚馁,温托寒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