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报道1例26岁青年女性因“间断腹痛6个月，腹泻、发热4个月”于2022年11月18日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该患者于外院诊断为“克罗恩病”，短期英夫利西单抗治疗效果欠佳。辅助检查提示炎性指标升高，胃镜检查可见十二指肠绒毛短缩，胶囊小肠镜可见小肠绒毛短缩，黏膜间断多发小溃疡，部分溃疡较深，表面粗糙不平、糜烂。病理示小肠绒毛低平，潘氏细胞、杯状细胞减少，可见凋亡小体，未见上皮内淋巴细胞增多，诊断“自身免疫性肠病”。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腹痛、腹泻好转，但尝试过度口服糖皮质激素过程中症状加重，且出现肠源性感染，经多学科讨论予静脉激素缓慢减量联合他克莫司维持后，目前病情好转。随访至2024年3月，期间患者每日1次成形软便，复查胃镜十二指肠绒毛短缩较前好转。

本研究旨在观察肠内营养对长期禁食肠瘘患者肠黏膜上皮内淋巴细胞(iIEL)及黏液屏障的功能，以期为临床治疗给予支持，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患儿女，9岁，被发现外阴部无症状不规则黑褐色丘疹2周，临床拟诊色素痣，行手术切除治疗。术后组织病理检查：真皮内扩张的腺体及管腔，管腔内可见嗜酸性分泌物及色素颗粒，内层细胞可见断头分泌现象，管腔外周为扁平的肌上皮细胞；腺体及管腔上皮内、间质内含大量棕黑色色素，间质内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诊断为色素性大汗腺错构瘤。

目的: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16（HR-HPV16）阳性患者阴道灌洗液辅助性T细胞（Th）、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相关细胞因子变化及其对子宫颈癌发生的预测效果。方法:选择2022年1月至12月于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的200例HR-HPV16阳性患者作为试验组，根据病理检查结果将试验组患者分为无病变组（78例）、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组（49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组（39例）和子宫颈癌组（34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100名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双抗夹心法检测各组阴道灌洗液白细胞介素（IL）-2、IL-4、IL-6、IL-10、IL-12、IL-17、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子宫颈癌发生的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价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结果:试验组患者阴道灌洗液中IL-6、IL-10、IL-17、TNF-α及TGF-β均高于健康对照组，IL-2、IL-12及IFN-γ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IL-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无病变组、LSIL组、HSIL组及子宫颈癌组IL-6、IL-10、IL-17、TNF-α、TGF-β、IL-2、IL-12及IFN-γ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子宫颈癌组IL-6、IL-10、IL-17、TNF-α、TGF-β水平均最高，IL-2、IL-12及IFN-γ水平均最低，无病变组、LSIL组、HSIL组及子宫颈癌组IL-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R-HPV16阳性患者阴道灌洗液中低IL-2、高IL-4、高IL-6、高IL-10、低IL-12、高IL-17、高TNF-α、低IFN-γ及低TGF-β表达均为发生子宫颈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列线图分析结果显示，患者阴道灌洗液IL-6、IL-10、IL-17、TNF-α及TGF-β是预测HR-HPV16阳性患者发生子宫颈癌的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HR-HPV16阳性患者发生子宫颈癌的AUC为0.945（95% CI 0.901~0.988），预测效能较好。 结论:HR-HPV16阳性患者阴道灌洗液Th、Treg细胞相关细胞因子水平在子宫颈癌患者中呈现病理性改变，且具有较高的预测子宫颈癌发生的价值。

目的:探讨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早期子宫颈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子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65例HSIL及78例早期（2018年版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Ⅱ A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选择同时间段山西省肿瘤医院体检中心的31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所有受试者空腹外周血CD3 + T细胞、CD4 + T细胞、CD8 + T细胞、NK细胞、NK／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表达情况。 结果:HSIL组和早期子宫颈癌组CD3 + T细胞、CD4 + T细胞、CD4 +／CD8 +、NK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71±8和73±9、39±7和41±9、1.5±0.5和1.5±0.6、16±7和16±9，均低于健康对照组的76±9、45±10、2.0±1.3、20±7（均 P<0.05）；HSIL组和早期子宫颈癌组CD8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28±7、29±8，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24±7（均 P<0.05）。早期子宫颈癌组总B细胞表达水平为10±4，低于健康对照组的12±3（ P<0.05）。肿瘤长径>4 cm、有神经或脉管侵犯的早期子宫颈癌患者外周血CD3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71±10、72±8，均低于肿瘤长径2~4 cm及≤2 cm、无神经或脉管侵犯者的72±8、75±8、78±7，而CD8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32±8、35±4，均高于肿瘤长径2~4 cm及≤2 cm、无神经或脉管侵犯者的28±8、28±7、29±8（均 P<0.05）。CD3 + T细胞、总B细胞水平与肿瘤长径均呈负相关（均 P<0.05），CD8 + T细胞水平与肿瘤长径呈正相关（ P<0.05）；CD3 + T细胞、NK细胞水平与神经或脉管侵犯均呈负相关（均 P<0.05）。 结论:机体的免疫功能在子宫颈癌变进程的前期即发生变化，并与子宫颈癌肿瘤长径及神经或脉管侵犯相关。

目的:探讨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与早期胃癌的相关性，评估PLR和NLR对早期胃癌诊断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浙江省台州医院住院治疗的178例早期胃癌、129例慢性胃炎和122例胃上皮内瘤变(GIN)患者，运用Rand随机函数将所有患者按7∶3分为训练组(301例，其中早期胃癌125例，慢性胃炎90例，GIN 86例)和验证组(128例，其中早期胃癌53例，慢性胃炎39例，GIN 36例)。收集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常规指标、癌胚抗原水平、幽门螺杆菌( H. pylori)感染情况等资料，比较训练组中早期胃癌、慢性胃炎与GIN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和临床特征，训练组中早期胃癌患者与慢性胃炎+GIN患者(以下简称非早期胃癌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分析早期胃癌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独立危险因素诊断预测早期胃癌的最佳临界值、曲线下面积(AUC)、 OR和95%置信区间(95% CI)等，建立诊断预测模型，运用Hosmer-Lemeshow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比较模型应用于训练组与验证组的AUC以评估模型的区分度。统计学方法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卡方检验，以及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训练组中，慢性胃炎、GIN、早期胃癌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50.0%(45/90)、50.0%(45/90)，61.6%(53/86)、38.4%(33/86)，69.6%(87/125)、30.4%(38/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49， P＝0.014)；早期胃癌患者的男性占比高于慢性胃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48， P＝0.004)。训练组中慢性胃炎、GIN、早期胃癌患者的 H. pylori感染率、年龄、PLR、NLR、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癌胚抗原分别为18.9%(17/90)、18.6%(16/86)和43.2%(54/125)，54.0岁(45.5岁，64.0岁)、63.0岁(58.0岁，66.3岁)和66.0岁(58.5岁，71.0岁)，113.70(84.48，136.09)、120.00(97.94，138.37)和124.29(101.97，173.57), 1.55(1.17，2.23)、1.71(1.44，2.02)和2.04(1.57，2.62)，2.00×10 9/L(1.50×10 9/L，2.40×10 9/L)、1.75×10 9/L(1.50×10 9/L，2.40×10 9/L)和1.60×10 9/L(1.30×10 9/L，2.05×10 9/L)，3.00×10 9/L(2.38×10 9/L，3.90×10 9/L)、3.00×10 9/L(2.48×10 9/L，3.40×10 9/L)和3.30×10 9/L(2.60×10 9/L，4.30×10 9/L)，1.70 g/L(1.10 g/L，2.50 g/L)、2.05 g/L(1.48 g/L，2.90 g/L)和2.50 g/L(1.55 g/L，3.40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1.26， H＝41.00、11.79、21.13、10.82、8.54、14.42；均 P<0.05)。早期胃癌患者 H. pylori感染率高于慢性胃炎和GIN患者，早期胃癌和GIN患者的年龄均大于慢性胃炎患者，早期胃癌患者的NLR和PLR均高于慢性胃炎患者，早期胃癌患者的NLR高于GIN患者，早期胃癌患者的淋巴细胞计数低于慢性胃炎患者、中性粒细胞计数和癌胚抗原高于慢性胃炎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3.98、13.90， Z＝-6.13、-4.15、-4.07、-3.25、-3.40、-3.18、-2.62、-3.74；均 P<0.017)。早期胃癌患者的PLR、NLR、中性粒细胞计数和癌胚抗原均高于非早期胃癌患者[124.29(101.97，173.57)比117.97(101.57，137.32)、2.04(1.57，2.62)比1.66(1.25，2.17)、3.30×10 9/L (2.60×10 9/L，4.30×10 9/L)比3.00×10 9/L (2.40×10 9/L，3.60×10 9/L)、2.50 g/L (1.55 g/L，3.40 g/L)比1.90 g/L (1.23 g/L，12.70 g/L)]，淋巴细胞计数低于非早期胃癌患者[1.60×10 9/L (1.30×10 9/L，2.05×10 9/L)比1.80×10 9/L (1.50×10 9/L，2.20×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23、-4.45、-2.91、-3.30，-2.35，均 P<0.05)。ROC分析显示，PLR、NLR、癌胚抗原、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38.18、1.76、2.70 g/L、3.40×10 9/L、1.80×10 9/L。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 H. pylori感染情况、中性粒细胞计数、PLR、NLR、淋巴细胞计数和癌胚抗原水平均与早期胃癌有关( χ2＝5.98、27.73、21.26、8.26、10.26、22.80、4.81、25.91，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70岁( OR＝9.267, 95% CI 3.239~26.514)、 H. pylori感染( OR＝3.353，95% CI 1.862~6.037)、NLR>1.76( OR＝2.084，95% CI 1.190~3.648)、PLR>138.18( OR＝2.452，95% CI 1.325~4.539)、癌胚抗原>2.70 g/L( OR＝2.637，95% CI 1.490~4.667)是早期胃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在训练组人群中，诊断预测模型的AUC为0.787(95% CI 0.737~0.832， P<0.001)，将该模型应用于验证组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模型的AUC为0.664(95% CI 0.576~0.745， P<0.001)，提示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结论:NLR和PLR是早期胃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有助于识别早期胃癌。本研究建立的诊断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拟合度，可为临床诊断早期胃癌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并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免疫、炎性反应在胃食管反流病（GER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行无痛胃镜检查时行活检组织病理检查的15例GERD患者；分为三组：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6例，反流性食管炎（RE）8例及RE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RE-HIN）1例；采用HE染色分析各组炎性反应情况；采用免疫组化监测环氧合酶（COX-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iNOS）、白细胞介素（IL）-1β、髓过氧化物酶（MPO）、IL-4、核因子-κB（NF-κB）、IL-8、活性氧（ROS-1）的表达情况。应用 χ2检验分析各组免疫、炎性指标的阳性率。 结果:三组均可见以轻、中度为主的炎细胞浸润，多为淋巴细胞浸润，有3例基底细胞增生。炎细胞浸润情况、基底增生及炎性分级在NERD和RE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中免疫、炎性因子COX-2（阳性率：NERD 4/6，RE 4/8，RE-HIN 1/1）、iNOS（阳性率：NERD 4/6，RE 3/8，RE-HIN 0）、IL-1β（阳性率：NERD 6/6，RE 7/8，RE-HIN 1/1）、MPO（阳性率：NERD 4/6，RE 7/8，RE-HIN 1/1）、IL-4（阳性率：NERD 3/6，RE 4/8，RE-HIN 0）、IL-8（阳性率：NERD 2/6，RE 6/8，RE-HIN 1/1）、ROS-1（阳性率：NERD 3/6，RE 1/8，RE-HIN 0）及信号通路NF-κB（阳性率：NERD 4/6，RE 8/8，RE-HIN 1/1）均有阳性表现，IL-1β、MPO、NF-κB在三组间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GERD患者中存在免疫炎性因子及介质介导的炎性级联反应，且涉及NF-κB信号通路，为后期寻找靶点阻断免疫、炎性反应治疗GERD提供了依据。

γδ T细胞是T细胞亚群之一，其表面的T细胞受体(TCR)由γ链和δ链组成，不需要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分子结合，并且不需要通过抗原提呈细胞(APC)，可以直接识别并结合抗原分子。部分γδ T细胞能够通过各种机制对肿瘤细胞产生强大的杀伤作用，抑制肿瘤的生长，防止肿瘤的扩散。目前，应用γδ T细胞的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已成为血液系统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γδ T细胞现已在体内、外多种实体瘤细胞中显示出强大的细胞毒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治疗优势。但是其应用于治疗血液系统肿瘤的临床研究仍较少，有效性及安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笔者拟就γδ T细胞与血液系统肿瘤相关的基础研究及γδ T细胞现阶段在血液系统肿瘤过继性免疫细胞疗法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目的:探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3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切除的52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特征，运用全基因组测序方法对其中17例标本进行测序、信号通路富集分析，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探究高频突变基因的作用。结果:52例患者中男性34例，女性18例，男女比例1.9∶1.0，中位手术年龄45岁，中位确诊年龄35岁；根据蒙特利尔分型，A3型（51.9%，27/52）、B2型（61.5%，32/52）及L3型（50.0%，26/52）占比较高；腹痛、腹泻为常见症状。病理学特征：52例均见透壁性炎、隐窝结构的改变、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及不同程度的黏膜下层纤维化、增厚，肠壁神经纤维及神经元增生；黏膜缺损51例（98.1%），裂隙性溃疡38例（73.1%），脓肿28例（53.8%），见假息肉形成45例（86.5%），伴幽门腺化生28例（53.8%），见非干酪样肉芽肿31例（59.6%），出现肠黏膜腺上皮异型增生3例（5.8%）。分子生物学特征：MUC4基因突变频率最高（7/17），且12/17克罗恩病中出现至少一个黏蛋白家族基因突变（MUC2、MUC3A、MUC4、MUC6、MUC12、MUC17）。免疫组织化学评分结果提示，克罗恩病中上皮细胞MUC4表达降低，且MUC4阳性细胞更多出现在上皮表面且集中在炎性细胞聚集区周围，而在下1/2层上皮内极少表达。结论:克罗恩病的临床病理特征表现多样，其诊断常常需要多角度综合分析；黏蛋白家族基因（尤其是MUC4基因）的突变及表达在克罗恩病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患者女性，56岁，既往1型糖尿病病史，本次因腹泻7个月，发现肝功能异常6个月收入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慢性腹泻和肝功能异常，同时伴有腹腔和腹膜后淋巴结肿大、CA19-9及癌胚抗原（CEA）升高。慢性腹泻，粪便苏丹Ⅲ染色阳性，病程中消耗症状重，整体符合脂肪泻特点。之后患者逐渐出现以肝脏合成指标异常为主的肝功能损害表现，肝脏影像提示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明显肝脏缩小，但肝脏形态改变与门脉高压不平行。经肝脏活检病理提示亚大块坏死后肝细胞结节状再生，伴细胆管增生。经两次小肠黏膜活检，病理显示小肠绒毛几乎完全萎缩伴隐窝增生、杯状细胞消失和黏蛋白减少，潘氏细胞几乎全部消失，未见上皮内淋巴细胞浸润。病程中利福昔明治疗未见改善，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症状缓解。经消化科、病理科、内分泌科、血液科、感染内科、风湿免疫科等多科协作，最终明确自身免疫肠病的诊断。患者经过糖皮质激素联合西罗莫司治疗及补充消化酶、肠道菌群调节等支持治疗后，目前腹泻缓解、肝功能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