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型超声量表评估次大面积肺栓塞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计算机断层肺血管造影(CTPA)确诊为急性肺栓塞患者137例，选取77例作为实验集，其余60例作为验证集。依据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肺栓塞指南分为次大面积肺栓塞组(sub-PE组，71例)和小面积肺栓塞组(small-PE组，66例)。应用统计学方法在实验集中筛选出有意义的超声参数制成超声量表，再运用量表对验证集患者进行评分，绘制ROC曲线，评估新量表对sub-PE的诊断效能。结果:①一般情况：sub-PE组较small-PE组年龄稍大[(61.57±1.45)岁对(56.31±1.59)岁， P＝0.016]，其余一般资料数据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实验集：77例肺栓塞患者中sub-PE组41例与small-PE组36例。与small-PE组相比，sub-PE组右室前后径、肺动脉主干内径、右室/左室比值、三尖瓣反流速度、Tei指数、下腔静脉内径明显增大(均 P<0.05)，而右室前壁运动幅度、右房面积变化率、右室面积变化率、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下腔静脉塌陷率以及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明显减小(均 P<0.05)；通过实验集筛选出15项超声参数制成超声量表。③验证集由每组各30例组成，sub-PE组较small-PE组分值显著增加(11.63±3.87对4.43±1.96， P<0.001)；应用新型超声量表诊断sub-P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6，以6.5为截断值时敏感性为90.00%，特异性为83.33%。 结论:新型超声量表为临床评价sub-PE提供一种综合可行的超声影像学方法。

目的:探讨床旁心肺超声在急诊室心源性肺水肿患者无创正压通气疗效评价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急诊室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心源性肺水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床旁快速心肺超声特征。根据临床结局，分成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成功组和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组，比较两组之间心肺超声参数，如肺部超声评分、肺实变的比例、下腔静脉最大直径、左心室射血分数（EF）、左心室长轴运动（MAPSE）、右心室长轴运动（TAPSE）、二尖瓣舒张早期的最大流速（E），组织多普勒测定二尖瓣环和三尖瓣环侧壁收缩期最大运动速率（Sm）和二尖瓣舒张早期运动速率（e’），左心室E/e’和肺动脉收缩压（SPAP），以及发生房颤的比例。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运用受试者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评价心肺超声参数预测NPPV治疗失败的效能。结果:共纳入66例患者，其中NPPV治疗成功组44例（66.7%），NPPV治疗失败组22例（33.3%）。与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成功组比较，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组的肺部超声评分、肺实变的比例、左心室的E/e’、SPAP、发生房颤的比例和血肌酐水平明显升高，右心室Sm和PaO 2/FiO 2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超声参数如EF、MAPSE、左心室的Sm和TAPSE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肺超评分、左心室的E/e’和肺动脉收缩压是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预测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02、0.783和0.852。 结论:床旁心肺超声获取的肺部超声评分、左心室的E/e’和肺动脉收缩压对急诊室心源性肺水肿无创正压通气的疗效有较好的评估价值。

目的:采用超声技术评估禁饮禁食时间与患儿诱导期血容量状态的关系。方法:选择2018年1至10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施择期手术患儿110例。七氟烷诱导镇静后，分别测量下腔静脉（IVC）直径最大值（呼气相，IVC max）、最小值（吸气相，IVC min）和心尖五腔心切面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并计算上述各个参数随呼吸变化的变异度；再行被动抬腿试验（PLR）重复测量和计算上述指标。对禁饮禁食时间长短与IVC变异度（IVC RVI）、主动脉VTI变异度（ΔVTI）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PLR前，IVC max、IVC min和IVC RVI分别为（0.78±0.19）、（0.43±0.15）cm和0.45±0.12；PLR后，IVC max和IVC min分别增加至（0.94±0.20）、（0.55±0.18）cm，而IVC RVI减小为0.42±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66、10.85、3.14，均 P<0.05）。IVC max、IVC min、IVC RV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052、0.163、0.171；PLR后： r=0.062、0.169、0.165，均 P>0.05）。PLR前，呼气相VTI（VTI max）、吸气相VTI（VTI min）和ΔVTI分别为21±5、17±4和17±8；PLR后，VTI max和VTI min分别增加至23±5、1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60、10.43，均 P<0.05），而ΔVTI为1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4， P>0.05）。回归分析发现主动脉VTI max、VTI min及ΔVT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111、0.100、0.047；PLR后： r=0.003、0.033、0.07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回退法）分析发现，无论PLR前后，年龄和体重均是IVC RVI和ΔVTI的影响因素（IVC RVI：β=-0.441、0.515、-0.451、0.507；ΔVTI：β=-0.442、0.545、-2.422、2.850；均 P<0.05）。经年龄和体重校正后，禁饮禁食时长与IVC RVI以及ΔVTI仍无相关性（IVC RVI：β=0.177、0.160；ΔVTI：β=0.037、0.054；均 P>0.05）。 结论:患儿IVC直径和主动脉VTI随呼吸变异度与一定范围内的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而与患儿的年龄和体重相关。

目的:运用超声血流动力学检查老年急性心力衰竭(AHF)患者容量状态，并评估临床治疗后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老年AHF患者，运用超声评估存在容量过负荷并给予及时相应治疗者32例为A组，临床医师根据临床指标评估容量状态并立即给予相应治疗者32例为B组，比较超声明确患者容量过负荷状态与临床评估容量过负荷状态所需时间差异，自诊断AHF两组给予治疗48 h后，分析两组患者生命体征临床参数、检验项目及超声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差异。结果:A组超声明确容量过负荷所需时间明显短于B组临床评估出患者容量过负荷所需时间，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8±0.34)h比(9.21±2.57)h， t＝－17.722， P<0.05]。治疗48 h后A组生命体征临床参数心率、呼吸频率明显低于B组[(87.87±4.38)次/min、(20.78±2.28)次/min比(94.78±6.53)次/min、(24.15±2.02)次/min， P<0.05]；A组实验室项目脑钠肽(BNP)低于B组[(1122.00±132.07)ng/L比(1301.13±217.94)ng/L， P<0.05]；A组超声血流动力学指标二尖瓣流入侨乡期E波与内侧产生的舒张早期组织多普勒e'波比值E/e'(15.69±2.79)、下腔静脉内径(IVC)(1.77±0.16)cm、超声肺部评分(LUS)与B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03±1.15)分比(12.13±1.70)分， P<0.05]。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呼吸频率、E/e'、IVC是评估患者容量过负荷的独立预测因素，分别为呼吸频率( OR＝1.650，95% CI：1.104～2.466， P＝0.015)，E/e'( OR＝1.631，95% CI：1.065～2.498， P＝0.024)，IVC( OR＝1.714，95% CI：1.250～2.349， P＝0.001)。 结论:运用超声血流动力学能较早评估老年AHF患者的容量状态，早期给予治疗后病情改善较好，可以作为指导临床早期容量管理的循证依据，值得临床推广。

无导线起搏器置入出现微脱位是一种少见的并发症，临床上抓捕回收无导线起搏器，再重新置入新无导线起搏器的相关报道较少，该文报道1例Ⅲ度房室传导阻滞行起搏器置入后再发晕厥的病例，考虑心室电极断裂，行电极更换时发现锁骨下静脉及上腔静脉闭塞，遂行无导线起搏器置入。术后15 d起搏器程控示起搏功能不良，遂经股静脉用圈套器抓捕回收无导线起搏器，再重新置入新无导线起搏器，术后1个月随访起搏器参数正常，患者无晕厥发作。

目的:探讨重症超声指导间歇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IVVH）治疗心力衰竭（HF）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容量管理。方法:选择2019年4月至2022年6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收治的216例行IVVH治疗的HF合并AK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成常规指导组（107例）和超声指导组（109例）。根据肾功能恢复情况拟每日12 h或隔日12 h行日间IVVH，常规指导组选择常规方法制定IVVH处方，超声指导组在常规指导组基础上加用重症超声技术调整IVVH治疗参数。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及治疗开始3、6、9 h应用超声记录下腔静脉（IVC）呼吸变异度（RVI）、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舒张早期二尖瓣血流速度峰值/二尖瓣瓣环速度峰值比值（E/E'）、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心排血量（CO）、双肺B线范围、双肾叶间动脉阻力指数（RI），根据综合结果实时调整净脱水速率。监测两组患者IVVH治疗前及首次治疗后3、7、10 d的尿量、血清肌酐（SC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血B型脑钠肽（BNP）、β 2-微球蛋白（β 2-MG）、胱抑素C（Cys C）水平，记录两组患者肾功能恢复及临床预后指标。 结果:IVVH开始时超声指导组脱水速率较慢，6 h后开始逐渐增加，总体脱水速率明显慢于常规指导组。超声指导组应用重症超声扫查显示，RVI逐渐增大，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逐渐减小，E/E'比值逐渐下降，双肺B线范围逐渐缩小，双肾叶间动脉RI明显下降。两组患者首次IVVH开始后3、7、10 d的肾功能相关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其中超声指导组β 2-MG和Cys C在早期（3 d）的下降速度即快于常规指导组〔β 2-MG（mg/L）：3.69±1.31比3.99±1.45，Cys C（mg/L）：2.91±0.95比3.14±0.96，均 P<0.05〕，7 d时尿量、SCr和eGFR也较常规指导组明显改善〔24 h尿量（mL）：1 128.23±153.92比1 015.01±114.18，SCr（μmol/L）：145.86±32.25比155.64±28.42，eGFR（mL/min）：50.26±11.24比46.51±10.61，均 P<0.05〕。超声指导组SCr恢复时间、达多尿期时间、IVVH总治疗时间、无创机械通气时间、CCU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常规指导组，低血压发生率、需长期RRT率、28 d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发生率、28 d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常规指导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超声指导组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常规指导组（Log-Rank检验：χ 2＝3.903， P＝0.048）。 结论:重症超声指导IVVH治疗HF合并AKI策略具有独特优势。

目的:探讨超声监测胎儿静脉血流频谱在宫内发育迟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诊治的胎儿宫内发育正常的孕妇(对照组)105例和疑有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孕妇(观察组)105例为研究对象，进行胎儿静脉血流频谱检测，比较两组静脉血流频谱参数。结果:观察组静脉导管血流量与脐静脉血流量比值(49.21±2.19)%、静脉导管血流量为(47.10±3.48)mL/min、下腔静脉反流分数为(16.64±1.69)%，均高于对照组的(43.20±2.18)%、(38.69±2.64)mL/min、(6.19±0.58)%，观察组脐静脉血流量为(83.21±4.59)mL/min，低于对照组的(89.63±5.12)ml/min，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9.93、9.57、19.73、59.93，均 P<0.01)。 结论:超声监测胎儿静脉血流频谱具有无创性，可客观反映胎儿宫内的缺血缺氧情况，有利于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诊断。

目的:规范下腔静脉滤器（IVCF）置入术及取出术围手术期患者整体护理。方法:在充分借鉴IVCF医疗指南、共识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近10年的护理循证依据，结合全国介入领域医疗、护理专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形成初版《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及取出术护理规范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通过策划主题、撰写团队及医疗、护理审稿团队组建、《共识》框架构建、撰写任务认领、分工撰写、整理定稿、交叉修稿、公示讨论、护理专家团审稿、医疗专家团审稿、优化定稿，形成终版《共识》。结果:《共识》包括形成方法和构建、IVCF的分类及相关参数、围手术期护理评估、术中标准化护理配合、术后护理问题及护理措施、相关并发症及预防处理等内容。结论:《共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针对围手术期相关护理内容及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给予诠释和总结，为IVCF围手术期护理提供临床指导。

目的:探讨肝下下腔静脉阻断技术在机器人肝切除术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至2017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采用机器人行肝切除术治疗的24例患者资料，根据术中控制低中心静脉压的方式不同分为肝下下腔静脉阻断组（8例）和低中心静脉压组（16例）。肝下下腔静脉阻断组男性6例，女性2例，年龄49岁（范围：20~56岁） ；低中心静脉压组男性15例，女性1例，年龄53岁（范围：38~69岁）。通过 t检验、非参数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肝门阻断时间、输血量、术中血流动力学变化及术后并发症、肝肾功能变化等。 结果:肝下下腔静脉阻断组的术中出血量［ M（ Q R）］为200（220） ml（范围：100~400 ml），低于低中心静脉压组的750（800） ml（范围：100~2 000 ml）（ Z=-2.169， P=0.030）。肝下下腔静脉阻断组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为24（18）min，肝下下腔静脉阻断时间为29（20）min，低中心静脉压组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为23（23）min，两组第一肝门阻断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323， P=0.747）。肝下下腔静脉阻断组无术中输血病例，低中心静脉压组术中输血5例，输血量1.5（1.5）U，两组输血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353， P=0.001）。术中阻断肝下下腔静脉后，患者平均动脉压由（88.6±4.9）mmHg（1 mmHg=0.133 kPa）降至（67.4±3.8）mmHg，低于低中心静脉压组的（72.4±3.3）mmHg（ t=2.315， P=0.003）。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及肝肾功能变化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肝切除术中，可通过肝下下腔静脉阻断技术控制患者的中心静脉压，操作简单，对患者的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增强MRI的定量参数预测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患者下腔静脉侧支循环建立的价值。方法:回顾性连续收集2006年5月至2021年1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肾癌并下腔静脉癌栓根治性切除术并行下腔静脉造影的患者67例。以下腔静脉造影结果为金标准分为侧支循环建立良好组（41例）和侧支循环建立不良组（26例）。于术前增强MRI图像上测量定量参数，包括肿瘤最大径、双侧腰静脉最大径、癌栓长度、癌栓长径与短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获得侧支循环建立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模型。对MRI定量参数和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曲线下面积（AUC）比较采用DeLong检验。 结果:侧支循环建立良好组与侧支循环建立不良组间右侧腰静脉最大径、左侧腰静脉最大径、癌栓长度、癌栓长径、癌栓短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肿瘤最大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0， P=0.766）。右侧腰静脉最大径、左侧腰静脉最大径、癌栓长度、癌栓长径、癌栓短径预测侧支循环建立良好的AUC（95%CI）分别为0.917（0.824~0.971）、0.869（0.764~0.939）、0.756（0.636~0.853）、0.886（0.785~0.951）、0.906（0.809~0.963）。右侧腰静脉最大径和癌栓短径的AUC大于癌栓长度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5、2.04， P=0.025、0.041），其余参数的AUC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右侧腰静脉最大径（OR为24.210，95%CI 2.845~205.998）、左侧腰静脉最大径（OR为20.973，95%CI 2.359~186.490）和癌栓长径（OR为23.006，95%CI 2.952~179.309）是与下腔静脉侧支循环建立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逻辑回归模型的AUC（95%CI）为0.969（0.931~1.000）。 结论:基于增强MRI的癌栓和腰静脉径线定量参数对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患者下腔静脉侧支循环建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其中双侧腰静脉最大径和癌栓长径是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