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乳期乳腺炎(lactation mastitis,LM)不仅危害母亲的身心健康,且与新生儿/婴儿获得乳汁的持续与否密不可分.因多发于产褥期,LM患者遭受乳汁淤积的痛苦被放大,患者自报告其疼痛程度甚至较分娩更为强烈[1].若多次复发,患者将对哺乳产生恐惧[1],LM也被视为母乳喂养中断的第三大原因[2].患者经历的母乳喂养困难作为中介因素,可增加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3].在世界范围内,LM患病率约为2.5％～40.0％[4],复发率约为8.5％[5].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推行,LM患者或将成为一个庞大群体.自我管理是患者通过保持或促进自身健康,监管疾病症状,减少疾病对自身社会功能、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并坚持治疗的一种健康行为,包括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及情感管理[6].高质量的自我管理能够延缓病情进展,甚至帮助乳汁淤积期的轻症患者实现自我治愈,但此过程中患者的复杂体验将影响自我管理效果[7].现有质性研究多注重LM患者的患病经历[1,8,9],忽视了自我管理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因此,本研究对LM患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其患病期间的真实体验,分析问题所在,为完善或制订LM自我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血浆基质制品生物活性良好，因其来源于自身，少见不良反应，已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再生领域。随着生物医学及材料学的发展，血浆基质制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制备方式、产物特征、生物学性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总结过往研究，系统介绍了血浆基质制品的发展演化历程、理论基础、产物特性及具体成分，并为其在口腔临床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是肿瘤细胞与其肿瘤微环境（TME）相互作用的结果，TME分布着多种基质细胞，其中以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最为丰富。根据巨噬细胞与其发生应答反应的辅助性T细胞类型，可大致将极化的巨噬细胞分为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在多数肿瘤中，M1型巨噬细胞参与抗肿瘤免疫，而M2型巨噬细胞主要发挥促肿瘤作用并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肿瘤发展过程中，TAMs经历了从免疫刺激的M1样表型到免疫抑制的M2样表型的过程，该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可被逆转。这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TAMs的定向调控，逆转M2样巨噬细胞促肿瘤的微环境，发挥M1样巨噬细胞对肿瘤的抑制作用。该方案还有望与免疫检查点阻断（ICB）联用，增强ICB的治疗效果。小干扰RNA（siRNA）介导的基因沉默是一种安全可用于人类的基因调控方式，对TAMs的调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异性抗体因其高选择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肿瘤的靶向治疗。抗体-寡核苷酸结合物（AOCs）正是结合了两者的优势，是实现TAMs中M2样巨噬细胞逆转的最佳方式。本文主要就TME中TAMs的作用及其调节机制进行综述，并探讨应用AOCs对TAMs表型进行定向调控，抑制肿瘤发展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

国家免疫规划是提高儿童健康水平、降低儿童死亡率、预防和减少传染性疾病发生的简便、有效的措施。虽然疫苗上市前经历了Ⅰ~Ⅲ期临床试验，但由于样本量和观察时间的局限，很多不良反应在疫苗上市前无法获知。所以在疫苗上市后开展基于大规模人群的安全性主动监测就显得尤为必要。自身对照病例系列（self-controlled case series，SCCS）设计是一种常见的主动监测方法。SCCS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该方法主要用于疫苗的安全性研究。SCCS通过仅含有病例（发生目标结局的患者）的数据来探索随时间变化的暴露与不良结局之间的关联。由于SCCS中只纳入了病例，所以无法获得绝对发生率，继而无法获得队列研究的结局指标相对危险度或风险比，同时也不能获得病例对照研究的结局指标比值比。通过对比同一个体在风险期和对照期的事件发生数，SCCS 可以获得相对发生率（relative incidence，RI）。

目的:调查我国1型糖尿病（T1DM）患者孕前管理（PCC）现状与需求。方法:从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T1DM管理应用软件“糖糖圈 ?”形成的患者社区中招募14岁及以上的T1DM女性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患者一般情况、PCC现状与需求等资料。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数据比较。 结果:共收到来自全国28省市有效问卷386份。72.8%（281/386）患者年龄在21~35岁，25.4%（98/386）患者糖化血红蛋白>7.5%，有妊娠经历的患者中48.8%（62/127）曾有过不良妊娠结局。仅12.4%（48/386）患者比较了解妊娠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与患者学历呈正相关（ r s=0.162， P<0.01）。72.6%（280/386）患者表示实际就诊中和医生沟通时间不足10 min，明显低于理想沟通时间（ Z=-14.109， P<0.01）。86.0%（332/386）患者因T1DM影响异性交往及结婚生育。 结论:我国T1DM女性患者PCC的健康需求亟待解决。加强对T1DM患者的专业支持及社会支持将有助于提高T1DM患者PCC参与率，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目的:探讨镭-223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采用镭-223治疗的22例mCRPC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70.7±1.3)岁；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1分7例，2分15例；骨转移分级Ⅱ级7例，Ⅲ级15例。针对mCRPC，既往行一线治疗1例(4.6%)，二线治疗4例(18.2%)，三线治疗10例(45.5%)，四线治疗4例(18.2%)，五线治疗3例(13.6%)；平均经历三线治疗。从诊断mCRPC至开始镭-223治疗的中位时间为29(20，34)个月。治疗前中位碱性磷酸酶(ALP)为147.0(101.8，212.5)U/L，中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为44.7(20.2，99.1)ng/ml；6例(27.27%)合并1~2级贫血，血红蛋白中位值115.0(103.8，122.5)g/L，中性粒细胞计数(3.0±0.3)× 10 9/L，血小板计数(169.8±17.0) ×10 9/L。患者每4周静脉注射镭-223(剂量为55kBq/kg)，最多6个周期。统计分析总生存时间(OS)、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时间(rPFS)、PSA进展时间、PSA缓解率、疼痛缓解率、疼痛进展时间，根据镭-223治疗前经历的治疗线数分层分析OS、rPFS、PSA进展时间等。同时分析镭-223治疗的主要不良反应。 结果:本组22例采用镭-223治疗平均2.7(1~6)个周期，共4例完成6个周期；12例(54.6%)治疗≥3个周期，10例(45.5%)治疗<3个周期。13例(59.1%)单独采用镭-223治疗，9例(40.9%)联合其他治疗(其中多西他赛化疗1例，恩扎卢胺2例，奥拉帕利3例，磷酸雌莫司汀3例)。本组所有患者均未使用双磷酸盐治疗。本组中10例(45.5%)死亡，均死于疾病进展；22例中位生存时间11.0(2.2，19.8)个月。3例(13.6%)、7例(31.8%)、3例(13.6%)、1例(4.5%)分别于治疗后2、3、4、10个月出现影像学进展，余8例(36.4%)均未出现影像学进展，22例中位rPFS为4.0(3.1，4.9)个月。4例(18.2%)出现PSA缓解，其中3例(13.6%)后期PSA再次升高，1例(4.5%)PSA持续稳定下降；22例中位PSA进展时间为3.6(2.2，5.1)个月。15例(68.2%)治疗1个月疼痛缓解，其中5例(22.7%)后期出现疼痛加重，10例(45.5%)疼痛持续缓解；22例疼痛进展时间中位值5.5(3.5，7.6)个月。本组无骨折患者，无因疼痛行放疗或手术患者。7例(31.8%)治疗后ALP较基线下降≥30%。镭-223治疗主要不良反应为恶心(15例，68.2%)、呕吐(7例，3.8%)、血小板减少(8例，36.4%)、贫血(6例，27.3%)、中性粒细胞减少(4例，4.6%)，均为1~2级，无≥3级不良反应；无因不良事件导致治疗中断者。结论:镭-223治疗mCRPC患者疼痛缓解率高，可延长OS、rPFS及PSA进展时间；治疗期间无严重不良反应，患者耐受性好。结论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延长随访时间以验证。

目的:调查儿科护士作为第二受害者的经历与支持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3—6月河南省2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21名儿科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测评量表（Second Victim Experience and SupportTool，SVEST）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儿科护士作为第二受害者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共发放问卷500份，有效回收462份，有效回收率92.4%，将经历过不良事件、医疗差错和患者安全隐患事件的问卷221份（47.8%）纳入研究分析。结果:儿科护士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量表总分为（80.63±10.27）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工作年限、科室、每周工作时间、职业生涯经历不良事件数的儿科护士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年限、科室、职业生涯经历不良事件数、患者护理方面问题、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对儿科护士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具有预测作用，共解释总变异的50.7%。 结论:儿科护士作为第二受害者经历的负面影响较严重，可获得的支持较少，医院管理者应重视第二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建立员工支持项目为其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尽可能地减少不良医疗事件对儿科护士的伤害。

2020年国际疼痛学会将"疼痛"重新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或与此相似的经历" [1]。疼痛不仅与疾病、损伤有关，诊断性或治疗性操作、手术以及护理过程也会引起急性疼痛。成人疼痛研究及临床干预措施相对全面，而在儿童群体中疼痛虽也广泛存在，但对其重视程度及机制、干预研究不足，尤其是新生儿疼痛。早产儿生理的不成熟和疾病因素使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住院期间经历频繁的、多种类型的致痛性操作，是最易受疼痛影响的人群之一。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西方一些国家发布了新生期疼痛管理指南，但由于医护人员对疼痛程度的低估，对远期不良影响认识的不足，以及对镇痛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担忧，大多数新生儿并没有获得充分的镇痛干预 [2]。疼痛的急性应激可引起代谢、分泌、免疫、神经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适应性反应。如果适应性反应失代偿或代偿过度，则导致机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紊乱，产生一系列的近期和远期不良结局。疼痛的结局也受到儿童发育水平、性别、感觉、情绪、认知、文化及疼痛本身的影响。与成人相比，儿童尤其是早产儿，由于代谢旺盛及营养储备不足，疼痛时应激反应强烈，氧耗增加，从而导致急性疼痛引起的损伤更为严重。因此，研究并认识新生儿早期不良刺激对儿童远期健康的影响十分必要，尤其是新生期疼痛。通过模拟临床上新生儿经历的致痛性操作而建立的新生期疼痛动物模型，能够为研究新生期疼痛的不良影响、相关机制和防治手段提供重要途径。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健康护理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9月至2022年2月，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湖南省人民医院进行腹膜透析的100例中青年患者进行调查，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社会支持量表、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社会支持在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分别为（46.47 ± 10.23）分和（63.67 ± 10.37）分，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36.40 ± 7.27）分，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得分为（94.21 ± 11.40）分。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家庭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844~-0.373，均 P<0.05）。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通过社会支持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家庭抗逆力的间接效应明显，社会支持的间接效用分别占总效应的41.6%和48.8%。 结论: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中起中介作用，护理人员应以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减少成人依恋对家庭抗逆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目的:探讨童年应激和成年应激的关系以及对成年精神健康状况的叠加影响。方法:通过网络和电话访谈，采用童年创伤问卷、自编终生应激事件表、DSM-5一级跨界症状量表(DSM5-L1CCSM)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量成年健康志愿者( n＝239)和精神障碍志愿者( n＝387)的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成年精神健康状况；依据童年-成年应激匹配情况分组：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组( n＝108)、童年-成年应激阳性非匹配组( n＝240)、童年应激阴性成年应激阳性组( n＝100)，童年应激阳性成年应激阴性组( n＝79)和童年-成年应激均阴性组( n＝99)；比较分析不同分组的应激水平和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协方差分析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童年应激阳性比例为68.2%(427/626)，成年应激阳性比例为71.6%(448/626)，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比例为17.3%(108/626)。不同应激分组在除性别外的所有其他测量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受教育年限、童年应激阳性和情感虐待是成年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应激阳性数的交互作用( P<0.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创伤因子的交互作用( P＝0.001)和应激分组( P＝0.002)对DSM5-L1CCSM总分和SDS总分有影响。 结论:童年应激对成年应激有易化作用，重复经历与童年应激同类型的成年应激会显著恶化成年精神健康预后，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是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