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几年来,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发展迅速,其作为一种无探针、非电离辐射的微无创热消融技术,可将超声波聚焦于一点并产生瞬时高温以实现靶组织热变性、凝固性坏死和凋亡的治疗目的.HIFU分为经超声引导和经磁共振引导两类,其中超声引导下HIFU应用更为广泛,其在治疗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剖宫产瘢痕妊娠、产后胎盘植入性疾病和宫颈妊娠等妇产科疾病中获得了大量的循证数据和临床经验,证实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甚至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可替代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然而,超声引导下HIFU更多应用于病情平稳者,对于危急重症的抢救常需外科手术介入,正确认识并掌握其适应证和禁忌证,是精准治疗造福患者的必要条件.

目的:调查中国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发生情况，探讨其风险因素，为我国结直肠术后SSI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基于国家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网2018—2020年开展的多中心研究，提取3年中所有接受结直肠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全国50家医院收治的2 122例结直肠手术患者，其中男性1 252例，女性870例；中位年龄为63（16）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4.58）kg/m 2。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排除未成年、孕妇或接受妇产科手术、接受泌尿系统手术、行腹膜后位手术和体表包块切除以及有补片等植入物的手术者。主要结局指标为结直肠术后30 d内SSI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分析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并针对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进行亚组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χ 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率为5.6%（119/2 122）；其中浅部切口感染占39.5%（47/119）、深部切口感染占20.2%（24/119）、器官（间隙）感染占40.3%（48/119）。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患者病死率更高［2.5%（3/119）比0.1%（3/2 003），χ 2=22.400， P=0.003］，ICU住院时间更长［0（1）d比0（0）d， U=131 339， P<0.001］、术后总住院时间更长［18.5（12.8）d比9.0（6.0）d， U=167 902， P<0.001］、住院费用更多［7.5（4.9）万元比6.0（3.1）万元， U=126 189，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OR=1.782，95%CI：1.173~2.709， P=0.007）、术前白蛋白<35 g/L（OR=1.680，95%CI：1.089~2.592， P=0.019）、污染或感染切口（OR=1.993，95%CI：1.076~3.689， P=0.028）、行急诊手术（OR=2.067，95%CI：1.076~3.972， P=0.029）、行开腹手术（OR=2.132，95%CI：1.396~3.255， P<0.001）以及手术时间≥3 h（OR=1.804，95%CI：1.188~2.740， P=0.006）为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备皮（OR=0.478，95%CI：0.310~0.737， P=0.001）为SSI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开腹手术组SSI发生率为10.2%（69/675），显著高于腹腔镜（或机器人）组（3.5%，50/1 397）（χ 2=39.816， P<0.001），对接受开腹手术患者和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分别进行亚组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污染或感染切口（OR=2.168，95%CI：1.042~4.510， P=0.038）、手术时间≥3 h（OR=2.072，95%CI：1.171~3.664， P=0.012）为接受开腹结直肠手术患者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OR=0.428，95%CI：0.227~0.807， P=0.009）、备皮（OR=0.356，95%CI：0.199~0.634， P<0.001）是避免该类患者发生SSI的独立保护因素。对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糖尿病（OR=2.292，95%CI：1.138~4.617， P=0.020）和合并高血压（OR=2.265，95%CI：1.234~4.159， P=0.008）是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2018—2020年结直肠手术后SSI整体发生率为5.6%，为减少结直肠术后SSI的发生，应尽量选择微创手术；术前备皮和机械性肠道准备是预防开腹手术后SSI的有效手段；围手术期应对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切口污染严重的患者予以关注、加强护理。

目的:分析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临床特点及其转归，为重症产科亚专业建设提供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总结孕产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主要原因、孕产妇死亡原因、器官支持措施等。结果:研究期间，本院产科共收治39 567例孕产妇，转入ICU 360例，平均ICU转入率0.91%；2016年起，产科收治人数、转入ICU人数及ICU转入率均明显增加。ICU收治孕产妇平均年龄（30.9±5.7）岁，平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7（4，10）分，平均ICU住院时间为1（1，2）d；平均呼吸机使用时间为9.0（3.0，17.5）h。ICU孕产妇最主要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占84.72%）；48例（占13.33%）行子宫切除，其中42例（占87.5%）因产后出血行子宫切除。孕产妇转入ICU的前3位病因为产后大出血〔36.94%（133/36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1.67%（78/360）〕、妊娠合并心脏病〔15.00%（54/360）〕。因产后大出血转入ICU的产妇的首位出血原因为胎盘异常〔63.98%（103/161）〕，其次为宫缩乏力〔28.57%（46/161）〕；产后24 h平均失血量为（4 019±2 327）mL，因产后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产妇逐年减少。研究期间共有2例产妇死亡，为间接产科死亡；3例自动转出（预计死亡），其中1例为间接产科死亡，2例为直接产科死亡；ICU孕产妇病死率为1.39%（5/360）。结论: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大出血的首要原因为胎盘因素；间接产科死亡超过直接产科死亡，主要是妊娠合并心脏病及重症肺炎导致的死亡；ICU已成为救治危重孕产妇的重要阵地以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的重要保障。

产科麻醉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间临床麻醉工作的重要部分，这方面的麻醉管理面临着筛查难、病情急、变化快、需兼顾母体和胎儿/新生儿等挑战，应关注如下方面：(1)细致的COVID-19相关评估，除疫情相关评估外，还应认识到孕产妇生理特点和病情复杂与危急程度对评估的影响，同时关注孕产妇肺部状况对胎儿的可能影响，确定适当的分娩时机、分娩方式和防护等级。(2)严密的防护，应从环境、人员和物品各方面进行严格的感染控制。对于疑似和确诊COVID-19孕产妇，分娩应在隔离产房或负压手术间进行；限制进行麻醉管理的人员数量，并尽量安排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医务人员应严格按要求穿戴个人防护装备。(3)麻醉管理优化的关键在于维持氧合的充足和循环的平稳，对于椎管内麻醉应尽量避免咳嗽和低血压；对于全身麻醉应关注气道管理的感染控制。(4)实施人文关怀，对产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5)虽然尚缺乏母婴垂直传播的证据，但为降低新生儿感染的风险，对于疑似或确诊COVID-19产妇的新生儿应进行隔离，避免母乳喂养。疫情期间，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感控科和重症科应多学科联合进行感染控制和母婴管理，有利于将感染风险最小化的同时优化临床安全。

急性白血病（AL）在妊娠人群中发病率为1~2/10万，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约占2/3，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约占1/3 [1,2]。妊娠期出现AL是产科急危重症，AL诊断后若不治疗，孕妇可能在1~2个月内死亡 [3]，诊断后应立即开始救治。国内外多项研究证实，妊娠期AL患者治疗后完全缓解（CR）率和预后与非妊娠患者相似 [4,5,6,7]。妊娠合并AL的临床处理充满挑战，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在维护产妇和胎儿健康的同时，对AL及并发症提出最佳决策，本文对相关文献和专家意见进行综述。

目的:了解综合型医院院内氧疗医嘱开具的合理与规范情况。方法:整群抽样选取上海长海医院2018年3月1日至6月1日住院并行吸氧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Neves等编制的"住院患者氧疗调查表"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科室，入院诊断、氧疗指征、氧疗医嘱、氧疗参数等资料，依据英国胸科协会2017年《成人医疗保健和紧急场所氧气使用指南》标准评定氧疗医嘱的合理性与规范性。结果:调查科室为内科、外科及专科（包括妇科、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老年科、皮肤科、介入科、肿瘤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感染科），共调查吸氧患者464例，其中内科病房71例、外科病房309例、专科病房84例。医嘱合理率为92.2%（428/464），内科病房合理率（64.7%，46/71）低于专科病房（92.8%，78/84）和外科病房（98.3%，304/3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1.09， P<0.01）；普通病房患者398例、危重症病房患者66例，普通病房合理率（90.9%，362/398）低于危重症病房（100.0%，66/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47， P<0.05）。医嘱规范率为22.4%（104/464），专科病房（54.8%，46/84）优于内科病房（26.8%，19/71）和外科病房（12.6%，39/309），危重症病房（65.2%，43/66）优于普通病房（15.3%，61/39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68.35， P<0.01；χ 2=80.81， P<0.01）。 结论:综合型医院院内氧疗合理性总体尚可，规范性急需提高。不同科室、不同等级病房间的氧疗医嘱合理性及规范性存在差异。

目的:比较不同重症监护病房（ICU）入院方式危重孕产妇的临床特征，以期更有效、合理利用ICU资源。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ICU 2006年1月至2019年7月救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根据ICU入院方式分为急诊入院组（因病情危重入产科病房当天或次日转入ICU）和计划入院组（入产科病房2 d后转入ICU）。收集危重孕产妇的发病情况、转入病因、病情严重程度、主要治疗措施、病死率等临床特征及医疗费用，并进行两组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近14年中，ICU共收治危重孕产妇576例，占同期产科住院患者的0.8%（576/71 790），占同期ICU住院患者的4.6%（576/12 412）；7例孕产妇死亡，占ICU危重孕产妇的1.2%，孕产妇总体病死率为10/10万。576例危重孕产妇中，急诊入院327例（占56.8%），计划入院249例（占43.2%）。与计划入院组比较，急诊入院组孕产妇择期剖宫产比例更低（17.7%比94.0%， P<0.01），急诊剖宫产比例更高（65.1%比2.4%， P<0.01），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Ⅱ、APACHEⅢ）、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和Marshall评分亦明显升高〔APACHEⅡ评分（分）：6.0（4.0，9.8）比4.0（3.0，7.0），APACHEⅢ评分（分）：14.0（11.0，20.3）比12.0（9.0，16.0），SAPSⅡ评分（分）：8（0，12）比3（0，8），Marshall评分（分）：2（1，4）比1（1，3），均 P<0.01〕，且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d：2（1，5）比2（1，3）， P<0.01〕，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d：9（7，13）比13（10，18）， P<0.01〕。急诊入院组和计划入院组孕产妇均以产科因素转入为主，分别为60.9%（199/327）和70.3%（175/249）；其中产后出血占比最高〔分别为35.2%（115/327）和57.0%（142/249）〕，先兆子痫/子痫次之〔分别为7.0%（23/327）和7.6%（19/249）〕；19例产褥感染患者中仅有7例为计划入院；21例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FLP）患者均为急诊入院。在急诊入院和计划入院患者中，分别有73例（22.3%）和42例（16.9%）需要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时间>24 h），99例（30.3%）和35例（14.1%）应用了血管活性药物，67例（20.5%）和20例（8.0%）进行了血流动力学监测，123例（37.6%）和154例（61.8%）应用了抗凝治疗。在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方面，不同疾病孕产妇的APACHEⅡ、APACHEⅢ、SAPSⅡ及Marshall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AFLP的APACHEⅢ、SAPSⅡ及Marshall评分最高〔分别为21.0（15.0，32.5）分、12.0（6.0，16.5）分、6.0（3.5，8.0）分〕，产后出血的APACHEⅡ、APACHEⅢ评分最低〔分别为4.0（3.0，7.0）分、12.0（10.0，16.0）分〕，肺炎的SAPSⅡ评分最低〔2.0（0，14.0）分〕，产褥感染的Marshall评分最低〔1.0（0，3.0）分〕。在总住院医疗费用方面，急诊入院组明显低于计划入院组〔万元：3.1（2.0，4.7）比4.1（2.9，5.8）， P<0.05〕。 结论:与计划入院的危重孕产妇相比，急诊入院者病情更加复杂、紧迫，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更高；目前ICU常用的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价危重孕产妇病情严重程度，仍需设计针对危重孕产妇病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从而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宝贵的ICU资源。

目的:探讨危重症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母儿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救治的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描述性分析其人口学特点、抢救策略、重症监护情况及母儿结局。结果:（1）共纳入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132例，包括孕妇128例［孕周（28.0±8.8）周］，产妇4例（产后6~32 d），63.6%（84/132）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78.0%（103/132）由地市级及以下医院转诊入院，不规律产前检查者占59.1%（78/132）。先心病主要类型为分流型（55.3%，73/132）。改良版WHO（mWHO）风险分级Ⅳ级者占90.9%（120/132）。主要心血管并发症为肺动脉高压（64.4%，85/132）。46.2%（61/132）孕前已确诊先心病，70.5%（93/132）孕前未接受任何治疗。（2）所有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均接受了产科主导的多学科团队协作诊疗。抢救成功率96.2%（127/132），无严重产科并发症发生。至出院后24 h内死亡率为3.8%（5/132）。16.7%（22/132）接受了妊娠期心脏手术，其中77.3%（17/22）术后继续妊娠至34周后。（3）132例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终止妊娠孕周为（30.5±8.6）周，主要方式为剖宫产术（71.2%，94/132）。101例（76.5%，101/132）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进入围产期（≥孕28周），其中，98例活产（97.0%，98/101），分娩活产儿99例（包括双胎1例）。99例活产儿中，早产儿59例（59.6%）、足月儿40例（40.4%）；活产儿出生体重（2 167±698）g。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先天性畸形为胎儿的主要并发症。结论: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主要来自经济、医疗水平欠发达地区；疾病干预晚，存在明确妊娠禁忌仍保留妊娠，致使母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多学科团队联合积极救治，并在妊娠期行心脏手术可相对改善母儿结局。

羊水栓塞（AFE）是一种发病率低但死亡率极高的产科危重症，其临床表现多样，病理生理机制复杂，导致其诊治十分棘手。目前，有研究表明，凝血-免疫-炎症功能障碍在AFE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以消耗性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和原发性纤溶亢进最为关键。此外，AFE与产科其他疾病如子宫收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和胎盘早剥，在凝血-纤溶方面具有类似的病理生理机制。本文从凝血功能障碍角度出发，对AFE病理生理、诊断和治疗进行综述，以期通过早期识别AFE，结合多学科合作和推进免疫-凝血相关药物在AFE中的应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从而获得良好的临床结局。

目的:比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助孕与自然妊娠（spontaneously conceived，SC）孕产妇单胎活产的围产期结局。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了2008年至2019年期间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产科分娩且获得单胎活产的孕产妇住院病案资料，纳入了1 727例行ART助孕的产妇，并按照1∶3的比例匹配同一天分娩的5 181例SC产妇。按分娩时间匹配后再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两组人群的基线数据进行匹配，最终ART组和SC组各纳入产妇1 439例。主要结局指标为健康活产儿率，次要结局指标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早产率等围产期结局。结果:进行PSM之后，ART组健康活产儿比例［70.67%（1 017/1 439）］较SC组［77.28%（1 112/1 439）］低（ P<0.001）；两组间的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综合征发生率、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羊水过少发生率、前置胎盘发生率、剖宫产率和胎盘效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的新生儿结局，包括孕周、早产率、极早产率、小于孕龄儿发生率以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住院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ART助孕和妊娠并发症是健康活产儿的危险因素（ OR=0.81，95% CI：0.67~0.97， P=0.020），胎盘效率是健康活产儿的保护因素（ OR=1.73，95% CI：1.59~1.88， P<0.001）。 结论:SC产妇的围产期结局较ART助孕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