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对四川省彭州市≥50岁男性HIV感染的影响，为中老年HIV/AIDS防控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2019年4月至2020年10月彭州市新报告≥50岁男性病例组114人和经年龄频数匹配的健康对照组423人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采用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HI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在病例组中，亲密社会网络规模和性网络规模≥4人的分别占63.16%（72/114）和96.49%（110/114），高于对照组的23.40%（99/423）和11.58%（49/423）（均 P<0.05）。病例组的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的占49.12%（56/114），低于对照组的82.27%（348/423）（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亲密社会网络规模≥4人（ OR=8.66，95% CI：2.01~37.30）、性网络规模≥4人（ OR=1 121.11，95% CI：28.38~4 429.61）、第1个亲密网络成员给予物质支持（ OR=6.39，95% CI：1.03~39.75）、多性伴并存（ OR=55.50，95% CI：6.22~494.96）是≥50岁男性感染HIV的危险因素；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 OR=0.07，95% CI：0.01~0.37）、与第1个性网络成员有满意的性生活、有好的日常关系（ OR=0.02，95% CI：0.01~0.59； OR=0.01，95% CI：0.01~0.26）、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 OR=0.02，95% CI：0.01~0.38）是≥50岁男性感染HIV的保护因素。 结论: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可减少≥50岁男性感染HIV的风险，应帮助中老年人构建良好且稳定的亲密社会网络和性网络，满足社会交往需求，为预防HIV感染减少高危性行为。

目的:探讨基于网络平台的整合式护理在卵巢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收治的 96 例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信封法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模式,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网络平台的整合式护理.比较两组创伤后成长[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家庭和谐[采用中文版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Ⅱ)]、社会支持[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生活质量[采用欧洲癌症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结果:研究组PTGI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SAS、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FACES Ⅱ、PSSS、GQOLI-74 各项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采用基于网络平台的整合式护理可有效提高卵巢癌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和社会支持水平,缓解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增加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

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需要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需在政府主导下,由卫生部门与教育、共青团、妇联、媒体、社区、青年网络等部门间开展有序、有效的合作.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为指导,在分析各部门资源的基础上,使用社会网络理论强联结的4个维度(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对应多部门合作的建立条件,分别明确各部门职责,设计多部门合作性活动,从而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多部门合作机制,并以此形成卫生和其余合作部门间的强弱联结,多部门资源向卫生部门流动,形成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利用输出的社会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Brown对结构的关注,其最初目的是通过分析传统的亲属、邻居、同学关系来解释其相应的行为(如找工作、参加政治活动、婚姻选择等),随后被社会学家接受并逐渐得到完善.Lubben[1]认为社会网络是指个体与其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互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2]认为密集的社会网络对健康有益,社会网络密度以及网络中成员的亲密情感关系与个体自我评价的健康状态呈正相关.Bot等[3]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结构化访谈,探究其社会网络成员对患者健康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显示,拥有更大、更密集社会网络的成年糖尿病患者拥有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文旨在对糖尿病患者的社会网络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以期为医务人员从社会网络领域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支持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该人群的社会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7-2018年在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转介治疗的HIV阳性的MSM的相关资料,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10例HIV阳性MSM中,报告105个核心社会网络,提名249个网络成员,网络大小(3.37±1.43),网络密度(0.86±0.21).社会支持总分为(26.42±7.74)分,主观支持得分(15.24±4.88)分,客观支持得分(4.98±2.62)分,支持利用度得分(6.20±1.98)分.方差或￡检验分析显示,不同社会网络大小,网络成员的性别、社会关系种类、文化程度构成、性取向构成以及是否和网络成员有性行为的HIV阳性MSM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网络成员的文化程度构成、性取向构成、关系亲密度和网络成员有性行为是社会支持得分的影响因素. 结论 应尽可能提高HIV阳性MSM的社会支持.

目的:分析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对64例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进行调查.结果: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总分为(53.30±20.22)分;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总分与自我效能感(r=0.561,P<0.001)、积极应对维度(r=0.635,P<0.001)、肯定与支持维度(r=0.356,P=0.004)、陪伴与亲密维度(r=0.360,P=0.003)、满意度维度(r=0.290,P=0.020)得分均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维度(r=-0.439,P<0.001)得分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居住地、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陪伴与亲密维度是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调整后R2=0.635).结论: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的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临床实践中应关注患儿的年龄、居住地、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持力度,以提升个体创伤后成长的水平.

目的 探索治疗期儿童青少年恶性肿瘤患儿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及自我效能感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简易方式问卷、社会关系网络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和Conners父母用症状量表对163名治疗期儿童青少年恶性肿瘤患儿进行调查.结果 女性患儿的负性情绪水平相对较高而行为问题较少,权威型、专制型教养方式患儿的负性情绪水平较低.相关分析表明,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创伤后成长均与负性情绪和行为问题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中,肯定与支持维度、陪伴与亲密维度与负性情绪、行为问题呈显著负相关,满意度维度与抑郁、品行行为和心身障碍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冲突与惩罚维度与抑郁、品行行为维度呈显著正相关.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和创伤后成长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具有链式中介的作用.结论 治疗期儿童青少年恶性肿瘤患儿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或创伤后成长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效能感和创伤后成长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负向预测负性情绪或行为问题.

目的 调查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生活质量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5-7月在上海市区2个街道选取218名75岁及以上的高龄独居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老年模块(WHOQOL-OLD)评价高龄独居老年生活质量现况.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衰弱筛查量表(FRAIL量表)、老年抑郁量表简表(GDS-5)、Lubben社交网络量表(LSNS-6)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量表简表(UCLA-6)、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慢性病数目、躯体衰弱、抑郁、孤独感和社会隔离等资料,以分析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WHOQOL-OLD得分为(60.21±13.68)分,其中社会参与(56.97±17.80)、感觉能力(55.44±21.73)以及亲密关系(53.93±22.20)这3个维度得分最低.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多重用药、躯体衰弱、抑郁状态、社会隔离状态和孤独感是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P＜0.05),共解释52％的WHOQOL-OLD变异程度.其中,孤独感、社会隔离、抑郁、躯体衰弱、年龄和多重用药依次解释了WHOQOL-OLD得分13.06％、12.38％、9.74％、6.67％、3.59％和3.27％的变异度.结论 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理想.孤独感、社会隔离和抑郁状态是影响高龄独居老年人生活质量最重要的3个影响因素.社区卫生工作者应发展个体化的干预措施来延缓躯体衰弱、减少抑郁和孤独感、消除社会隔离,进而改善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先被排斥后被接纳与先被接纳后被排斥的复杂排斥经历如何影响个体对排斥源的亲社会决策,同时考察排斥源与受排斥者的社会距离对受排斥者亲社会决策的影响.方法:采用网络掷球范式操纵社会排斥,通过独裁者博弈任务和投资博弈游戏分别测量利他决策和信任决策.结果:实验1发现相比于先被接纳后被排斥,先被排斥后被接纳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决策.实验2验证了实验1结果,并进一步发现无论是何种排斥经历,相比于社会距离较远排斥源,个体会对社会距离较近排斥源做出更多的亲社会决策.结论:排斥后的被接纳经历具有缓解排斥破坏性的作用,也验证了即使在复杂排斥情境中,亲密他人的重要性仍然高于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