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从忆溯角度分析研究强迫症的人格发生发展情况。方法: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选取103例强迫症患者(患者组)以及88例在汪卫东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ang Weidong memory-trac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l inventory，WMPI)全国城市人口常模数据库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条件相匹配的正常被试(对照组)。采用WMPI对所有被试进行评估与比较。统计软件使用SPSS 22.0，数据统计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1．人格发展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生活事件方面，患者组童年期家庭内部事件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5)；教养方式方面，患者组童年期严厉[(5.637±3.463)分]与惩罚[(6.275±4.565)分]得分高于对照组[(4.341±3.092)分，(5.000±3.698)分， t＝-2.703，-2.093，均 P<0.05]。2.人格要素发展方面：(1)胆气分量表中，在童年时期，自然恐惧[(7.686±3.441)分]、适应能力[(15.000±5.321)分]两维度患者组比对照组[(6.023±3.991)分，(12.841±6.070)分]得分高( t＝-3.085，-2.613，均 P<0.05)。人际恐惧维度的3个年龄段，患者组[(20.284±8.255)分，(22.804±7.458)分，(22.725±7.145)分]均较对照组[(16.205±7.937)分，(19.841±6.319)分，(18.364±6.277)分]得分高( t＝-3.458，-2.929，-4.437，均 P<0.01)。(2)人际关系分量表的依恋性维度中，童年期患者组[(10.804±3.621)分]得分高于对照组[(8.830±4.850)分， t＝-3.205， P<0.01]。(3)性发展分量表中，在少年期，异性交往[(11.941±4.878)分]、爱情观[(15.098±4.180)分]与性观念[(8.892±2.988)分]患者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9.125±5.040)分，(11.761±5.202)分，(6.943±3.288)分，均 P<0.01]。(4)自我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自理性维度得分[(6.465±2.890)分]比对照组[(4.239±2.861)分]得分高( P<0.01)，在童年与少年时期患者组自主性维度得分[(10.772±2.694)分，(11.347±2.621)分]较对照组[(8.011±4.039)分，(9.818±2.693)分]得分高(均 P<0.01)。(5)思维方式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绝对化思维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1)。谨慎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少年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1)。(6)意志力分量表的果断性维度中，患者组在少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在青年期患者组自觉性维度得分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坚持性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7)世界观分量表，动机、事业观与友谊观3个维度中，在少年期患者组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价值观维度中，在青年期患者组较对照组得分低( P<0.01)。 结论:强迫症患者童年时的教养方式中存在较多严厉与惩罚，导致童年呈现出胆气不足、人际关系不良、低自理自主性、高依恋性、思维绝对化及较多自我压抑等表现；在青少年时期，胆气的缺乏、自理自主性差、谨慎固执的思维会进一步加重并显现出较保守的性发展与传统的世界观。

目的: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研究基于"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 %，29.8 %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 %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 %），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 %），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 %）；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 结论: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

随着现代社会及经济水平发展，人们健康意识逐渐提高，传统医疗模式已不能满足日常需求。以人为本的医疗保健模式代表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水平，医患共同决策作为新型医疗文化模式，近几年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本文通过阐述医患共同决策的概念、意义、影响因素及国内外现状等，为医患共同决策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工作提供参考，以期促进我国医患共同决策的发展，对缓解医患关系起到促进作用。

目的:探讨多元文化护理能力培训对手术室低年资护士不良情绪、综合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手术室低年资护士38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抽签法将其等分为传统组和培训组各19人。传统组给予常规培训方式，培训组给予多元文化护理能力培训，观察比较两组护士的心理状态、综合能力及护理质量的变化。结果:对手术室低年资护士实施多元文化护理能力培训后，结果显示，培训组的心理状态显著优于传统组、培训组的综合能力明显高于传统组、培训组护士护理质量明显优于传统组( P<0.05)。 结论:多元文化护理能力培训通过对护士进行多样化、全面且连续化的培训和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手术室低年资护士的综合能力，改善护士的心理状态，为全面提高医院的护理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医院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和《ISO 23961-1：2021 中医药-诊断术语-第一部分：舌》共有的舌象术语为对比分析语料，以朱文锋主编的《中医诊断学》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为主要参考资料，采取翻译适应选择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角度分析与总结两大版本舌象术语国际标准的主要特点，发现该类术语选词、词性与结构存在差异、复合特征舌象术语采取单一标准、术语语境阐述不同及标准术语缺失等问题，表明译者在术语语境中为取得不同的交际效果，会考虑其术语适用对象的差异性；另外，WHO舌象术语以教育培训为主要目的，旨在为各国从业者提供基础知识，而ISO舌象术语以信息客观化为主要目的，旨在规范各类诊断仪器之间的信息交互。

面部吸引力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与面部吸引力相关的面部形态特征及其美学标准构成较复杂，包括平均性、对称性、面部比例和性别等因素，且受到文化和时代差异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愈发强烈，以及对面部审美认知的不断更新变化，传统美学标准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该文对近年来国内外美貌人群面部吸引力的美学分析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目的:调查医学硕士研究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和改进建议，为改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自编问卷于2022年5月对新疆医科大学2021级185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0名(5.4%)研究生对课程思政很了解，131名(70.8%)有一定了解。183名(98.9%)研究生认为有必要开展课程思政，179名(96.8%)研究生认为课程思政环节对个人三观有很大影响或有一定影响。183名(98.9%)研究生认为教师经常、适度补充思想政治相关理论，181名(97.8%)研究生认为教师经常、适度显性思政引导，171名(92.4%)研究生认为教师经常、适度隐性思政引导。教学方式方面，建议增加实践活动的研究生最多，有123人(66.5%)，在教学内容方面，建议多融入社会时事热点的研究生最多，有144人(77.8%)。结论:目前医学研究生对课程思政的知晓率和支持率较高，教师的教学应注重灵活运用实践活动，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尝试更多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多融入时事热点和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内容。

医学人文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之间既存在共性特征又相互区别。医学英语课程需要协同实现以医学生为育人对象的课程思政目标。本文基于医学人文教育视角，从医学英语教材、中国传统医学名家故事、国际医学文献检索、医学英语时文导读、中医药英语文化等角度，深入挖掘医学英语教学资源中的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精准提升当代医学生医学伦理、大医精诚、医学人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和中华医药文化自信，培养面向新时代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

中华传统五音疗法思想启蒙于原始时期的巫乐医疗实践活动，萌芽于五行思想、五音体系与中医理论生成之中，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华传统五音疗法历经不同朝代的演化、发展，为传统五音疗法的现代传承、转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当代世界音乐治疗史上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治疗文化现象。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中医药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特质与精髓，中医药博物馆是宣传中医药知识文化、进行公众教育的优势平台，具有较强的宣传教育职能。文章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现状入手，分析了博物馆场域下中医药知识文化宣传、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内容建设、基本业务讲解、开展教育活动、丰富展陈等方面实例探讨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在博物馆场域下有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