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介导细胞焦亡参与肺动脉高压(PAH)小鼠肺血管重构的机制.方法 将40只SD小鼠分为对照组、PAH组、PAH+HMGB1中和抗体(HMGB1Ab)组、PAH+焦亡抑制剂(NSA)组,除对照组外的其余3组均采用低氧处理建立PAH模型,PAH+HMGB1 Ab组和PAH+NSA组再分别给予HMGB1 Ab、NSA处理,结束后,检测各组小鼠平均肺动脉压(mPAP)、右心室肥厚指数(RVHI),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并计算肺动脉血管壁厚度百分比(WT)及肺动脉管壁面积百分比(W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白细胞介素(IL)-1β、IL-18水平.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中消皮素D(GSDMD)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中HMGB1及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GSDMD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1.81±0.19)kPa、(0.27±0.03)]比较,PAH组小鼠mPAP和RVHI[(3.97±0.41)kPa、(0.41±0.04)]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PAH组肺动脉血管壁明显增厚,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肥大;PAH+HMGB1 Ab组和PAH+NSA组肺动脉血管壁增厚程度较PAH组明显减轻.PAH组小鼠 WT和 WA[(42.06±4.38)％、(50.56±5.24)％]显著高于对照组[(23.64±2.46)％、(25.12±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23.56±2.48)pg/mL、(22.68±2.32)pg/mL]比较,PAH 组小鼠血清中 IL-1β、IL-18 水平[(94.51±9.62)pg/mL、(58.21±5.97)pg/mL]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PAH 组[(48.57±5.02)％]比较,PAH+HMGB1 Ab 组和 PAH+NSA 组肺组织中 GSDMD 阳性率[(16.52±1.76)％、(14.62±1.59)％]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AH组小鼠肺组织中HMGB1、NLRP3、ASC、Caspase-1、GSDMD蛋白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HMGB1中和抗体能够抑制细胞焦亡从而降低PAH小鼠肺动脉压力,改善肺血管重构.

肺淋巴管肌瘤病(LAM)是一种罕见的主要发生于育龄期女性的慢性进展性弥漫性囊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是LAM的一种少见并发症,目前LAM相关肺动脉高压在流行病学、发病机制、治疗策略等方面证据匮乏.本文报道一例表现为气短的育龄期女性,结合特异性肺部影像学表现及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D诊断为LAM,经右心导管检查证实为毛细血管前性肺动脉高压,经西罗莫司治疗及家庭氧疗病情稳定.

目的:探讨不同氧（O 2）浓度环境对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表型的影响及肺动脉高压的形成机制 。方法:采用酶解法分离培养大鼠原代PASMC，经鉴定后将稳定传代的PASMC分别置于正常O 2含量（C组）及55%O 2（H55组）、75%O 2（H75组）、95%O 2（H95组）的密闭容器培养6 h。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和Western blot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平滑肌22α蛋白（SM22α）、骨桥蛋白（OPN）、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的mRNA和蛋白表达。 结果:H55组的α-SMA、SM22α、OPN、MMP-2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与C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C组和H55组比较，H75组和H95组α-SMA、SM22α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更低，OPN、MMP-2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更高（ P均<0.05）；与H75组相比，H95组MMP-2的mRNA相对表达量更高（ P<0.05）。 结论:O 2浓度75%以上环境可通过诱导PASMC表型转化，使PASMC获得较强分泌能力，形成肺动脉高压病理基础，并且这种诱导作用呈现O 2浓度依赖性。

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目的:探讨行肿瘤氟-18-脱氧葡萄糖（ 18F-FDG）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显像患者心脏异常摄取的发生率、部位和病因。 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北京朝阳医院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2 000例疑诊或确诊恶性肿瘤患者的 18F-FDG PET/CT图像，显像前患者禁食12 h以上， 18F-FDG注射前空腹血糖水平需<6.7 mmol/L。左心室非基底段、非乳头肌部位的局灶性高摄取，高于左心室摄取的右心室摄取以及高于心血池摄取的心房摄取（左心室无摄取或低摄取时）定义为异常摄取，所有异常摄取的判定均由核医学医师进行视觉分析。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心脏相关影像学检查结果，分析心脏异常摄取的发生率、部位和病因。 结果:2 000例患者年龄（60.5±13.2）岁，男性1 117例（55.85%），糖尿病患者138例（6.90%），既往有心血管疾病史的患者228例（11.40%）。恶性肿瘤、良性病变、未明确诊断的患者分别为939例（46.95%）、484例（24.20%）、557例（28.85%）。心脏异常摄取145例（7.3%），其中左心室、右心室和心房异常摄取分别为76例（52.4%）、18例（12.4%）和51例（35.2%）。左心室异常摄取76例中，25例（32.9%）由冠状动脉疾病引起，其他少见原因还包括肥厚型心肌病、心脏转移瘤及化疗相关性心肌损害；右心室异常摄取18例中，14例（14/18）由肺动脉高压引起；心房异常摄取51例中，20例（39.3%）由心房颤动引起。心脏异常摄取的患者中，PET/CT显像前无明确心脏疾病表现和证据的患者有71例（49.0%）。结论:肿瘤 18F-FDG PET/CT显像患者中心脏异常摄取并不少见，异常摄取部位以左心室最为常见，冠状动脉疾病、肺动脉高压、心房颤动是常见病因。

肺动脉高压(PH)是老年人常见的病症，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较高。老年人群中以左心疾病所致肺动脉高压和肺部疾病和(或)低氧所致PH为主，其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治疗上根据不同类型病因而异，其预防主要为基础病因的防治，预后与其基础疾病、肺动脉平均压、肺血管阻力和右心功能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将结合相关进展对老年人PH特点及诊治原则进行介绍。

目的:分析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CHD-PAH）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及不同亚型的临床特点。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05年9月至2019年5月于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住院的CHD-PAH患者共507例。将入选患者按不同临床亚型分为4组，即艾森曼格综合征（ES）组、左向右分流型肺动脉高压（SP）组、肺动脉高压合并小缺损（SD）组和先天性心脏病术后肺动脉高压（CD）组。根据心脏畸形的复杂程度，又将入选患者分为简单-中等复杂畸形组和复杂畸形组。根据分流位置，又将入选患者分为三尖瓣前分流组、三尖瓣后分流组及复合或复杂畸形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基线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年龄、性别等）、经皮血氧饱和度（SPO 2）、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6 min步行距离（6MWD）及B型利钠肽（BNP）等。收集入选患者超声心动图检查估测的肺动脉收缩压（sPAP）和右心导管检查测得的肺动脉平均压（mPAP）、右心房平均压（mRAP）和心指数（CI），及计算得出的肺血管阻力（PVR）。收集所有入选患者的定期随访结果，包括随访期间接受PAH靶向药物单药或联合用药治疗情况、心脏相关不良事件（咯血、晕厥、水肿、心律失常等）及主要终点事件（全因死亡）的发生时间和原因。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研究共纳入CHD-PAH患者507例，年龄23.1（13.9，32.1）岁，女性345例（68.0%）。按临床亚型分组，确诊ES者235例（46.4%），即ES组；确诊CD者193例（38.1%），即CD组；确诊SD者47例（9.3%），即SD组；确诊SP者32例（6.3%），即SP组。507例患者均完成了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显示不同临床亚型组患者的sPA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共有289例（57.0%）患者完成了右心导管检查，结果显示ES组患者的mPAP和PVR最高，mRAP最低（ P均<0.001）；CD组患者的mRAP最高，CI最低（ P均<0.001）。ES组患者6MWD明显短于SP组、SD组和CD组（ P均<0.001）。SD组NYHA心功能Ⅲ/Ⅳ级患者的比例高于SP组（ P<0.001），但与ES组和CD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分别为0.077和0.072）。首诊时SP组NYHA心功能Ⅰ/Ⅱ级患者的占比最高[96.9%（31/32）]，其次为CD组[85.5%（165/193）]和ES组[85.1%（200/235）]，SD组最低[75.0%（35/47）]。SD组患者首诊时的BNP水平亦高于SP组、ES组和CD组（ P均<0.001）。507例患者中有379例（74.8%）在末次随访时接受了PAH靶向药物治疗，治疗方案以单药治疗为主[75.7%（287/379）]。入选患者的随访时间为3.6（2.0，5.6）年，期间37例（7.3%）患者死亡，包括CD组13例、ES组17例、SD组7例，SP组患者无死亡。右心衰竭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1（29.7%）]，其次为大咯血呼吸困难[7（18.9%）]、心脏性猝死[6（16.2%）]及肺动脉高压危象[4（10.8%）]。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CHD-PAH患者确诊后第1、3、5和10年无终点事件的生存率分别为98.2%、95.9%、90.6%和85.8%；ES组与CD组患者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 P=0.918），且均高于SD组（ P值分别为0.011和0.013）。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确诊时NYHA心功能Ⅲ/Ⅳ级是CHD-PAH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 HR=6.452，95 %CI 3.378~12.346， P<0.001）；首诊时BNP >100 ng/L是CHD-PAH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 HR=2.481，95 %CI 1.225~5.025， P=0.01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YHA心功能Ⅲ/Ⅳ级是CHD-PAH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HR=4.998，95 %CI 1.246~20.055， P=0.023）。 结论:CHD-PAH不同临床亚型患者的临床症状、心功能分级、血流动力学特点及中远期生存率不同，其中SP患者预后最好，ES及CD患者预后相似，SD患者预后最差。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是CHD-PAH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军事人员空运进驻高原前后及不同时间段肺动脉压和右心相关参数的变化，为空运进驻高原航卫保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测试23名健康军事人员进驻高原前1周及进驻高原后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acceleration time，ACT）、右心室射血时间（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time，RVET）、右心室射血前期（right ventricular pre-ejection period，RVPEP），并计算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测量右心室流出道内径（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主肺动脉内径（main pulmonary artery diameter，MPAD）、右室舒张末期内径（right ventricular diameter，RVD）、右心房左右径（right atrium diameter，RAD）。根据进驻不同时间（2个月10人、3个月7人、8个月6人），比较军事人员进驻高原不同时间，以及进驻高原前后肺动脉压的变化。结果:与进驻高原前相比，受试者进入高原后肺动脉血流ACT显著缩短（ F=3.25， P<0.01）；RVPEP明显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1， P<0.05）；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19、2.69， P<0.01）。与进驻前比较，进驻高原2个月后受试者ROVT、RVD均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42、2.643， P<0.05）；MPAD、RA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①缺氧、低压的高原环境导致受试者肺动脉压力较在平原地区时明显升高，右心室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②随着高原进驻时间的增加，身体习服性的适应，肺动脉压的变化无明显差异；③肺动脉高压发生在进驻高原初期，因此进驻高原初期预防或减轻肺动脉高压的发生是保持空运投送军事人员健康的重要措施。

目的:评价肾上腺素（adrenaline, AD）、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甲氧明（methoxamine, MOX）对低氧性肺动脉高压模型大鼠肺动脉张力的影响。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48只雄性SD大鼠分为两组（每组24只）：常氧对照组（C组）和低氧干预组（H组）。H组组放置于低氧箱（10%O 2）中干预4周，C组放置于同一房间内，常压、常氧饲养4周，4周后分别测定两组大鼠体重、右心室收缩压（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RVSP）、右颈总动脉压（mean circulating arterial pressure, mCAP），分离大鼠的肺动脉和肠系膜动脉，进行离体血管实验，比较AD、NE、MOX对两组大鼠肺动脉环和肠系膜动脉环的最大收缩张力和反应性。 结果:H组mCAP、体重低于C组，而RVSP高于C组（ P<0.05）。H组AD、NE、MOX对肺动脉环的最大收缩张力均高于C组（ P<0.05），C组和H组AD、NE、MOX对肠系膜动脉环的最大收缩张力较肺动脉环明显升高（ P< 0.05）。H组肺动脉环中AD、NE、MOX的ρEC 50[半数有效浓度（median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EC 50）的负对数]值明显高于C组（ P<0.05），MOX的ρEC 50值较AD及NE的ρEC 50值均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正常大鼠肺动脉环和肠系膜动脉环对AD、NE、MOX均产生收缩反应，但肺动脉环较肠系膜动脉环收缩功能弱。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模型中，肺动脉对AD、NE、MOX产生收缩反应，且较正常肺动脉环反应性和最大收缩张力更强。AD、NE对肺动脉环的反应性和最大收缩张力相似，而MOX与AD、NE相比，对肺动脉的收缩作用较弱。

目的:描述当前一氧化氮吸入(inhaled nitric oxide，iNO)在儿童急性呼吸衰竭中的应用特点，评估临床变量和预后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研究iNO对包括右心室(rightventricular，RV)功能不全在内的患者特点的治疗反应与临床医生对氧合改善反应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假设提高临床医生最小化高氧血症的意识与预后改善相关。设计:观察性队列研究。场所:儿科重症监护研究协作网的8个中心。对象:151例主因呼吸系统指征接受iNO治疗的患者。测量方法:从病历中提取开始iNO至第28天，ICU出院或死亡三者中最早时间点的临床数据。计算脱离呼吸机天数、氧合指数和功能状态评分；提取超声心动图报告数据以评估肺动脉高压，RV功能障碍和其他心血管参数；确定临床医生对氧合改善的反应度。主要结果:130例(86%)接受iNO治疗的患者在24 h内氧合得到改善。PICU病死率为29.8%，19.8%存活者出现新的合并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的患者中，27.9%有肺动脉高压证据，23.1%有右室收缩功能障碍，22.1%有心房水平分流。中或重度RV功能障碍与较高的病死率相关。临床医生对氧合改善的反应度表现如下，71%的患者FiO 2在24 h内降至0.6以下。临床医生对iNO改善氧合的及时反应度与更多的脱离呼吸机天数相关，但和减少的心脏骤停次数、病死率或新发合并症率无关。 结论:临床医生对氧合改善的反应度与呼吸机天数减少有关。标准化呼吸机管理算法或可在将来的试验中改善信噪比，从而能够更好地评估iNO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此外，可能需要将研究限制在更有选择性的患者群体中，例如那些有RV功能障碍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