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血浆外泌体、微囊泡（MV）、血浆和玻璃体中炎症相关蛋白S100A8的表达，并于糖尿病大鼠模型中进行验证，初步探讨其在DR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基础研究。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住院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患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共计73名纳入研究。其中，采集血浆32名，收集玻璃体液41名，并据此分为血浆样本研究队列和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将受试者分为未发生眼底改变的单纯糖尿病组（DM组）、非增生型DR组（NPDR组）和增生型DR组（PDR组）；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中对照组为黄斑前膜或黄斑裂孔患者玻璃体液。超速离心法分离血浆外泌体和MV。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粒度分析仪、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鉴定外泌体和MV。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S100A8质量浓度。18只健康雄性Brown Norway大鼠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每只9只。糖尿病组大鼠经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糖尿病模型。建模后5个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Western blot检测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S100A8的表达情况。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计量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血浆中成功分离得到具有各自特征的外泌体和MV。PDR组患者血浆外泌体和玻璃体S100A8浓度均高于NPDR组、DM组、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9、0.020、0.002、0.002， P<0.000、<0.000 ）。血浆样本队列研究4个组受试者血浆、血浆MV的S100A8质量浓度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83、0.015 ， P=0.836、0.996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视锥视杆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均表达S100A8蛋白。与正常对照组大鼠比较，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S100A8表达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028， P=0.001 ）。 结论:循环外泌体中S100A8蛋白水平随2型糖尿病患者DR严重程度明显增高。S100A8可能是DR炎症环境的影响因素，是潜在的抗炎治疗靶点。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于外泌体相关研究的热度逐渐提高，外泌体源性微小RNA(exo-miRNA)已作为极具潜力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广泛用于早期临床诊断研究中。血液中含大量血小板、动脉内皮细胞和其他细胞类型释放的外泌体，且外泌体外部膜还具有保护exo-miRNA等内容物免受生物酶水解、稳定存在于人体体液中的独特优势，这些特点使外泌体及exo-miRNA在心血管疾病早期诊断、促进细胞再生、心脏保护等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现就外泌体的结构和生物发生方式、exo-miRNA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儿童心血管相关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目的:了解抗体延迟产生的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MPP患儿285例，将病程14 d内血清抗体IgM 2次检测均为阴性，且IgG 2次检测抗体滴度无4倍及以上增高或减低的36例患儿设为抗体延迟产生组；将14 d内血清抗体检测IgM阳性或IgG 2次检测抗体滴度呈4倍及以上增高或减低的患儿249例设为抗体阳性组。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表现、免疫学及影像学特征。结果:抗体延迟产生组中位年龄0.75(0.30，2.78)岁，显著小于抗体阳性组5.50(3.73，7.20)岁( P<0.001)。血清免疫球蛋白IgG低水平是造成患儿肺炎支原体抗体延迟产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37)，当血清免疫球蛋白IgG低于7.155 mmol/L时，预测发生肺炎支原体抗体延迟产生的敏感度为0.819，特异度为0.833。与抗体延迟产生相关基础疾病主要为新生儿期住院病史( P＝0.007)和先天性心脏病( P＝0.001)。抗体延迟产生组11.11%(4/36)发生痉挛性咳嗽、41.67%(15/36)发生喘息及33.33%(12/36)发生腹泻，显著高于抗体阳性组的0.40%(1/249)、24.50%(61/249)和9.64%(24/249)( P<0.05)。抗体延迟产生组63.89%(23/36)出现发热，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的92.37%(230/249)( P<0.001)，发热持续天数[2.50(0.00，4.75)d]也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7.00(5.00，8.50)d]( P<0.001)。抗体延迟产生组19.44%(7/36)发生大叶性肺炎，无一例发生肺外表现，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的75.50%(188/249)和14.86%(37/249)( P<0.05)。 结论:MPP患儿抗体延迟产生多见于血清免疫球蛋白IgG水平低于7.155 mmol/L的患儿，尤其当存在新生儿期住院病史及先天性心脏病时。该类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以痉挛性咳嗽、喘息为主要特征，出现发热、大叶性肺炎和肺外表现概率低。

细胞内微RNA（miRNA）参与了癌症的发生、发展，而细胞外miRNA作为生物学标志物的用途近年来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不断有研究证实某些胞外miRNA的水平与患者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相关。文章从循环中肿瘤特异的胞外miRNA的产生途径、检测方法、化疗反应预测等方面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认为体液中miRNA的检测是标志物研究中一个有前景的领域。但是循环miRNA主要来源于血细胞、内皮细胞及其他一些血流量较高的器官，肿瘤特异的miRNA表达信息容易被掩盖，仍然需要进一步标准化实验流程和加大样本量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说服力。

目的:探讨癫痫患儿血清25-羟维生素D及体液免疫因子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G、IgM、IgA的变化及意义。方法:选取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初诊癫痫患儿作为病例组(54例)，同期选取来我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50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检测25-羟维生素D水平；免疫比浊法检测IgG、IgA、IgM表达。6个月后再次抽取静脉血，检测25-羟维生素D及IgG、IgA、IgM表达水平，对比分析初诊时及6个月后25-羟维生素D、IgG、IgM、IgA的变化。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初诊时及6个月后，病例组患儿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5、8.15， P值均<0.05)；与初诊时相比，治疗后6个月后病例组患儿25-羟维生素D水平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ng/mL：(21.46±1.14)比(19.60±1.60)， t＝9.18， P<0.05]。与对照组相比，初诊时病例组患儿IgG、IgM、IgA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78、4.82、9.57， P值均<0.05)；与初诊时相比，治疗6个月后，病例组患儿IgG、IgM、IgA水平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g/L：(562.65±10.54)比(588.17±16.05)，(70.38±0.98)比(71.55±1.75)，(24.00±1.57)比(27.40±1.34)， t＝10.66、5.44、12.07， P值均<0.05]。 结论:初诊癫痫患儿即存在维生素D缺乏和体液免疫功能受损，维生素D缺乏及免疫功能变化可能参与癫痫的发生发展。

董荣芬主任将消化道神经-体液调节反射系统称为“胃神”，临证常基于胃神理论，从斡旋中焦气机角度辨治不寐病。董师常将不寐病分为阳明燥热证、肝经郁热证、血虚火动证、清降失和证。阳明燥热证治以清热养阴、健脾安神为法，首选竹叶石膏汤加减治疗；肝经郁热证治以疏肝清热、养心安神为法，首选温胆汤加减治疗；血虚火动证治以滋阴降火、养血安神为法，首选黄连阿胶汤和酸枣仁汤加减治疗；清降失和证治以调畅气机、养心安神为法，首选人参清肺汤合归脾汤加减治疗。附验案进行分析。

目的:总结儿童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免疫球蛋白G抗体相关疾病（MOGAD）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及预后，探讨MOGAD复发的标志物 。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首次发病并诊断为MOGAD的患儿进行追踪，分析比较单相病程及复发病程患儿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血清及脑脊液免疫标志物、治疗及转归。结果:入组患儿共22例，其中复发病程8例（36.4%），单相病程14例（63.6%）。两组间性别、发病年龄、首次发作时临床症状、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影像学病灶、血清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免疫球蛋白G抗体（MOG-IgG）滴度、糖皮质激素疗程、是否合并抗核抗体阳性、有无前驱感染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复发病程组多见抗体滴度持续不降甚至升高，甚至经治疗后仍有升高现象，而单相病程组无血抗体滴度升高病例，且血清抗体滴度下降者比例更高（单相病程组6/8，复发病程组2/8），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0）；复发病程组患儿首次发病时脑脊液MOG-IgG阳性率明显高于单相病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相病程组1/10，复发病程组4/6， P=0.036）。两组患儿一线免疫治疗均有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较急性期完全或部分恢复；对8例复发MOGAD患儿中7例予吗替麦考酚酯联合免疫治疗，年复发率显著降低［加药前年复发率2.06（1.36，2.34）次/年，加药后年复发率0（0，0）次/年， Z=-3.26， P=0.001］。对服用吗替麦考酚酯患儿定期监测体液免疫状态，随访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超过1/3的儿童MOGAD复发，复发MOGAD患者血清MOG-IgG持续高滴度，甚至经治疗后仍有升高现象；首次发作脑脊液MOG-IgG阳性是复发的高危因素。复发MOGAD患者应用吗替麦考酚酯维持期治疗，可降低年复发率且耐受性良好。

目的: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和肾小球微小病变（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来自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FSGS和MCD患者，所有入选者均经临床和肾活组织病理检查确诊并接受了利妥昔单抗治疗（用药剂量为375 mg/m 2体表面积，共治疗4次，每次治疗间隔时间7~14 d）。比较基线和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患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淋巴细胞CD19 +、CD20 +、CD3 +、CD3 +CD4 +、CD3 +CD8 +、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水平的差异。 结果:96例FSGS和MCD患者入选本研究，中位年龄28岁（14~77岁），男女比为1.8∶1，MCD 65例，FSGS 31例。利妥昔单抗治疗后患者尿蛋白量较治疗前显著下降，血白蛋白水平上升（均 P<0.01）。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外周血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均<5个/μl，治疗后3、6、9、12个月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值显著下降（均 P<0.05），6个月后逐渐恢复。与基线值比较，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血IgG水平显著上升（ P值分别为0.004、<0.001、<0.001、<0.001），血IgM水平显著下降（ P值分别为<0.001、0.008、0.005、<0.001）但中位数水平仍在正常范围（400~3 450 mg/L），而血IgA水平无明显变化（均 P>0.05）。T淋巴细胞（CD3 +、CD3 +CD4 +、CD3 +CD8 +）和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计数与基线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利妥昔单抗可有效清除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对除外CD19 +、CD20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及免疫球蛋白的影响较小。规范的利妥昔单抗用药可安全用于FSGS和MCD患者的治疗。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