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患儿Kasai术后肝内胆管囊性扩张(intrahepatic biliary cysts，IBC)的形成特点及病理学表现，探索其与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天津市儿童医院Kasai术后行肝移植手术的BA患儿179例(男75例，女104例)，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用以判断是否存在IBC，其中36例CT检查结果提示存在肝内胆管扩张，作为IBC(＋)组，143例未检测到肝内胆管扩张，作为IBC(-)组，比较两组的自体肝生存状况及肝功能指标。同时收集到上述患儿中50例患儿的肝移植时的病肝组织，其中IBC(＋)组18例，IBC(-)组32例，进行HE染色，观察肝脏纤维化程度、胆管增生程度、淤胆以及胆管板畸形的发生情况。结果:①IBC(＋)组女患儿有27例，占75.0%(27/36)，IBC(-)组女患儿有77例，占53.8%(77/143)，两组中女患儿占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两组患儿在行Kasai术时的日龄及术后胆管炎的发生率的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②IBC(＋)组患儿的中位生存期为11.5个月，明显高于IBC(-)组患儿的9.0个月。Log-Rank检测发现，IBC(＋)组术后自体肝生存状况优于IBC(-)组患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38)；③肝功能的比较结果发现IBC(＋)组除胆汁酸(total bile acids，TBA)外，均低于IBC(-)组患儿，其中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结合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水平在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④IBC(＋)组患儿的肝纤维化程度、胆管增生程度及胆管板畸形发生率均较IBC(-)组略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IBC(＋)组淤胆程度明显低于IBC(-)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3)。 结论:BA患儿Kasai术后发生IBC可能是肝脏代偿的积极表现，短期内不会导致胆汁淤积的加重，相反扩张的胆管可以减轻胆汁淤积的程度，改善肝功能及病理分级，从而延长自体肝生存时间。

目的:探讨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在肝移植肝癌复发患者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进行肝移植治疗和5年随访的5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实验室资料，比较肝移植肝癌复发组（29例）和未复发组（21例）患者肝功能、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外周血T淋巴细胞分类等实验室指标及5年生存情况，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临床指标与肝移植肝癌复发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诊断效能，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CD4表达水平患者的生存差异。结果: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白蛋白、淋巴细胞、甲胎蛋白、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诱导的蛋白质Ⅱ、CD3+、CD4+、CD8+T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肝移植肝癌复发组复发时间为13.0（6.0，24.0）个月，在5年随访中全部死亡，未复发组无死亡；复发组生存时间为18.0（9.0，36.0）个月，明显低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的60.0（60.0，60.0）个月（ P<0.05）。与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的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低（ P均<0.05）。Spearman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肝移植肝癌复发与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43、-0.38、-0.44， P均<0.05）；ROC曲线显示，CD4+T淋巴细胞对肝移植肝癌复发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755（95% CI 0.621~0.888），取最佳截断值265.50个/μl时，诊断特异度为100%，敏感度为48.3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CD4≤265.50个/μl患者的生存时间低于CD4>265.50个/μl组［15.0（10.0，36.8）个月比53.0（19.5，60.0）个月， P<0.05］。 结论: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与肝移植肝癌复发呈负相关，CD4+T淋巴细胞取265.50个/μl时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分析血红素加氧酶-1(HO-1)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联合常温机械灌注(NMP)对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大鼠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方法:无特定病原体4~5周龄、40~60 g雄性Brown Norway(BN)大鼠2只提取BMMSCs，通过腺病毒转导HO-1；24只7~8周龄、200~220 g雄性Lewis大鼠为供体，30只8~9周龄、220~240 g雄性BN大鼠为受体，"二袖套"法建立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BN大鼠随机分为5组：Sham组仅开腹关腹；NMP组供肝NMP 4 h；BMP组供肝NMP 4 h+门静脉灌注BMMSCs；HBP组供肝同BMP组，但灌注HO-1/BMMSCs；FK506组供肝NMP 4 h，肝移植术后灌胃他克莫司，每组6只。术后第14天取材检测并计算排斥活动指数(RAI)，HE染色及透射电镜分别观察肠道病理改变和超微结构，Western印迹检测肠道组织紧密连接蛋白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脂多糖、D-乳酸、二胺氧化酶(DAO)。结果:HBP组、FK506组RAI为(2.80±0.84)分、(2.20±0.84)分，显著低于NMP组(7.60±1.14)分、BMP组(6.00±1.5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肠道HE染色NMP组肠绒毛明显稀疏、皱缩，排列杂乱，BMP组、HBP组、FK506组较NMP组肠道损伤程度减轻。电镜观察HBP组肠上皮细胞微绒毛丰富且排列整齐，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完整。Western印迹检测闭锁小带-1相对表达，HBP组(0.87±0.06)，高于NMP组(0.41±0.12)和FK506组(0.52±0.15)；闭合蛋白相对表达HBP组(1.28±0.26)，高于NMP组(0.27±0.18)和FK506组(0.63±0.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BP组血清脂多糖、D-乳酸和DAO浓度均低于NMP组、FK506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HO-1/BMMSCs联合NMP可以保护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BN大鼠的肠道屏障功能。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探讨肝癌肝移植术前及术后 18F-脱氧葡萄糖(FDG) PET/CT代谢负荷参数变化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0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术前、术后均行PET/CT检查的肝癌肝移植患者92例。依据多维尔标准将病灶分为PET阴性、弱阳性、强阳性。测量或计算肝癌病灶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瘦体标准摄取值(SUL)，肿瘤代谢体积(MTV)，计算肿瘤-纵隔摄取比(TMR)，肿瘤-正常肝摄取比(TLR)，糖醇解总量(TLG)，摄取总量(UVP)等代谢参数，分析其与复发的相关性，并分析了多维尔评分与代谢参数的关系及术前及术后代谢负荷参数的变化特征。 结果:30例未复发组术前PET的多维尔评分分别为3、4、5分的例数分别为16、7、7例。62例复发，术后复发时间(10.90±10.30)个月。代谢体积参数MTV，TLG，UVP-M, UVP-LB在复发转移组明显增高( P<0.05)。肿瘤多维尔评分较低者肝移植术后预后良好，肿瘤Deauville评分4～5分为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5分的高于4分的代谢参数。复发组的代谢负荷参数高于未复发组。复发组术后复发灶MTV、TLG、UVP-M, UVP-LB低于术前水平。而SUV max、TMR、TLR、SUL与术前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肝移植术前应精准评估PET/CT多维尔评分及代谢负荷参数，对于高代谢负荷参数患者，术后应早期行PET/CT检查以提高复发及转移的检出，及时进行相关治疗。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疗效。方法:以湖南省儿童医院1例因胆道闭锁、胆汁性肝硬化接受血型相合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AMR的7月龄患儿为研究对象。该患儿肝移植术后一直使用他克莫司+泼尼松二联抗排斥治疗，术后1个月内出现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肝功能异常，行移植肝穿刺活检，完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检测，并予血浆置换治疗。结果:肝穿刺活检结果提示急性排斥反应、补体C4d染色阳性，结合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Ⅱ类特异性抗体阳性这一结果，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确诊后予甲泼尼龙静脉冲击+静脉丙种球蛋白+吗替麦考酚脂口服治疗，并调整相关免疫抑制药物剂量，效果不理想，后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每2日1次，共5次，治疗1个月后患儿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随访3年，复查过程中行移植肝穿刺活检5次，显示排斥反应逐步减轻，肝功能基本维持正常，未出现AMR复发。结论:血型相容的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也可发生术后AMR，确诊后尽早联合血浆置换辅助治疗可能更有利于肝移植术后急性AMR的恢复。

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 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 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5， 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37， P＝0.020)。 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目的:总结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的诊治经验。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普外科及心内科的20例先天性门体分流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5例。肝外门体分流9例，肝内门体分流9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2例。4例患儿合并先天性心脏病，2例合并肝脏良性肿瘤。治疗方法采用血管内介入、手术结扎、介入与手术结合以及肝移植。分析患儿围手术期及术后随访的临床数据。结果:介入封堵分流以及手术结扎共14例，肝移植手术6例。9例肝外门体分流中，门腔分流6例，门-左肾静脉分流2例，肠系膜下静脉与髂内静脉分流1例。其中，6例一次手术结扎，2例延迟分次结扎，1例肝移植。9例肝内门体分流中，单纯封堵3例，手术结扎2例，手术加封堵1例，肝移植3例。2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均行肝移植。所有患儿术前症状均得到改善，1例肝移植术后出现脑出血。随访2~82个月，没有死亡病例，患儿生长发育较好。结论: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应按个体化方案进行治疗，血管介入治疗为首选方式，手术结扎也是重要手段，特殊病例最终需要肝移植。

目的:总结多囊肾合并多囊肝受者肾移植术后肝内囊肿反复感染接受肝移植的诊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收治的1例多囊肾合并多囊肝患者肾移植术后肝内囊肿反复感染行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受者为男性，60岁，31年前发现多囊肾合并多囊肝，2年前因肾功能衰竭(血肌酐700 μmol/L)开始规律接受血液透析，15个月前(2018年3月20日)接受右肾切除术，并于9个月前接受肾移植。受者应用巴利息单抗行免疫诱导，免疫维持采用他克莫司＋麦考酚钠＋醋酸泼尼松。术后移植肾功能稳定(血肌酐在120～150 μmol/L)，术后2周顺利出院。6个月前，受者反复因高热伴左侧腰痛等症状入院，经与感染科、肝胆外科、呼吸科等相关科室会诊，考虑肝囊肿反复感染，决定行肝移植。肝移植术中病肝内可见多发囊肿，囊腔内大量脓性粘稠物质。术后感染得到迅速控制，移植肝功能良好，移植肾功能稳定，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截至末次随访，移植肾和移植肝功能均正常。结论:肾移植术后对于多囊肝囊肿感染的处理，抗生素联合适当外科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反复感染，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的受者，应考虑行肝移植术。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分布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识别高危患者，减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年2月至2020年9月接受肝移植手术的18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0例，女性37例，年龄(50.6±9.6)岁。采集多重耐药菌感染相关数据，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87例肝移植患者中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39例，其中9例死亡与其直接相关。肺部感染最多见，占82.1%(32/39)；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是最常见菌株，分别占46.8%(36/77)和41.7%(32/77)；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48h( OR＝3.430，95% CI: 1.124~10.467， P＝0.030)、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7 d( OR＝9.013，95% CI：3.054~26.594， P<0.001)是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拔除气管插管、尽量缩短ICU留置时间对于降低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风险非常重要。

目的:探讨同种原位肝移植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纯合型或复合杂合型患者血清胆固醇及生长发育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9年8月至2021年8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进入罕见病数据库并进行同种原位肝移植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纯合型（HoFH）或复合杂合型（cHeFH）患者。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临床表现、影像学结果、降脂治疗方式、血脂水平及基因检测结果数据，分别计算出生时、移植时、移植后1年和2年的年龄身高Z评分（HAZ）、年龄体重Z评分（WAZ），并采用 t检验评估肝移植术前后血脂水平及生长发育Z评分变化。 结果:本研究纳入HoFH或cHeFH患者5例，其中，女性2例。中位年龄为10岁（6~22岁），中位随访时间为28个月（24~33个月）。在同种原位肝移植术前进行了可耐受最大剂量降脂药物治疗和低盐低脂饮食方案至少3个月后，总胆固醇（TC）平均水平较未治疗前下降27%，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平均水平下降21%。肝移植后1个月TC及LDL-C平均水平分别下降了68%和76%，肝移植术后24个月的LDL-C水平已从术前未经任何干预的（17.1±1.6）mmol/L下降至（3.0±0.7）mmol/L，并保持稳定。与肝移植术前未干预相比，血清甘油三酯（TG）水平在进行最大药物剂量及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后降低［（1.88±0.27）mmol/L比（1.12±0.55）mmol/L， P=0.031］，同期HDL-C水平也明显下降［（1.95±0.49）mmol/L比（0.95±0.30）mmol/L， P=0.006］，而TG及HDL-C在肝移植术后共随访24个月期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患者术后未再进行任何降脂治疗。术后1年及2年WAZ和HAZ与中国同年龄阶段儿童标准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无营养不良和生长发育迟缓表现。 结论:早期同种原位肝移植对极高LDL-C水平的HoFH或cHeFH患者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