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烟雾病患者CT灌注和DSA侧支代偿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影响其大脑半球灌注的危险因素.方法 研究纳入115例成年烟雾病患者,共230个大脑半球,收集其DSA和CT灌注数据.ASPECTS分区用于划分大脑区域,对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和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这4项灌注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评分,并对DSA显示的脑血管侧支代偿进行评分.对4项CT灌注血流动力学指标和DSA侧支代偿评分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在115例烟雾病患者中,MTT评分(r=0.41,P＜0.01)与DSA侧支代偿评分呈正相关.DSA侧支代偿评分(β=0.31,P=0.02)、性别(β=1.20,P=0.01)、临床分型(β=2.94,P＜0.01)和卒中史(β＝-1.19,P=0.02)是脑灌注改变的独立影响因素,女性患者的灌注优于男性患者(P=0.02),出血性患者的灌注优于缺血性患者(P=0.01),无卒中史的患者灌注优于有卒中史的患者(P=0.03).结论 DSA侧支代偿评分与MTT评分相关.DSA侧支代偿评分、性别、临床分型和卒中史是大脑半球灌注的独立影响因素.在评估旁路血管、新血管形成和术后预后时需要注意CT灌注.

目的:探讨股腘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中膝周肌瓣构建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患者术后人工血管闭塞后膝下血供的代偿作用。方法:回顾性描述性研究。选取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血管外科2012年6月—2020年7月ASO患者31例，其中男22例、女9例，年龄52~87（72.3±3.6）岁。均为单侧肢体病变，左侧14例、右侧17例，Rutherford分期3级以上，踝肱指数（ABI）为0.32±0.13。均行股腘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术治疗，术中将离断的腓肠肌内侧头与同侧的半膜肌、半腱肌及缝匠肌瓦合叠加缝合，以膝周肌瓣构建侧支血管。术后，在超声检查人工血管闭塞（无血流信号）后，观察患者肢体缺血情况，同时观察并比较患者手术前后ABI；出院时按照Rutherford标准评价患者手术疗效；随访期间观察并统计患者截肢率，观察成功保肢患者的生活状态。结果:31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无围术期死亡患者。术后1周ABI为0.58±0.19，高于术前的0.32±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2， P=0.002）。出院时手术疗效评价：显著有效15例、有效10例、无效4例、恶化2例。术后随访6~60个月，平均24.6个月。患者在人工血管闭塞后，下肢虽有一过性疼痛、发凉等缺血症状，但经抗凝治疗症状缓解。术后2、24个月分别有1例患者死于心肌梗死，术后3年1例死于脑梗死，生前均无下肢静息痛症状，可作室内活动；2例因股深动脉多节段闭塞、膝下组织血供不足，分别于术后6、15个月行截肢术，余26例患者成功保肢，随访6个月~5年，均无需行临床再干预，均无静息痛。 结论:股腘动脉旁路术治疗的ASO患者，采用腓肠肌肌瓣在膝周构建侧支血管，在人工血管闭塞后，下肢缺血无明显加重，说明肌瓣构建对缓解患者膝下肢体缺血状态有一定的作用。

目的:评估一期单纯后路跳跃式半椎体（hemivertebra，HV）切除、跳跃式短节段内固定治疗多发性HV所致先天性脊柱侧凸（congenital scoliosis，C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并行一期后路跳跃式HV切除、短节段内固定融合治疗多发HV所致CS患儿13例，男4例，女9例；年龄（3.7±1.2）岁（范围1.4~4.9岁）。选择导致局部侧凸、侧后凸畸形或冠状面偏移的责任半椎体作为切除的目标，先远端后近端分别切除半椎体并水平化固定椎。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前、术后即刻及末次随访时的近端和远端侧凸Cobb角、冠状面平衡、局部后凸Cobb角及脊柱生长高度（近端和远端内固定长度、T 1~S 1长度）的改善情况；同时记录近、远期并发症，包括生长过程中脊柱冠状面（失代偿定义为术后侧凸进展>20°）、矢状面（后凸进展定义为上、下内固定间后凸加重>40°）的再进展情况，以及内固定相关并发症（螺钉切割、螺钉误置）。 结果:每例患儿均切除2个HV，8例（61.5%）半椎体位于脊柱两侧，5例（38.5%）位于脊柱同侧。术后随访时间为（6.2±3.3）年（范围2.0~10.5年）。术前近端侧凸Cobb角和远端侧凸Cobb角分别为36.7°±11.8°和35.2°±7.8°，术后分别矫正至9.7°±6.6°和6.1°±4.1°，末次随访时维持在14.3°±5.4°和8.0°±4.6°，差异圴有统计学意义（ F近端=31.249， F远端=93.830， P<0.001），术后改善率分别为73.6%±19.6%和82.4%±11.7%（ t近端=6.888， t远端=10.954， P<0.001），末次随访时丢失率为15.8%±26.9%和6.9%±7.0%。冠状面平衡术前为（17.2±14.8）mm，术后改善至（-0.2±15.7）mm，末次随访时维持在（0±18.4）mm（ F=4.137， P=0.024）。T 1~S 1长度术前为（256.3±24.0）mm，术后（273.8±27.3）mm，末次随访时增加至（333.2±33.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704， P=0.003），术后较术前略有增加（ t=0.680, P=0.527），末次随访时较术后明显增加（ t=2.986, P< 0.001）。7例患儿术前存在局部后凸畸形，由术前32.2°±13.6°明显改善至术后的6.1°±9.8°，末次随访时为5.4°±10.4°无明显矫形丢失（ F=11.187， P=0.002），术后改善率为93.4%±27.0%（ t=3.355， P=0.004）。6例患儿（46.2%）术后出现冠状面失代偿（21.7°±1.9°），支具治疗后末次随访改善至14.7°±8.9°；2例（15.4%）患儿术后3个月胸椎区域内固定间后凸加重，分别为68°和58°，经过支具治疗后末次随访时分别改善至55°和46°。 结论:后路一期跳跃式半椎体切除、短节段固定术安全且有效，可明显改善幼儿脊柱生长不平衡和局部畸形。中期随访结果显示生长期内冠状面侧凸进展较为常见，补充性支具治疗可进一步控制侧后凸畸形进展。

目的:比较骨支抗方式和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治疗上颌发育不足的骨性Ⅲ类错 的疗效差异。 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正畸科进行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治疗的处于替牙列中晚期或恒牙列早期的骨性Ⅲ类错 伴上颌发育不足的患者26例。患者分为2组（每组13例）：骨支抗方式组使用骨支抗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装置进行矫治，其中男性4例，女性9例，年龄（10.2±1.7）岁；牙支持方式组使用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装置进行矫治，其中男性5例，女性8例，年龄（10.1±1.0）岁。于矫治前后头颅侧位X线片上测量矢状向线性指标［Y-Is距和Y-Ms距（分别为上切牙切缘点、上颌第一恒磨牙近中接触点至垂直参考轴的距离）、上下颌磨牙相对距离、前牙覆盖等］10项、垂直向线性指标［PP-Ms距（上颌第一恒磨牙近中接触点至腭平面的距离）等］6项和角度指标［SN-MP角（前颅底平面与下颌平面相交的上外角）、U1-SN角（上中切牙长轴与前颅底平面相交的下内角）等］8项，于矫治前后锥形束CT上测量冠状向指标（上颌左侧和右侧第一磨牙倾斜度等）6项；计算矫治前后前牙覆盖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和牙性效应占比。比较各指标矫治前后变化量的组间差异。 结果:矫治后两组前牙反 均解除，磨牙建立中性或远中关系。骨支抗方式组Y-Is距、Y-Ms距、上下颌磨牙相对距离的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3.23±0.70）、（1.25±0.34）和（2.54±0.59）mm］均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分别为（4.96±0.97）、（3.12±0.83）和（4.92±1.35）mm］（ t=-5.92， P<0.001； t=-7.53， P<0.001； t=-5.85， P<0.05）。骨支抗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4.45±1.25）mm］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6.14±1.29）mm］（ t=-3.38， P<0.05）；骨支抗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占80%，牙性效应占20%；牙支持方式组前牙覆盖矫治前后变化量中骨性效应占62%，牙性效应占38%。骨支抗方式组PP-Ms距矫治前后变化量［（-1.62±0.25）mm］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2.13±0.86）mm］（ t=-15.15， P<0.001）。骨支抗方式组SN-MP角、U1-SN角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0.95°±0.55°、1.28°±1.30°）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1.92°±0.95°、7.78°±1.94°）（ t=-9.43， P<0.001； t=-10.04， P<0.001）。骨支抗方式组上颌左侧和右侧第一磨牙倾斜度矫治前后变化量（分别为1.50°±0.17°、1.54°±0.19°）均显著小于牙支持方式组（分别为2.26°±0.37°、2.25°±0.35°）（ t=6.47， P<0.001； t=6.81， P<0.001）。 结论:骨支抗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能减少传统牙支持方式快速扩弓联合前方牵引时发生的上前牙唇倾、前牙覆盖增加、磨牙前移伸长颊倾以及下颌平面角增大等不利的牙齿代偿效应。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花费等特点，在时间窗内进行早期静脉溶栓、血管内治疗（endovascular treatment, EVT）以及开放侧支循环是实现AIS血流再灌注的三大主要方式。根据侧支循环代偿情况调整时间窗，提出了组织窗的概念，这是卒中再灌注治疗的一种模式转变 [1]。研究发现，侧支循环状况是AIS预后的预测指标，血管开通率及预后与侧支循环状况密切相关 [2]。近年来多项研究推动了血管再通时间窗的延长，特别是超过时间窗无法静脉溶栓（醒后卒中）的AIS患者，侧支循环评估对于静脉溶栓和EVT的实施和预后评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4]。

血管开通治疗是目前被广泛证实急性缺血性卒中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血管内取栓治疗临床研究结果得到公布及推广，大大改善了这类患者的神经功能。但研究数据及临床实践发现，尽管大血管成功再通［公认的评估改良脑梗死溶栓（mTICI）分级在2b/3级以上］，仍有近一半的患者临床结局不良，称为“无效再通”。相关原因及机制复杂，可能与侧支血管代偿不良、微血栓形成、远端小血管再闭塞等有关。其中最重要的病理生理改变是虽然大血管开通，但脑组织的灌注不良，即“无复流现象”。要关注血管开通并发症的管理，如出血转化、高灌注综合征、血管再闭塞甚至手术相关并发症（动脉夹层、造影剂诱导性脑病）等，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具有多靶点保护作用的药物联合血管开通治疗策略。本期重点号围绕这个问题组织了相关的原创性研究和综述进行分享，目的是提出临床问题，希望同行关注“无效再通”，探讨相关机制及未来的预测干预策略，为进一步改善急性卒中患者预后提供更多的选择。

根治性手术切除改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预后，门静脉栓塞可使拟保留侧肝体积代偿增大，降低术后肝衰竭的发生。本例患者男性，59岁，初步诊断肝门部胆管癌，Bismuth-Corlette Ⅳ型。术前采用MRI、三维重建等影像学精准评估残肝体积不足，先行门静脉右支栓塞后左肝代偿性增大，再行根治性手术，术中应用超声引导胆管离断，术后病理胆管中分化腺癌，治疗后顺利出院。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cirrhotic portal hypertension，CPH）是肝硬化失代偿期表现，临床上以腹水、门腔侧支循环形成、脾功能亢进及脾大为典型症状。近年来，CPH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CPH的治疗也逐渐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为进一步探讨CPH的诊疗方案。现简述CPH的病理生理机制及诊断，并就CPH的治疗现状及内外科治疗新进展作一综述。

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神经内科收治的47例经数字血管减影术（DSA）证实存在双侧椎动脉重度狭窄/闭塞患者的临床资料及侧支循环代偿特点。其中男41例，女6例，年龄（62±7）岁。颅内外共存在8种代偿途径，颅内以后交通动脉为主（21例）、颅外以颈深动脉侧支为主（16例）。不同部位病变启动的代偿途径不同，对于此类患者进行DSA评估，有助于患者预后判断及个体化治疗方案选择。

目的:探讨血流调整及血流重建治疗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9年8月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20例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最大直径≥2.5 cm)患者(共20个动脉瘤)的临床资料。术前行头颅CT血管成像(CT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球囊闭塞试验、脑灌注成像并综合评估后选择相应的手术治疗方案。20例患者中，接受单纯颈内动脉结扎术2例，单纯颈内动脉缩窄术11例，高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结扎术2例，中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结扎术1例，低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缩窄术4例。术后定期随访并复查头颅CTA或DSA，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预后。结果:20例患者中，术后动脉瘤消失5例，体积缩小11例，大小无变化4例。术后3例患者出现局灶性脑梗死。18例获得随访，2例失访。影像学随访时间为(7.8±3.0)个月(3~12个月)，其中动脉瘤消失7例，体积缩小9例，大小无变化2例。临床随访时间为(46.3±16.3)个月(20~85个月)，至末次随访，16例患者的术前症状消失或好转，2例症状无改善。末次随访mRS：0分9例，1分8例，3分1例。结论:血流调整联合血流重建是治疗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的有效方法。根据患者的侧支循环代偿情况采取个体化手术方案，能够获得较好的预后，且并发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