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通过对党参等9种试点食药物质开展消费状况调查,为完善食药物质安全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于2019-2021年在广东省抽取19个地市调查点,选择18岁及以上有传统煲汤料等地方特色食品食用习惯的健康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食物频率调查法收集调查对象过去12个月9种试点食药物质等消费状况.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6 233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49.2％、女性占50.8％.调查人群中,9种试点食药物质的消费率为0.8％～55.3％,消费率从高到低分别为:党参55.3％、黄芪47.4％、西洋参41.5％、灵芝30.0％、铁皮石斛(干)24.1％、天麻16.0％、铁皮石斛(鲜)4.8％、肉苁蓉2.6％、杜仲叶1.3％、山茱萸0.8％.消费人群中,9种试点食药物质以不直接食用为主,占比为82.6％～95.1％,每月消费频率均值为每月0.8～2.2次.9种试点食药物质干品每次消费量均值为每次7.4～11.9g,铁皮石斛(鲜)每次消费量均值为每次41.9 g.结论 广东省19个地市18岁及以上人群9种试点食药物质消费率差异较大,党参、黄芪等消费频率较高,建议针对食药物质用法、用量进一步科学评估,对居民做好正确食用的科普宣教.

本文以平行病历的形式，从医生、患者和家属的不同角度，生动地记录了临床工作中的几个温暖片段，强调了医生和患者之间互信、互助、互爱的重要性，凸显了医患共决策在疾病诊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儿童青少年近视是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加强眼健康科普教育，提升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管理水平，改善眼健康行为，是有效降低近视发病率最根本、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科普基地化教育模式是以医院专业技术为支撑，整合社会科普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医院之间的协同合力，共同做好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管理工作。该模式以温州医科大学眼健康科普馆建设实践为起点，以科普展教、互动体验、信息化平台建设、分层分级培训等方式逐步实践，实现了全国眼健康科普基地化教育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未来的恶性肿瘤防控工作应继续坚持预防优先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实施一级预防相关举措。预防对减轻中国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的恶性肿瘤负担尤为关键。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社会通过烟草控制、改善职业卫生条件以及疫苗接种等一级预防措施，显著降低了相关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中国也在云南省宣威市、江苏省启东市、河南省林县等特定地区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一级预防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中国居民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系统性认知水平偏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不足，当前亟需创建新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揭示恶性肿瘤病因并建立人群层面及个体层面的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新机制和新体系。基于当前癌谱转变与数字化发展的现状，建立一个可以覆盖全民的集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权威科普宣教、个体化风险评估与自我健康管理助手于一体的癌症一级预防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对提升中国居民恶性肿瘤一级预防能力将大有裨益，并能助力中国恶性肿瘤防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总结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防护和消毒相关舆情的发展趋势及特点，从舆情角度探讨了疫情防控中健康防护和消毒工作取得的经验与不足，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加强重点场所和单位的健康防护和消毒工作；开展健康防护和消毒效果评价及病毒在环境中的传播机制研究；建立专业的健康防护和消毒应急科普机制和信息发布渠道；加快疫情相关健康防护和消毒标准的制修订。

目的:聚焦新时期医学高等院校科研宣传管理，分析当前工作中的做法与问题，思考医学高等院校科研宣传如何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和数据统计，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对科研宣传工作梳理总结，对医学院校进一步做好医学科研宣传提出建议。结果:加强医学高等院校科研宣传是国家发展战略、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医学部能够顺应新发展要求，在科研宣传中从内容、选题、人物、平台等方面扎实推进，但在发挥管理合力、基础研究成果科普、社会影响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结论:科研宣传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建议从完善管理模式、加强正确导向、提升内容质量、树立品牌思维、善用融合传播等方面，更好地发挥科研宣传在医学院校科研管理中的促进作用，推动医学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

2024年我们面临的健康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伴随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改变，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成为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针对我国慢性病影响人民健康的巨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慢性病的综合防控战略。在学习了国家一系列政策文件后，笔者结合在临床一线工作40年的诊治经验，以及近20年间探索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整合，推动医疗与预防融合方面的体会，撰写此篇随笔与读者分享。

科普工作是国家主动健康的重要举措，影像科普方兴未艾，需要有效组织，顶层设计，明确目标，优选内容，以丰富形式呈现给大众，广泛传播影像学技术在诊疗全流程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影像技术普及率，提高影像诊疗使用精准度，强化影像影响力。

开展医学科普是提升健康管理水平、促进人民健康的基石。本文对新时期医学科普面临的新背景、新机遇和新挑战进行分析，结合江苏省苏州市医学会医学健康科普的实践，探索思考行业学术团体在“主动健康”视域下开展医学科普宣传的新路径、新方法。医疗卫生行业学术组织应立足“大科普”，从体制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激励保障举措的生根落地等方面积极探索，垂直细分受众，打造精品科普项目，跨界融合创新，引入社会资本，增强医学科普特色和活力，增加百姓健康获得感，夯实开展健康管理的群众基础，提升整体社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理水平。